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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诸神:现代尤的奇怪崛起-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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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让我解释我是谁，我想要问他什么问题。我告诉他，我是一名英国记者，在印度生活了许多年，我的妻子普莉娅也是印度人。我想知道为什么印度对如此多的外国人有如此强大的精神感召力，而我却感受不到这种力量。我没有说的是，在我看来，几百年来印度一直生活在西方人强加于它的“精神圣殿”的重轭之下，印度人也早已习惯于草草应付西方人的这种期待，只是有时会稍加点缀而已。几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期间，许多印度人或多或少将印度视为独一无二的超自然文明体。较之许多殖民统治者的蔑视态度，大多数印度人当然更愿意接受这样的自我形象。曾制定印度第一部刑法典的麦考利勋爵（LordMacaulay）曾写过一段引起公愤的话：与西方人的成就相比，整个印度的文学与哲学全都不足挂齿。温斯顿？丘吉尔的评价则更为恶劣，他说，印度“是一个有着野蛮宗教的野蛮国家”，“就像赤道那样，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1更不幸的是，持这种想法的人还不在少数。
与此相反的则是另一派同样具有代表性但根基更为深厚的观点。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eMalraux）写道：“印度在梦想和时间上与我们相距遥远，它属于我们灵魂所附的古老东方。”2与他持相同见解的大有人在，德国哲学家阿瑟？叔本华（ArthurSchopenhauer）曾说，基督教的《新约》应该来自印度，因为这个国家有着人类最温雅和善的文明。3如果要在麦考利和马尔罗，或是丘吉尔和叔本华之间做出选择，人们自然会选择马尔罗和叔本华。虽然在过去的250年中，西方学术界对印度有过许多公允的评价，但是普通西方人的看法仍分为两派，或不屑一顾，或充满浪漫幻想，这样的看法延续至今。印度人大多倾向于浪漫派。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曾写道：“在印度有很多人津津乐道于欧洲人对印度的浪漫诠释或赞扬，这是因为长期的殖民统治极大地摧毁了人们的自信心，故而对这样的评价尤为喜欢。”而这样的想法不只限于欧洲人，也绝非属于遥远的过去。当阿玛蒂亚？森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来到哈佛大学后，他发现在著名的“哈佛书店”中，所有关于印度的书都被放在“宗教”栏目下。4
安德烈自然同意后一种观点。然而我最想问他的是，他对印度的这种纯精神化的看法是否因为印度有如此众多的贫困人口而动摇过。每一个到印度的人都不难发现它浓郁的宗教文化与骇人的贫困景象并存。在印度，敬神与渎神似乎总是联系在一起。一些印度哲人将贫穷归因于人们在前世犯下的错误。灵魂转世的信条则似乎可以让人们忽视现今的贫穷悲苦，甚至成为一些人安于贫困的精神支柱。面对身边四处可见的贫困景象，安德烈真的可以不为所动吗？他望着我，有些恼羞成怒，“印度是最富有的国家，只有印度才能理解物质主义的虚幻。”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念头，于是再次强调了这个观点。在如今的印度，崇拜财富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这个国家至少有一半的人在追求财富。“但即使印度拥有了电视频道、手机和其他现代化生活设施，它也决不会滥用它们，沉溺于其中。”安德烈说，“对此我毫不担心，因为这是印度。”
引言（3）
不能简单地将安德烈的这些说法看成是嬉皮士的奇思怪想，或者狂热信徒的胡言乱语。显然，这个法国人研读过艰深的《梨俱吠陀》（RigVeda）、《奥义书》（Upanishads）和其他印度教典籍，他不是嬉皮士，也不是西方人眼里那种信徒。他的信仰里没有狂热、最后审判日以及虚妄的幻想。大多数奥罗新村人既不饮酒也不吸食大麻，他们不需要遵循任何具体的信条或教义。他们只需要认同印度对未来世界有着独特的哲学和道德重要性，这也是许多印度人认同的观点，无论他们有无文化修养。
虽然奥罗新村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外国人，但在今天的印度，类似的情绪也甚为普遍。同样，安德烈的很多观点，尤其是关于印度超凡脱俗的观点，即便在伦敦诺丁山、巴黎蒙帕那斯区或是好莱坞贝佛利山的聚会中，也会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可。简而言之，一种浪漫精神仍在主导着外国人和印度人自身对印度的看法。实际上，在代表印度的那些传统形象、符号和词汇里，认为印度超凡脱俗的观点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就算那些有意识地拒斥该观点的人，有时也会不自觉地成为它的宣传者。
道别时安德烈拥抱了我。他说，尽管我是英国人，但他仍然喜欢我。他略带歉意地说，绝大部分英国人他都不喜欢，因为他们过去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也因为他们总喜欢显得与众不同，比如靠左行驶和拒绝加入欧洲货币联盟，还因为他们的优越感。他说：“印度将引领世界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每个人都应该明白这点，即便英国人也不例外。”
