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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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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的是“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1973年10月开始运作，可是到1974年1月1日才正式宣布成立。办公地点回到了农林部。该部部长沙风本来是军代表，现亦兼管知青办公室，而主要负责人则是于驰前、张亚群和顾洪章。奇怪的是这个领导小组办公室像一个虚无机构的办公室那样，运作了两年半＇ 这种状态令大部分中外研究该题材的专家都迷惑不清了。即使刘小萌也被各种互相矛盾的资料弄糊涂了，以为“小组”从1973年10月起就存在了；见刘小萌，前引，页382。我们认为似乎应该相信顾洪章所说的，他本人就在政府的知青办，官方对下乡运动态度的微妙变化，他比较捉摸得清。有关运动的领导及办事机构的历史演变，见顾洪章等，《始末》，页244…250。＇。1973年会议期间周恩来指示要成立这个领导小组。1975年8月至9月国务院知青办在长春召开座谈会，会上再三提到尽快成立中央知青领导小组。后来，到了1976年4月沙风递交的一份报告中又再一次谈到成立小组的问题。我们下面就会谈到，这最后一次终于收到成效。
从浪漫到现实：株州模式的推广及生活条件的改善
中央政府老是反复多变，多半是跟实干大管家与空想理论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关，尽管如此，从1973年起，下乡运动的组织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各级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相继成立，各省市订立出1974…1980年的规划。在这方面，以致其他方面，最值得借鉴的当推湖南省株洲市，1974年6月被树立为全国模范。这个城市创立出一个协调机关，专门在城市的工厂与农村的组织之间建立一种永久性的联系。这样制度化了，就可以迫使干部更多地关心下乡运动。1974年下半年，在各省召开的工作会议期间，全国上下都研究了株洲“经验”＇ 关于这个典型，见刘小萌，前引，页423…434，及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225…126。＇。一再强调这个“经验”其实就是意图将1968年的“运动”固定下来，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纲要”＇ 有关1973…1974年间所采取的所有措施，见T。 Bernstein，前引，页143…171。＇。
大力强调组织的重要性肯定是想一箭双雕：改善知青的生活条件，同时能更有效地管治他们，这样就可以弱化他们对下乡的抵制、控制他们的异端行为以及减少农村不利团结的现象发生＇ 关于社会控制及离经叛道的问题，见本书第10及11章。＇。从1973年起，就要求地方干部抓紧知青的政治教育。但改变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方式似乎最利于加强控制。根据株洲模式，这些城市青年再也不是分散在村子各处。他们集中在“知青农场”或者是与林、茶、果木有关的“知青林场”。相对于邻近的生产大队及公社，他们的独立程度不一，但无论如何是不相关联的单位。即使在那些没有条件建立“知青农场”（起码需要有地和钱）的地方，也极力提倡把知识青年集中在大“集体户”（由几个已存在的几个小集体户组成）和“青年点”，又称“知青点”＇ 在四川省的一个生产队，索性使用了一个相当露骨的名字：“青年集中居住点”；《人民日报》1975年2月4日第四版。＇。
这样集中起来就容易控制了，另外“株洲模式”还包括下放干部，干部和知青在一起生活，与地方干部合作给他们组织活动。从1974年起，下去了几十万名带队干部，一两年轮换一次，一般的比例是每一百个下乡知青配备至少一名干部＇ 顾洪章等，《始末》，页307。＇。有的地方虽然没有实行这种制度，仍然鼓励集中知青，这就可以指派一个农民或者一个地方小干部作他们的辅导员。总的来说，是要求生产小队、生产大队以及公社的所有干部定期过问关心知青问题，并任命相关的负责干部。
株洲模式能更有效地对付不愿下乡以及非法返城的青年。事实上，动员工作一直都是学校的事，偶尔街道组织从旁协助，只有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施以压力之时，才会求助于父母的单位。然而在新制度下，就变成了直接向家庭施加压力，因为是家长的单位负责动员以及遣送学校挑选出来的下乡知青。单位的控制得到极度加强，那是因为知青回城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这同一个企业单位会不会招聘他。其实，从那个时期起，已经开始发展世袭性的招工制度，我们下面会谈到的＇ 见本书，页144及161。＇。把知青集中起来另立各别单位的做法，当然是与当初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原则相悖的。但是，面对知青要继续在农村生活下去所遇到的不言而喻的困难，乌托邦理想也只得退让三分了。
