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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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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少问题，灌河还出了大乱子。
先说镇长刘春亭，实际上就是选举工作的惊弓之鸟。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先被安排在县商业局工作，当一个股级干部，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好单位，况且“人都想往高处走”那个老话起作用，又因为新调来的县委书记与春亭是远门亲戚，他就找到书记，一心想转到行政上干。于是，在换届改选前两三个月，他从一个一般的股长一下子当上了瓦房店乡的副乡长。由于转到地方上没经验，初次当上副乡长，对农村工作不熟悉，又不知道自己有多轻多重，在说话上还习惯于部队的那种“日亲骂娘”训人的军阀作风，一句话就想冲倒人，所以，提前到瓦房店乡上任的适应期内就不够适应，自己浑然不觉地得罪了一些村支部书记。且不要小看这些村支部书记，他们在乡里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换届改选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到了选举的关键时刻，有几个支部书记一串通，一起哄，就给了老刘一下子，让他落了选。这个结果不论对谁，都是很丢面子的事情。因为现在提倡依法办事，你落了选，就不能继续留在那个地方工作了，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家里等待组织另行安排。其实，这还不仅仅本人丢了面子，也给县委的组织人事安排丢了面子，给乡镇的党委书记丢了面子。但组织的面子总是虚的，个人的面子才是实的。于是，只要有人落选，县委就觉得对不起这个同志，就要进行新的安排。春亭就是先在家里休息了一阵子，不成想因祸得福，不久被派到灌河当上了副书记，党内安排职务在特殊情况下，不需要选举，这样一来，他不降反升，由一个一般的副乡长变成了抓组织的副书记，成了灌河镇的名副其实的三把手。
当春亭在瓦房店乡落选成为全县街谈巷议的新闻之时，灌河镇随之出现了更大的新闻：这里的换届也搞砸了。由于当时的党委书记毛丰山同镇长钱西川长期不合，底下的人也就内乱不止。当地的一些人想把一个本地的干部选进班子，他们四下串通，换届前就已经形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事情发生的前兆已经非常明显，各种信息都收集到了乡镇党委书记毛丰山那里，让他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党委书记是选举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又是当然的选举委员会主任，一切必须在这一个人的控制之下。一旦失控，就没法给县委交待。因此，这项工作搞不好，首当其冲是党委书记丢人打家伙的事情。毛书记得到这些底下不稳的信息以后，和钱西川镇长的长期不和就退居次要地位，他们二人在这个关键时刻，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毛书记亲自出马，开始试图做一些人的工作，能打就打，能拉就拉。叫了这个叫那个，机关找了再找村干部，每天都熬夜，真是十分焦虑。“是疮就要流脓”，到了这个时候，工作的成效已经微乎其微，地火奔突，杯水车薪，救不下来的火转移到毛书记的脑门子上，讲话就不再讲策略，在批评一些人时出口就说，“日他妈，这灌河人有强烈的排外情绪”，这种说法，更加激怒了那些兴风作浪的人，“排外”的评价一传出去，犹如火上浇油，局面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到选举的这一天，钱西川镇长拿着手提包，放在自己的座位下，时刻准备一旦落选，立马走人。幸好他以超过半数两票当选，另一个副镇长刘成甫却中箭落马，灌河从此成了他一生的伤心之地。事后，县委派出纪检、监察、公安、检察几家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兴师动众地调查了很长时间，最终不了了之。却把书记、镇长的矛盾表面化了，随后不到几个月，县委相继把毛丰山、钱西川都调出去，矛盾双方，两败俱伤。