最近10年来，印度在世人面前树立了全新的形象。这主要得益于信息技术领域和离岸呼叫中心的成功，宝莱坞在海外广受欢迎，无论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印度社团正变得更加富有和显赫。这还得益于1998年公之于世的深思熟虑的核武器计划。单纯从宗教的角度去观察印度会扭曲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进而使我们从根本上误读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件。同样，单纯从这些新形象来理解印度也会产生误读。按照以前的标准，印度的经济的确变化巨大，但这种变化的性质和规模往往被过分夸大了。印度人也养成了过于乐观的心态。例如近年来印度人就普遍认为，他们的国家即将成为超级大国。
也许从另一个角度看印度会更有代表性，也更具启发性，那就是印度根深蒂固但又变动不断的政治文化。20世纪90年代末，鲁伯特？默多克（RupertMurdoch）访问了印度，他此行的目的是考察印度日益增长的英语市场，探讨在印度开办卫星和有线电视合资企业的可行性。在新德里会见了所有的政府部长后，他飞往印度的商业中心孟买，与印度最大的民营企业信诚工业集团（RelianceIndustries）的总裁迪鲁拜？阿巴尼（DhirubhaiAmbani）会面。阿巴尼被誉为是他那一代印度人中最精明的商人，他问默多克在新德里见到了哪些人，默多克说他曾与总理、财政部长和其他官员见面。“噢，你见到了所有该见的人，”阿巴尼说，“但是你想在印度发展，就必须见所有不该见的人。”5
阿巴尼说的实际上是那些腐败的政客（或许还包括一些和他们合伙的政府官员）。在印度，品行不佳的人往往会从政，而正直善良的人在政界成功的可能似乎更为渺茫。在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比尔？克林顿曾提醒自己，“关键是经济，傻瓜”。而在印度，在更多的情况下，“关键是政治，傻瓜”。如果不能正确地理解印度无所不包的政治文化以及政府的作用，你就不可能透彻地领会印度的经济和宗教特性的变化。
许多人预计，印度正奋起成为21世纪的强国，本书将以此为背景，对当代印度做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第一章关注印度发展迅速而又极不平衡的经济，然后评析印度无处不在的政府和主要的政治运动。接下来，我要考察的是反复无常的印巴关系，以及印度对本国穆斯林的暧昧态度，同时分析它在美、中、印三边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三边关系将左右21世纪的世界格局。最后，本书将探讨印度正在经历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它的宗教价值观充分体现出极强的适应力，旧貌换新颜，自我包装成现代的形式示人。在本书的末尾，我将分析印度会如何在以后的岁月中持续崛起，以及此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种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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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大党的精神领袖甘地（1）
在这里，我将简略考察20世纪印度最重要的三个人物产生的深远影响，他们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Nehru）和安培多伽尔（BhimraoAmbedkar）。对印度的国家性质和发展方向而言，即使将印度所有的神灵、软件经理人以及核科学家加在一起，也不及这三个人的影响大。他们三人都与印度的传统宗教角力，其中的两位最终抛弃了宗教，而甘地则善用民众的宗教情感，来实现了印度独立的目的。
1947年8月15日，印度在“午夜钟声”中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获得自由，至今已经历了三代人。1948年1月30日，独立斗争的领导者、印度国大党的精神领袖和战略导师甘地，在前往新德里做晚祷的途中被一名印度教右翼狂热分子南度拉姆？高德西（NathuramGodse）刺杀。然而甘地至今仍然影响着现代印度人的梦想，他成功地领导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彰显出崇高超凡的人格魅力。他仅凭一己之力就使争取自由的斗争深入到广大目不识丁的民众中，激发了他们的积极参与，这种奇迹般的感召力至今仍引人瞩目。甘地用通俗的大众语言改变了这场斗争的性质。最初，这场斗争不过是一群受过英式教育的衣冠楚楚的律师追求的“没有英国人的英式治理”，而甘地将其转变成了全印度人参与的群众运动。
甘地是政治战略和战术大师，这已广为人知。然而，甘地的反物质主义哲学对印度1947年后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却鲜为人知。在许多方面，这种影响历久弥新。社会就像人一样：在童年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件会影响它的性格和决策，即使这些事件已经过去很长时间，其影响依然存在。如果现在甘地转世重生，他必会惊讶于所看到的一切。进入21世纪的印度已经成为一个日益自信、更加物质化和全球化的国家。1991年，印度废除了独立后开始实行的严格的管控制度，即所谓的“许可证制度”（LicenceRaj），对经济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此后，印度经济明显呈上升态势，它在美国和欧洲的软件市场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并开始发展出有能力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制造业部门。印度还获得了向超级大国迈进的军事象征：它的精英阶层公开谈论的已经不是要不要研发洲际导弹的问题，而是何时研发。普通市民，说英语的中产阶级则迅速融入消费文化和品牌文化中，就像追随一种新的宗教。如果甘地泉下有知，一定会深感不安。