1973年夏天的全国工作会议的报告承认，有三分之一的知青生活不能自给，40％的住房条件恶劣。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决定采取不同措施增加他们的安置经费。拨给集体用于安置每一个知青的补助费增加了一倍：南方从230元加至480元，而北方则从250元加到500元＇ 在畜牧地区（内蒙、新疆）有700元补助费。但为了在国营农场及军垦农场安置下来已经付出的400元补助费并没有增加。＇。有些青年虽然尽力艰苦劳动，还是非常困难，无法自给自足，这种情况下国家就提供口粮补助。又再次强调城市青年应该跟农民一样同工同酬。另外，把知青集中起来，有了分工，就有利于更好地组织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连同娱乐生活；有人管了，旷工缺勤的现象减少，结果收入就增加了。在卫生医疗方面也得到部分改善，坚持要求照顾女知识青年的生理特点（特别要避免安排她们在月经期间下水劳动）。对以前插队的生活困难的知青，也给予了补助：每人100元口粮补助及200元建房补助，补助经费中预定该用途的那一部分必须得用于给知青建房，不得挪用。然而，即使增加了经费，如果没有地方的金钱及劳动力的协助，住房一样盖不起来。这些房子盖好以后，房权归谁？在某些省份理论上属国家所有，而在其他地方又说是属于地方集体。房权问题不清晰，地方当局对此当然也就缺乏积极性。
除此以外，国家还提供了数额庞大的贷款建立新的知青农场和集体种植场。同时也借助城市单位的力量。株洲模式很重要的一环是将遣送及安置城市青年的大部分责任转移到有关学生家长所属的城市单位。所以是单位跟下乡的地方联系＇ 企业与有关公社建立密切的联系。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挂钩”；见《人民日报》1974年6月2日第一版。＇，特别是赞助新的安置方式所需的建房额外开支。此外，有些家长工作的单位财政上无法提供援助（学校、行政，等），那么大型工厂企业就必须把他们的子女全包下来。
为了增加学习及提升的机会，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专为知青安排函授或工余课程以及编写专为他们所用的课本。在全国会议上众多建议中之一是吸收更多知青进入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地方委员会，以及基层领导机构里＇ 见《人民日报》1973年8月7日社论。＇。传媒反复宣传这个精神，而且在所有涉及知青的报道中都经常谈到有多少知青入了党，入了团，又有多少进入了地方领导机构。不过这类机会仍然是很有限的。根据知青办公室发布的资料，知青中党员的比例是在1％到1。5％之间，团员的比例在20％到30％之间，进入领导班子的在2％到4％之间＇ 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全国城镇 》，页56…57，援引在刘小萌，前引，页865。＇。
在全国会议上还公开讨论了特别令人焦虑的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的安全问题。大会一致同意有必要惩办那些迫害欺压知青的罪犯，所以分别在1973及1974年给一批干部定了罪判了刑。周恩来和另外几位高级领导亲自提出建议，把对知青施以酷刑的两个云南兵团军干部以及另外两个奸污迫害几十个女知青的黑龙江兵团军干部判处死刑，并且在大会后立即执行。跟着的几个月里各地还公开判处了一批＇ 刘小萌，前引，页394…401；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15…119。＇。集中知青并派带队干部，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城市青年，避免地方干部滥用职权胡作非为。然而，儆戒性的惩处并没能解决问题。一方面，事实上，当时的司法制度几乎荡然无存，同一地区的干部总是互相包庇的；另一方面，地方干部掌握着知青命运，决定他们能否返城，新措施并没有削弱这些干部手中的大权。1974年揭发的敲诈勒索案有增无减，在上述那种情况下，实在是不足为奇，因此在那一年又掀起一场新的严惩打击运动，又有一批干部判处死刑。1974年起，有关部门把知青揭发的迫害事件以及“非自然死亡”的个案（似乎是意外或他杀引致）作了详细记录。虽然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但那些令人愤慨的事件在全国会议之后并没有消失。根据知青办的官方统计，仅1976年就揭发出1万桩迫害事件（其中奸污女知青占大多数）。同一年，记录有4970件知青“非自然”死亡个案，占总死亡人数的73。5％＇ 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全国城镇 》，页70…71，援引在刘小萌，前引，页864。＇。
1973…1974年期间，下乡运动经历了一场不像1968年似的彻底的改革，但至少是为了适应社会要求才进行的调整改良。很明显，中央及各省市政府提出的种种建议在农村都不太见成效，而机制的改革只是逐步地在全国展开。比如说，株洲模式还远未被广泛接受，得慢慢来。从1974 到1978年，知青农场及知青队只接纳了全部新下乡知青的20％多一点儿＇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不论怎么说，1973年以后的下乡运动有新的政策，为了继续运动就必须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不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而且还是一笔经济账。事实上，这场运动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城市企业单位来说，都是相当昂贵的。如果改变成本利润之间的平衡，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它本身的前途。国家直接拨付用于下乡运动的经费逐年增长：1973年4。79元亿元，1974年8。44亿元，1975年9亿元，1976年打破纪录达到10。7亿元＇ 见顾洪章等，《始末》，页309。＇。