由此可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与其说换届选举是选一个党政班子，不如说是对一个党委书记政治成熟度的考验。有鉴于此，县委对灌河这一次的换届工作非常关注，组织部长夜里三次打电话问我情况，唯恐出问题。我对这个工作也不敢掉以轻心，召开书记办公会，就是要认真地对这项工作做出专题部署。组织书记左平奇详细汇报了县委对这次换届工作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目的要求，汇报了党代表、人大代表的选举情况，对人员的构成逐人进行了分析，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一加以说明。春亭以其曾经做过组织书记而卖老资格，动不动就说应当如何如何。只有我是第一次处理这种问题，人事情况又不太熟悉，只好认真听，认真思索。我们通过分析，大家清楚地认识到，党委的换届不是什么大问题，党内选举，毕竟容易控制，但政府班子选举，就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一定要扭转上次换届灌河出现的被动局面。最后，我定了这样一个调子，一定要做到“三个确保”：即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确保选举工作在程序上万无一失，确保被选举人满票当选，确保实现县委人事安排的意图。虽然有点牵强，但体现了一种信心和决心。对第二个确保，他们几个的信心都不足。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一个“满”字，这个字绝不能少，因为不管能不能“满票”，提法上必须这样提，要求上也一定这样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把过去搞乱了的思想集中到县委人事安排的意图上来。
三月十七日，召开了党代会。我代表镇五届党委向大会做了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九名党委委员，五名纪委委员。每一组中间都要找一名差额，实际上是找两个配角，一个是马兴民，一个是周礼中，他俩都表演得非常成功。会议一宣布候选人名单，他们首先站起来恳请代表们不要选他们，全场代表报以热烈的掌声。于是，在欢乐的气氛和《喜洋洋》的乐曲声中投票，在大家早已知道结果中唱票及宣布结果，所有候选人差不多都是满票当选。接着，我又主持党委和纪委两套人马，分别召开六届一次全会，选举党委书记、副书记和纪委书记、副书记。这些都不过是走走过场。从党代会成功召开上，我看到事情并不像他们分析的那样复杂。因此，对开好人代会就有了几分把握。
按照法定程序，乡镇人代会必须开够三天时间才算合法。但没有一个乡镇会那么傻，一般都是一天就收场，好在县人大也都默许了这种切合实际、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当时，春亭建议，一定要严密组织，到开会这一天，派出四部车辆起个大早，到四个管理区去，把代表集中上来；会场外安排派出所的干警站岗，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会场内每个管理区坐在一起，管理区书记（都是代表）坐在他们中间，再派上镇直代表（一般是与党委、政府领导们关系密切的人员）夹在村代表中间，双管齐下，监视着代表们的言行和画写选票的过程。春亭讲这些时，平奇、春跃也是赞成的，并且给我说，其他乡镇都是这么做的，好像这就是成功的、成熟的经验。我除了肯定严密组织这一点外，其他的一概予以否决。我给他们讲，做什么事情都是“方法大死气力，四两能拨千斤”。鉴于上次换届的局面，灌河人不会不汲取经验教训，这一次大家心态已经趋于平和，转入正常，这项工作只能是内紧外松，不要故意制造什么紧张气氛。要让代表们感到十分宽松，尽力创造一种民主和谐的气氛；二是不能让派出所人员在场外站岗，有两个同志值勤就行，其职责主要是劝说可能出现的上访人员，切不可把人大代表当成专政对象；三是坚持正面教育，没有必要监视人大代表。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有人策划另选他人和贿选的情况。我这么拍板，他们几个也就不再说什么，只有春亭的表情有点怪怪的，估计一是不相信这样做能够奏效；二是担心他会在选票上吃亏，因为他这个镇长目前也是个代镇长，不经人大代表选举不算数，他对自己能不能当选还没有多少把握。我知道他肯定不赞成我的这些要求，可是你不提出来，我就不说什么。为了防止一些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在大会前我专门组织召开一次党委扩大会。会上，我强调指出，这次人代会我负总责，负全责，人代会上的一切程序都必须按我的要求办，所有不明白、不理解的问题必须向我请示后方能开展工作。任何一个同志如果不按这个要求办事，不管出不出问题，我都将毫不客气地追究他的责任。这个要求，凛然地控制了全体班子成员的言行。
