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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记忆60年·编年纪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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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和《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
下午4点整，正在忙着搭建地震棚的中国人都收听到了这则播报——搭建地震棚已是一项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政治任务。下午4点06分路透社播报、4点07分是美联社、4点09分合众社、4点15分法新社。
毛泽东主席的追悼大会在9月18日下午3时举行，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发。
20多天后的10月初，北京和上海的民间，悄悄地传递着一句“千万不要往外再传”的话，“四人帮”这个词很快地在人群中嗡嗡地传开。甚至在上海还有人在匆匆忙忙间纠集起一支队伍想去北京支援他们的首领王洪文。这场风波被迅速平息，事实上，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4人被通知开会，随后被一一逮捕，史称“一举粉碎”——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
韩伟与他天津歌舞剧院的同事们激动地上街欢庆游行，这在1976年10月的中国是最为常见的狂欢仪式。游行归来，大家惊喜欢地发现食堂已经为同志们准备好了饭菜和酒。韩伟一改滴酒不沾的习惯，饮酒赋诗。同事们听了马上要他编成歌词。这份歌词被寄到在北京探亲的施光南家里，几天后谱曲完成，施光南这首《祝酒歌》寄给了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
李光羲把庆祝胜利的颂歌唱得登峰造极，在《祝酒歌》中，华丽的装饰音歌唱的是“十月里，响春雷，八亿神州举金杯”，事实的确如此，当时的八亿神州人民全部认同这年10月里的炸雷是一声“春雷”。
这一年是共和国成立26年后的一个拐点，由山呼海啸开始，以大地欢腾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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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77级”的中国
曙 光
万物蛰伏着的初春，万物待醒时的黎明，有清冷的寒意和透彻的暗夜；是清冷不是冰凉，是透彻不是浓黑，都只因为海平面上曙光已现；当阳光穿过清晨的雾霾，光明唤醒了万物，当阳光普照广阔的大地，温暖归于了春天。
1977，“77级”的中国
2008年3月17日，年仅53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而在此之前的几天里，他所在的辽宁省代表团门口一度挤满了记者。这位共和国的副总理于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当时他是安徽省定远县的一名知青。
1977年8月21日清晨，从北京长安街路过的人们都听到了沿途的高音喇叭里的头条新闻：恢复高考。入秋后，26岁的北京起重机厂铆焊工刘源在自已永安里住地不远处，找到一个邮箱，把一个信封上贴有4分钱邮票的信，投给了“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信中，他称收信人为“小平叔叔”并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刘少奇的儿子，当过兵下过乡又进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
10天之后，一封带着处理意见的回函解决了他和另外9名工友高考报名的问题。在高考前一周，北京起重机厂这些青工拿到了1977年北京市高考考场的最后10个考号。
一封信争取来报名资格。政审表上父亲“刘少奇”、母亲“王光美”、本人成份从学生到工农兵占全了，其余各栏如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一律是“众所周知”。这4个字看上去有些情绪，却是事实。10年“文革”，中国人没有不知道这个家庭的。
刘源1978年初收到了“北京师范学院”录取通知时，中国有万年龄大大小小、已经娶嫁生子的中青年人，也交上了好的###，进大学读书。他们是从1966年至1978年13届积累下的570万中国学生中的幸运儿（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恢复高考时，国家允许78届优秀生报考）。
一个非官方的统计表明，当年参加初试人数为1 200万，这个数字与老三届人数相差不多，570万只是最后步入高考考场的数字。这570万人后来有一个大号，叫“77级”。在2007年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时，有人统计过，从1977年至2007年间，高考为国家选材3 600多万人。高考改变了“77级”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1978年3月初，“刘源”们入学报到，在经历了上山下乡后他们看到了雪白的起跑线。
1977年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如果1976年代表着一代人的逝去，那么1977年就是另一代人的重生，这种重生在李克强于2007年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充分显现。30年前那场高考中的胜出者：李克强、李源潮、薄熙来、陈平原、王小波、易中天、张艺谋，其中一部分人在持续影响着目前的意识形态，另一部分人对文化又产生影响。作为第五代导演的标志性人物，冲出“高粱地”的张艺谋，，一路把大红灯笼挂到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学者易中天成为一个话题人物；早逝的自由知识分子王小波至今被人念念不忘，他的夫人李银河对当代中国人的性观念起着不小的影响。这一切都滥觞于1977年。