与此同时，今天的印度仍有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慢性营养不良儿童（根据联合国的调查数据），它的人口平均寿命和受教育率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差距尤为明显。11亿印度人口，大约有亿人生活在68万个村庄中，其中近一半的村庄没有全天候可通行的道路，大部分村庄没有合格的初级卫生保健中心和小学。将近一半的印度妇女是文盲，而很多所谓识字的人其实只能拼写自己的名字而已。
而印度的精英阶层仍然死守甘地的信条，认为农村应该成为印度社会的主体，这样的信条早在独立战争时期提出，当时是为了扩大独立运动的影响，吸引更多人加入。然而其他许多人，包括印度第一任总理、甘地的继承者尼赫鲁，其实是反对这种见解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印度正在经历缓慢的城市化，城市的不断扩张似乎势不可挡。但是许多甘地主义者仍然认为，农村应该在印度占据神圣的地位，他们阻碍了更好的城市规划。
在给尼赫鲁的一封信中，甘地写道：“我确信如果印度要获得真正的自由，以及世界要通过印度得到真正的自由，那么大家迟早会认可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将生活在乡村而不是城镇，居住在棚屋而不是宫殿。生活在城镇和宫殿里的人们无法和睦相处，他们的生活将暗无天日，只有暴力和谎言。”6在甘地最重要也是今天引用得最广泛的《印度自治》（HinduSwaraj）一书中，他写道：“如果村民们能脱离长期笼罩着他们的贫困，远离文盲状态，那么他们将成为有文化、有教养、自由的公民……遵守道德是为了驾驭心智与激情，这样做即能自省。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正如许多作家所言，印度已达到一种完美境界，无需向别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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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大党的精神领袖甘地（2）
在历史作品中，甘地的这种文化自豪感及其对现代主义根深蒂固的蔑视，机智有力地还击了殖民主义者所谓“愚昧的印度人”的侮辱，同时也鼓舞了民众的自尊。甘地亦擅长于这样的斗争。他出生在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邦，19世纪90年代在伦敦学习法律并取得律师资格。在1913年回到印度之前，甘地在南非已经颇具声望了，他在南非参加了当地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在此过程中被捕。正是在那里他发起了后来在印度影响深远的非暴力不合作抵抗运动。
然而甘地主义不只是独立斗争的战术，它同时也是一种关乎社会组织形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哲学。时至今日，它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印度知识分子的思想。举一个常用不衰的例子，如果不能正确评价甘地对人们经济思想的影响，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当今印度的纺织业严重残缺，始终不能形成与它自身潜力相匹配的规模。每个学习过发展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纺织业在许多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8世纪的英国到21世纪的中国，无一例外。甘地遗留的影响表现在，印度为了保护棉织品而对合成纤维长期实行关税歧视7（但出口需求主要是合成纤维），还有各种阻碍纺织企业超越家庭手工业规模的规章制度，这些都是惩治成功者而保护失败方。
自1991年印度进行经济改革以来，许多政策已经放宽，那些拒绝进一步放宽的政策不是因为甘地主义的影响，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而印度的那些更具活力的竞争者们，尤其是中国，无需与某位现代圣人的思想遗产角力。印度的自由战士萨洛基尼？南度（SarojiniNaidu）曾说：“维持甘地时代的贫困状态让我们代价惨重”，这句话虽然常被引用，但仍值得在此重复，因为它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从甘地那里继承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尊重，这是今天的印度要重新发现并做好的事情，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阐述。
安培多伽尔在印度之外的知名度要远逊于甘地，然而，对数百万的印度人来说，他似乎更为重要。安培多伽尔戴着眼镜的雕像在这块人口密集的次大陆的村庄里随处可见。与甘地不同，安培多伽尔接受现代科学技术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作为第一个得到认可的贱民领袖（贱民过去称之为“不可接触者”现在叫做“达利特”，意思是“被压迫的”或“被污染的”）8，安培多伽尔给印度最边缘的人群带来了第一线曙光，使他们看到了摆脱自己所处阶层的希望。他将印度的种姓制度视为印度社会最大的罪恶，因为它使数百万的人仅因其出生而受到非人的待遇。他给达利特带来的希望远未成为现实，尼赫鲁在独立讲话中勾勒的图景依然遥不可及。但是对于印度近200万贱民来说这已足够，自1947年始，他们开始真正品尝到了自由和自主的滋味，长期以来，他们经历了各种有形无形的压迫，习已经惯于顺从和服从，这样的改变显得不可思议。
安培多伽尔是第一个在国外接受教育的印度贱民，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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