1973年夏的全国会议颁布了相当详细的规则厘定哪些青年可以留城或返城。对身患疾病或者经济条件极度困难的特殊情况应另外考虑，从此每个家庭均有权留一名子女在身边。这不能说那是一项全新的政策。其实，有些省市早在1971…1972年就公布了类似的条例。1973年的规定还给负责决定知青下乡及回城的干部一定的决策空间，尤其是在如何界定健康问题或者经济困难问题上。不管怎么样，官方正式承认家庭的需要，以及社会不可能将所有青年都送下乡的现实，就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进步。这也意味着，从今以后分配工作所遵循的原则不仅仅是“国家需要”了。然而，一些极端主义分子从来都主张尽可能地全面推广下乡运动，承认特殊情况的存在无疑令他们大为不满，又一条毛派原则在工作会议上被放弃了。根据上海报纸报道，一位上海女青年的兄弟在某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完成任务”时牺牲了，而她只有这么一个兄弟，她说：“我哥哥在农村接受的再教育不能替代我自己的再教育。我哥哥在农村干过革命的事实也不能就说明我该过舒适的生活”＇ 上海电台广播，1973年10月15日，刊于SWB，1973年10月19日。＇。这其实是“上海派”对发布的政府政策的一种隐晦的批评，不过没有引起公开斗争。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1976年，事实上，分歧并不排除某些妥协。虽然1973…1974年间运动经过检讨重审，但官方的口径没有改变过。全国会议的报告仍然把下乡运动说成是“反修斗争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步骤”及“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培养千千万万接班人的一种手段”。理论上，没参加过生产劳动而进入高等学校依旧是不可能的。在宣传上，新建议是作为实现原定目标的先前任务提出的。比如，一律到郊区公社去下乡插队并不算是给缩小城乡差别的雄心壮志浇冷水，而是朝城乡差别的缩小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工厂与公社、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有了更密切的联系＇ 《人民日报》1974年6月12日第四版。＇。
因此，新的下乡运动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同时考虑到毛对意识形态的要求，温和派对合理组织的忧虑，还有社会上对运动的不满情绪。当然，这不能化解人们唾弃这场运动的根本原因，但却能消解抵制运动的力量。新运动掀起的时间与党内两大派的相对休战期恰好一致，这一时期形势的最高峰就是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会上周恩来宣称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有改善，完成了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见中共十大报告，刊于Pékin Information，1973年9月10日，页25。＇。
领导人们对运动又重新关注起来的结果是下乡人数大增：1973年有890；100名知青下乡，而1974年上升到1；724；800名。组织与计划得到改善，就可以调节下乡的人数，下列三个年份的数字显示出与1974年相比，没有很大差距：1975年2；368；600名，1976年1；880；300名，1977年1；716；800名＇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因此可以说，在这一期间，全国会议制定的计划，总的来说是照办了，甚至还有些微超额。本来预计从1973到1980年下乡1300万知青，平均每年160万。事实上，从1973到1977，平均下乡人数已经达到每年170万。然而，计划制定者怎么也想不到，从1978年起，他们的计划会完全失效。本来预计在这个时期从已实行过这种大规模移民的大城市遣送131万知青到外省去。黑龙江省当时就同意接纳50万上海青年。但这个计划没有了下文，那个时期全国这类跨省下乡的总数超不过8万。实际上，想让知青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已经是越来越难了，另外政府也承认有些地方是一厢情愿把他们送去边远地区，丝毫不考虑当地的接待能力。 华国锋在1973年曾经透露：7000名到贵州下乡插队的上海知青中，就有6000名跑了回来，原因很简单，那儿吃不饱＇ 刘小萌，前引，页391，注释1。实际上，有1万多上海人去了贵州；见顾洪章等，《始末》，页305。＇。从1974年起，因株洲模式占尽优势，所以到城市郊区去下乡就越来越普遍。
这个时期遣送下乡取得的“成绩”在我们的曲线图上一目了然，显示出的是第二个高峰＇ 见本书图表1，页191。＇，但付出的经济代价不容忽视，上文已经谈过。其实，当时运动已经悄悄地逐步由终身下乡制向轮换制过渡。对这个问题，全国会议没有明确的指示，不过在会上代表们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一部分赞成大多数知青实行轮换制，因为比较合理也比较容易为人接受；另一部分则坚决反对，认为这样经济代价太大（安置费只是给知青在乡下过一段时间，太不值，而且得进行两次职业培训，到了农村是第一次，返城后还有一次）。反对的代表建议下乡人数少一些，但应该是固定永久的。全国会议明确规定准许在下乡知青中招工征兵。在这种情况下，回城的人数明显地增多了，当然还没有下乡的多，不过已经足够提高返城的百分比（从1962年开始计算），1973年底是42。9％，1976年底上升到48。1％＇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111。见本书图表2，页192。＇。许多省份已经开始尝试轮换制，因为动员工作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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