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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性格-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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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先生在写这份上言时，“山人自有妙计”的洒脱已不复存在，悲壮之情，读来跃然纸上。
青衣行酒
公元313年，汉王刘聪在光极殿大宴群臣，命晋怀帝青衣行酒，怀帝的两位旧臣见状，“因号哭”，结果被杀。青衣是仆人穿的服色，晋怀帝以皇帝之尊而从事仆役之事，境况惨极。
东汉任城人郑均，有道行，在群众中威信很高，朝廷屡征不就，汉章帝出巡任城时，住在他家，因赐“尚书”俸禄终身，时人称为“白衣尚书”。“白”是表示平民身份，后来文人自命“白衣卿相”以示*，盖出于此吧。
余在《通鉴》中读到上述两则故事，因对旧时服色作了一番小考。《左传·定公十年》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中国人注重服饰的礼制，渊源久远，且相当看重，把它当作礼的重要表征。古人说，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上称“衣”，下称“裳”，也就是裙子，此制今已不存。
《周易》说：“天玄地黄。”因此，周天子在祭天时，便着“玄衣纁裳”，玄指深蓝近于黑的颜色，纁兼有赤黄之色。此大概为古人讲究服饰颜色之始。黄色作为皇帝垄断的专用颜色，迟至唐朝时才开始，而此前皇帝的服色并不统一。《礼记·月令》记载，天子“着青衣”，所谓青天在上。晋怀帝要是处在周朝，着青衣不但不为贱，反以为贵了。秦时，始皇帝采用“五行说”，认为周朝为火德，秦朝代周，秦为水德，故皇帝的服饰为黑色。汉朝代秦，汉为土德，汉朝皇帝的衣服便是黄色。晋代实行金德制度，以赤色为贵，故晋代皇帝着红袍。至隋朝，文帝、炀帝着黄袍。但此前，包括汉代，并未明令禁止他人穿黄色衣服。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才开始禁止百官百姓穿黄色衣服，因为赤黄近似日头之色，而日是帝王之尊的象征，黄袍遂成为此后历代皇帝的专用之服。
百官公卿章服，《周礼》记载了十二章纹制度，《礼记》也说“天子龙衮”、“士玄衣裳”之类。孔子也曾说“恶紫之夺朱也”（《论语·阳货》），说明当时贵人的服饰已有制度区别。但真正确立章服制度的，是在东汉。东汉永平二年（59），孝明皇帝诏有司博采《周官》、《礼记》等史籍，制定了详细的祭祀服饰及朝服制度，“衣画裳绣，十二章”，章服制度得以确立。十二章纹作为帝王百官的服饰，直至清末，沿用了近两千年之久。
秦之前，政府并没有严格界定庶民皂隶的服色。秦汉之际，才规定说，“庶民为黑，车夫为红，丧服为白，轿夫为黄，厨人为绿，官奴、农人为青”。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又诏定：“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丝，胥使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所以柳诒徵先生说，“衣服之制，别之以色，则起于隋”。
开篇所说的“白衣卿相”之“白”，是针对“十二章纹”而言，意指不加纹饰的衣服，表示没有地位，也称“素”，后人又称布衣。
谢安的闲暇
东晋谢安，小时就了得，朝廷多次让他出来做官，皆推脱不就。平时多花时间读书，或带着歌妓游山玩水，“虽为布衣，时人皆以公辅期之”。到他想出山的时候，年已四十多了。
谢安好声律，就是在守孝期间，也不废丝竹之乐，典型的竹林七贤之做派。江左士大夫极力效仿，遂以成俗。这风俗成的确实不好，后厅挺着死人，前厅却在奏乐，心肝确是大大的坏了。王坦之就苦劝说：“天下之宝，当为天下惜之。”王坦之先拍了谢安一下马屁，说谢安是“天下之宝”，接着就老实不客气了，大家都盯着呢，注意影响。而谢安不吃这一套，该奏乐的还奏乐。
我在想，是谢安在江左开了蔑视礼法的风气，还是魏晋本就有这种风气，而谢安只是不能免俗？细思之，好像两者皆有。因为魏晋清谈不始于谢安，而竹林七贤的视礼法为粪土，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因此，我认为，谢安的开江左不良作风，其罪只是没有尽力加以引导而已。而范晔的祖父范宁数落王弼、何晏之罪，说“蔑弃典文，幽沈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使礼崩乐坏，至今为患，其罪深于桀纣，语气就非常吓人。这么说来，谢安的责任好像又很大。
但谢安不是闲暇得荒废公事，也不至于误国。面对强大的前秦，谢安“兢兢焉为自保之谋，常持戒心，此其所以济也”。他的侄儿谢玄在淝水一线与苻坚鏖战，后方谢安却与客人闲情雅致地下围棋。当捷报传来，谢安轻轻瞄了一眼，便放在一边，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谢安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
等一局下完，转身回内室，过门槛时，不觉屐齿之折。还是高兴坏了，没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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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渔樵评弹（1）
谁动了我的凤凰池