时值年底，到了该算算“花落知多少”的时候了。1977年国民经济恢复较快，扭转了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尽管这一年遭受到严重自然灾害但损失还是最大程度地被减少了，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工业生产逐步回升。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5 055亿元，超过计划的，比上年增长。
由于1976年政治拐点的出现，中国社会生活在经过1977年一年调整后，于1978年元旦，向全世界播发了两报一刊社论：《光明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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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对话的年代
这一年的8月8日，刚从桃园机场26中队离职的上尉情报官林贤顺听到了一个爆炸性新闻——曾与他共事4年的前同事、国民党空军5大队17中队督察室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于8点20分驾驶一架F…5F型飞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叛逃”到了大陆。这天上午9点28分，黄植诚已经在福建某机场着陆。
和黄植诚一起起飞的还有台湾空军5大队中尉飞行员许秋麟，黄植诚这天的任务是考核许秋麟的仪表飞行。黄植诚命令许秋麟：“你把暗舱罩盖上，我要飞个特技。”等许秋麟再次看到陆地后，发现那里是福州机场空域。出于对许秋麟个人意愿的尊重，在仅存不多油量的情况下，黄植诚飞离大陆，等许秋麟在国民党军控制的东引岛上空跳伞并目送这位同事安全着陆后，再次飞向大陆上空。
出身国民党“空军世家”的黄植诚，父亲是国民党空军，母亲被国民党空军选为“模范母亲”，其二哥、姐夫均是国民党空军校官，他本人26岁即升任少校。这位飞过５种型号飞机、飞行时间2 100多小时的悍将双脚一踏上福州的机场，就高兴地说：“我早就盼望回到大陆，现在这个愿意实现了！”
到黄植诚为止，1946年以来国民党空军已向共产党飞来100多架次起义飞机。这次大陆一改过去对台的大规模宣传战，由中国新闻社而非新华社作了客观报道：“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拥护祖国统一的主张，于8月8日上午9时28分从台湾桃园机场驾驶F…5F型飞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在福建前线空军某机场安全降落，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黄植诚原籍广西横城，1952年出生在台湾。”
这种低调与海外媒体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海外媒体注意到了大陆这次的低调，香港《星岛晚报》报道认为，“此次中共却并未借此攻击台北。中共这次强调的，只是‘统一’的一点，而非‘国民党反动残暴’的一点，口气也相当缓和。中共此一低调子宣传，反映了中共当前的对台统战政策”。
美联社则认为：“黄植诚起义是中共领导人对台政策的胜利。”
黄植诚驾机起义的报道，说明中国政府对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政策已经开始变化。
大陆在1979年元旦主动停止炮击金马诸岛，停止向台湾海漂、空飘宣传品后。于1988年9月1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部队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的两个〈通告〉》的消息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部队发言人今天在此间宣布，从即日起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驾艇起义的国民党官兵给予奖励的两个《通告》。”这条消息的发表，旨在结束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的历史，促进台海局势的缓和。
29岁的黄植诚被批准参加人民解放军，并被任命为空军某航校副校长，这一事件在台湾引起一场冲击波，有媒体说，蒋经国气得大发雷霆，国防部长高魁元引咎辞职。
又过了一个月，是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日子。10月9日，胡耀邦在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千秋伟业，系于一转念一反掌之间！”他邀请国民党主席蒋经国访问大陆并到慈溪拜偈祖先。这一讲话被外电评称为“惊人建议”，他们认为中共希望尽快结束对峙时期，从而开始一个对话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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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严打
这年9月，当红小生迟志强在河北完县拍摄电影《金不换》的外景，休息时正和同事关在宾馆客房打扑克牌。一阵敲门声之后进来的却是完县协助他们拍戏的派出所警察。迟志强看到了一张与平日的客气随和完全不同的严肃面孔，便问他：谁得罪你了？警察只说：你出来一趟。他往房门外一探头：一走廊蓝制服红领章的警察早已严阵以待。一个月前的8月25日，中国政府发动“严打”斗争——警察通知迟志强，他们接到南京警方的电话：拘捕迟志强。接下来的程序进行得很快，10月迟志强因流氓罪被判刑4年，罪名是聚众淫乱。一起跳舞的那些军干和高干子女都被判了刑，两名与迟志强各发生过一次关系的高干女儿同时判刑。
24岁的迟志强被判4年，他的青春时代在河北完县完结。1982年，他在南京拍摄电影《月到中秋》时，认识了一群高干子弟，后来这些年青人拉偶像迟志强和他们一起跳起了贴面舞，听邓丽君的《甜蜜蜜》并进而发生性关系。
迟志强在服刑期间表现优异，记了3次大功，提前两年释放。