司马光说：“国家选人，先门地而后贤才，这是魏晋的弊政，魏晋几百年间竟无人能改变这种局面。关于君子、小人，并不以身份地位来区别，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可是在当时，连魏孝文之贤，都免不了因袭这一陋习，看来能够明辨是非而又不为流俗所迷惑，确是太难了。”
我不同意司马光的观点。不随波逐流确实难得，“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世间能有几人？而“以今日视之，愚智所同知”的情况，以孝文帝的才智，难道看不出来？我以为问题的根子在于，他不敢也不想去触及那些既得利益集团，那些门阀世族可都是当权者，谁动了他们的“凤凰池”，无疑是自树敌人，自掘坟墓。家国都不保了，改革有屁用。辅佐拓跋珪起家的崔浩，开国元勋，最后却被太武帝拓跋焘（拓跋珪的孙子）灭了全族，原因之一，就是崔浩大整流品，明辨姓族，拿门第开刀，由是得罪于众。崔浩的外甥曾力劝说：“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有几人！宜加三思。”崔浩不听，遂罹祸。
以现今的情形看，明暗两规则，傻子都看得清楚，可是有话语权的都自甘聋哑，都信奉“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一团和气，各守各的“凤凰池”。没话语权的只好装疯卖傻，骂两句以泄私愤。
“凤凰池”典出西晋荀勖。荀勖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宠，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及迁尚书，甚罔怅，人有贺之者，荀勖说：“夺我凤凰池，诸君何贺邪。”
幸福指数
杨坚一统宇内，下了一道太平诏，说：“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很实在的话，没有什么吓人的建国方略，但如能做到，也可以称大治。
中国文化看重心性的修养，修身、齐家，摆在最前面，是做好任何事情的基石。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一人一家快乐平和了，天下国家没有不平和快乐的道理。近日，读卡耐基的书，好打打杀杀的西方人，原也把心性的培养放在第一位。卡耐基说：“生活的快乐与否，完全决定于个人对人、事、物的看法如何，因为，生活是由思想造成的。”他在《改变你生活的九个字》一文中引述说：“能变化气质的神性就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心思，也就是我们自己。”想起曾国藩的一句话：“书味深者，面自粹润；保养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伪为，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验。”
无论中西，学问之最高境界其实是一致的，尽管西人没有“境界”一词。
“从小，我的家人每一天晚上都会从《圣经》里面摘出章句或诗句来复诵，然后跪下来一齐念‘家庭祈祷文’……”卡耐基在《报复的代价太高了》一文中说：“我现在仿佛还听见，在密苏里州一栋孤寂的农庄里，我的父亲复诵着耶稣基督的那些话——那些只要人类存有理想就会不停地一再重复的话：‘爱你们的仇人，善待恨你们的人；诅咒你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的，要为他祈祷。’我父亲做到了这些话，使他的内心得到一般将官和君主所无法追求到的平静。”而在耶稣基督出生前的551年，我们的夫子就已主张“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的，只要人类存有理想，就不能没有“恕道”，“恕”是人生永远不变的最高贵的情操（柏杨语）。然而事实是我们久已没有了我们的圣经。 。。
第三章 渔樵评弹（2）
儒家主张知足常乐，夫子座前大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别人都受不了这份贫苦，颜回却一天到晚乐呵呵。卡耐基同样在西方推介这份快乐活法。叔本华说：“我们很少想我们已经拥有的，而总是想到我们没有的。”卡耐基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剧，所造成的痛苦可能比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和疾病来得多。
“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杨坚的这个太平诏，仿若普天下读书人书房里的座右铭，浓缩了儒学的最精华部分。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幸福指数了。
婚姻自由
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真是各有各的理。古汉语中没有“女”字边的“她”，不利平权，五四之初便造了一个，而古文中通以“姪”称呼侄儿侄女，也不见男子们直呼其冤。
西方国家已发达到两男子可以登记“结婚”了，婚姻至此完全丧失本义，仅停留于法律意义上的两个人的组合，正如组合一支乐队。倘陷于家庭暴力或性格纠葛等诸多因素，婚姻自由确可以还被侵害方以自由身。但目下情势，离婚自由有太过之嫌，结容易离也容易，自由而散漫，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乎？这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汉时的杜钦，说过一句话：“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妇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待于未衰之年，而不以礼为制，则其原不可救，而后徕异态。”他虽是针对嫡庶之间的明争暗斗而言，但较之于今，亦有深刻之意义。给我一箩筐的胆，我也不敢去反对一夫一妻制，这不明摆着欠揍么。我是服杜钦识人性之深，开出的“药剂”也中理。
儒家社会，礼法森严，竟然允许秦楼楚馆存在，先是惊诧，继而也是佩服。礼禁的是缙绅之家，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为众人瞩目，所以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纲纪。而守节也不是一刀切，得由当事人提出申请，报经政府批准，如若不愿，则听任再醮（我们这一代的后人写历史，对此一节误读太多）。秦楼楚馆疏导的是芸芸人性，与其放任自流，不若纳于规范，也少些什么病的背地猖獗。自然，文明社会，我们不应允许秦楼楚馆余孽再现身，也不应支持辜鸿铭的纳妾合理论，但确定一个礼来调节当前的婚恋状态却是必需的，也是当务之急。恋爱自由一过头，多有禁果先食者。家花已无花期在，自不比野花香，婚姻自由恰成另觅新欢的绝好借口。
社会之和谐，首在家事之谐顺上。日暮时分，百鸟归巢，而家事扰怀，殊非平安夜。汉朝匡衡说：“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情性以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又说：“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考诸史实，嫡妻制对女性却是一个绝好的关怀，不至于人老珠黄而横遭遗弃。
文辞欺人
不管什么工作，只要写作班子把总结报告编写得出神入化，领导看了首肯，这项工作就算安全到达陕北了。此种文风之坏，无疑是新生代党八股，我以为比党八股还要恶搞。党八股还只是文章的僵硬、不活泼，而前者却无视具体工作，一门心思只在文句上雕琢，从而益发滋长了弄虚作假的做派。唐朝柳公绰惩治这种风气，只有一个字：杀。
第三章 渔樵评弹（3）
公元823年，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过邓县，有二吏，一犯赃，一舞文，众谓公绰必杀犯赃者。公绰判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乱法，法亡。”竟诛舞文者。蒲松龄在《聊斋》里愤愤地说，国家应出台这样一个法规，凡杀死奸吏的人，不但不应判重罪，反应减刑若干年，因为天下奸吏无不可杀者。当时之人对奸吏痛恨如此。
古来以文辞欺人者，首推谢灵运，次则王维。谢灵运身为东晋元勋之后，袭封国公，刘裕篡晋，他与陶潜走出两条路，陶潜挂冠西去，谢灵运侧身宋朝。及仕途失意，乃兴兵拒捕，作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观其前后所为，并非有忠义晋室之迹，却声称自己忠义，可谓欺人之甚。
王维的遭遇有点像周作人。初为唐朝“给事中”，安禄山陷两都，被迫出任伪职。后作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王维被捕下狱。因为有这首诗，及弟弟王缙的营救，唐肃宗乃特宥之。后来杜甫称赞王维，谓之“高人王右丞”，杜甫之意原是赞叹他的诗画境界，顾炎武却很是不平，说：“天下有高人而仕贼者乎？”顾氏进而将文辞与国运连接起来，“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莫先乎此”。镜者，明辨也。
官员的读书
吕蒙字子明，汝南富波（今安徽阜南）人，打小跟随姐夫邓当在孙策部下效力。邓当死后，他升任别部司马，代邓当领兵。后来屡立战功，历任平北都尉、横野中郎将、偏将军等职。
一天，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身居要职，应该注意多读书。吕蒙和李云龙一样，认为军人只要会打仗就可以了，读什么书，就以军中事多为推脱。孙权对吕蒙的态度很不满意：“我难道要你钻进书堆，当个博士吗？不过是要你浏览书籍，多知道些过去的事情。你说你事情多，难道还会多过我？我就经常读书，自以为大有益处。”吕蒙听了孙权的话，很惭愧，当真开始读书。
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冬，鲁肃接替周瑜出任大督都，路经寻阳（今湖北黄梅），与吕蒙闲扯。越扯，鲁肃越感到吃惊，因为眼前的吕蒙跟过去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他惊奇地对吕蒙说：“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鲁肃这句话在历史上很有名气，接着吕蒙讲出了一句更有名气的话：“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后来吕蒙接替鲁肃统帅吴军，成为一代名将。
这则典故现在也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我读过很多次，每次读都有一种感动。孙权的“但当涉猎，见往事耳”的读书态度，很符合诸葛亮的脾气。
建安初，诸葛亮在荆州，未出仕，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交好，一起讨论学业。石广元他们三人读书，务于精熟，把前代典章制度记得很牢。而诸葛亮读书，拣重要的来看，独观其大略。每天早晚，他们三人都抱着书本死背，而诸葛先生却显得闲暇，常常双手抱着膝盖，在竹林里长吼（长啸，一种养生方法）。诸葛先生一次对他们开玩笑说：“你们三人都可以做到刺史郡守一级。”三人问其所至，诸葛亮笑而不答。显然诸葛先生认为，他们的读书态度作为学者可取，而对于有志从政的人来说，并不可取。
第三章 渔樵评弹（4）
也是三国，另有一则相当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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