1978年以后的几年里，社会治安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1983年6月16日发生了一起新中国罕见的特大凶杀案，8名犯罪分子连续作案10多个小时，他们杀死的27名无辜群众上至75岁下至两岁，其中男性19人，女性8人。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这一团伙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7月17日，公安部长刘复之在北戴河向邓小平汇报了严重的治安状况，邓小平当即指出：对于当前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要从重从快。
于是，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提出从现在起，在三年内组织三次战役。从1983年8月上旬开始到1984年7月，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第一战役。迟志强就是这次战役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例。不仅因为他正当红，还因为在1997年新颁布的《刑法》中取消了他所犯的流氓罪。
为了打击犯罪，保障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在1983年8月至该年年底的第一次战役的第一仗中，相关部门摧毁犯罪团伙7万多个，缴获枪支18 000多支，子弹42万多发。这场严打称得上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由民间提供的检举线索就达150万件，被群众扭送到公安机关的犯罪分子有47 000多人。在这种威力下，10多名犯罪分子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熄灭下去，从各类报道中不仅可以看到各种公共场所治安良好，连女工上下夜班、女学生下晚自习也不再需要家人接送了。
在严打的声威下，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之养子胡晓阳强奸案被揭发出来，两年后，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批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上海也对几位高干子弟判了死刑。
这一年开始的严打，在严厉打击各种犯罪的同时，也带有一些扩大化的成分，那种类似运动式的从严从重的判决浪潮仿佛是“文革”遗风。这种判决此后再未出现。
保障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为了经济的繁荣发展，在这一年，农村承包责任制大范围实施，中国农民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半个世纪前“农村包围城市”的现象再一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这次“革命”的形式是“承包制”，它由5年前的凤阳小岗村扩展到1983年的海盐衬衫厂。企业改革在国有地方企业进入了试验阶段。
1984，企业元年
这一年，王石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他从一年前开始把玉米从大连转运到深圳卖给正大康地饲料公司，已经热火朝天地挣了300万元。1月24日，王石叮叮当当地骑着破自行车路过深圳国贸大厦时，还在考虑是不是以后干脆自己来做饲料商。这时的国贸大厦楼下聚集了一些警车、警察还有围观的群众，王石打听了一句，得知邓小平将到大厦顶层俯瞰特区，警察这是在清理现场。“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王石想。
4月的最后一天，深圳国贸大厦主楼提前一个月封顶，计件工资创造的三天盖一层楼的纪录被称为“深圳速度”。5月，王石用他当“玉米中介商”挣的钱注册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他把经营范围概括为“就是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基本万科都涉及到了”。除了当时最热门的生意——进口日本电器、仪器产品之外，王石还凑热闹地搞了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手饰厂。这些生意也是1984年“王石”们共同的致富方式。
在开展新业务的同时，王石还延续了自己倒玉米时的传统做法。这年秋天北京人王春堂来到展销中心，称自己手上有3 000万美元的配额指标，这种本属于大型国营外贸公司的指标在当时会以各种灰色的方式归官商“倒爷”所有——“倒爷”是那个特定年代北京人对能倒腾的人的统称。王石从王春堂手中定到1 000万美元的“外汇留成”，靠这个他能从中国银行贷到2 000万元人民币，再加之从各处凑来总计3 700万人民币后，换来王春堂1 000万美元的配额。当时市场汇价是1美元兑换元人民币，而王春堂手中的配额可以做到1美元兑换元人民币，这中间倒一下手，就是500万元人民币。这种生意方式正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之一，而且比玉米生意来得还要方便快捷。
其他产品购销的方法和倒玉米有些相似：但中间商吃进的是人民币，吐出来给港商的是港币或美元。对于王石来说，如何获取外汇才是他赢利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公司首先具有进口许可证，换言之，政府背景与政策的活用，使有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地方连成一条线，从而一批有条件的人先富了起来。
“王石”们在1984年的深圳如鱼得水，借助于这一年中国各地政府办公设备升级而来的采购热潮，他们早已从“挣钱”升级为“赚钱”。换汇这种对于有条件的人来说十分便当的赚钱方式，在20年后金融界定规范时期，已是涉嫌洗钱，但在改革开放的早期，洗钱的各方与国家法律相互视而不见。
这一年的1月，邓小平南下广东视察了数日，历史上把这次出行称做“第一次南方视察”，邓小平在广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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