三月二十二日，人代会如期召开。我作为第一责任人、选举委员会主任，首先组织与会党员代表开了一次党内吹风会，很简短地讲了几点：一是我镇召开八届人代会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党委决心召开好这次会议，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凡有任何非组织活动的，坚决一查到底，决不心慈手软。二是要通过这次人代会，做到“两个体现”，实现“两个确保”，对本届人大代表实施“两个教育”：即体现灌河镇党委、政府一班人的坚强团结、正直无私，体现灌河镇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号召力和凝聚力；确保镇党委对本次人代会周密安排和工作意图的实现，确保县委人事安排意图的满票当选；要通过这次人代会，对我镇人大代表进行一次民主法制的教育，进行一次参政议政意识的教育。三是考虑到工作实际，整个会议坚持的原则是：于法周严，于事简便。我要求四个管理区书记把这三点意见记下来，按照管理区分组，原原本本地传达到每一个代表。
会议异乎寻常地顺利。春亭满票当选，从而对我初次表现出佩服的神情。县人大的巡视员也非常满意。组织书记左平奇喝晕以后说，好哇，贺书记，你真的比我们高嘛，我们以前都是捧住这些代表，生怕他们翻套，候选人还要携几条烟到各个代表团慰问拉票。你呢，一上来说成了通过会议来对他们进行“两个教育”，从各方面都压了他们一头，高明，实在是高明！
人代会结束后，我让机关干部休整一下，放了几天假。自己也想松口气，准备回城跑跑，拜拜几个金融部门的门子，以利于今后筹措资金。午休后还没有离开灌河，周礼让、林恒昌等几个当地的长老找上门来，说是要当面给书记提出一些建议。他们还没有开腔，我这里就一连接了两个电话。看到书记这么忙，几个老汉知趣地说，改天再来，改天再来。两个电话的内容，一个是县委办通知：明天八点，在县一宾馆召开乡镇党委书记会议。一个是从虹川地区彰阳县打来的长途，说是我们这里的滑石粉厂的一个叫冯根的会计因为卖血晕倒在他们医院里，正在抢救！他们辗转找到镇党委书记办公室的电话，要我们马上派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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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6）
第六章
一将能成名政绩占先机
小镇大发展机遇最重要
企业办主任马万通带着醉得像病鸭子一样的滑石粉厂厂长宋振州来到我的办公室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宋振州进到屋内，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嘴里呜啦着，什么也说不清楚，没有多大一会儿，就扯起了呼噜。马主任搓着手说：“真拿这家伙没办法，要不是说是你找他，他还不起来哩。”我问万通知不知道他们厂的情况，万通说，“他们厂早已停产，外边可能还欠他们一点老陈账，我们估计冯根是要帐去了。”我说，“要帐也不至于卖血呀？”万通分析说，“据说冯根这个人挺老实，这样办说不定是没有要到钱，带的钱也花光了。”听了这话，我感到很寒心，也很心急，就安排马主任亲自去，先从企业办拿上两三千块钱，马上出发，开着企业办的破吉普车去接冯根，同时拉上这个醉鬼宋振州。万通说，“他醉成这个样子，咋能去？”我说，“反正是在虹川的彰阳县医院，现在出发也得跑五六个钟头，到不了地方这家伙的酒就醒了。他不去怎么行？你也是刚来这里，认不得冯根，必须拉上他才行。”万通说，“可不是哩，我咋没有想到这儿？”就急急忙忙地准备去了。
我的前任曲广远在灌河镇的时间总共不到三年，他能够一下子当上了副县长，沾的就是发展乡镇企业的光。灌河这个地方能够如此快的发展乡镇企业，是有一定内在原因的。
首先是这里的群众并不保守，从他们的衣着、打扮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放羊的小妮，大冬天在山上跑，也有人穿着裙子，抹着口红的。所以，人们常说，灌河人要比临近的孟坪乡、红庙乡人的观念提前二十年以上。这里山青水秀，养育出了一批批、一茬茬水灵灵的姑娘，一个个都飞出了大山以外。无论到北京、卞州、广州等大城市，在一些宾馆、大酒店里，你会经常不期而遇地碰上灌河小老乡，人长得都很秀气，打扮得也很洋气，有的做服务工作，有的还当上了领班。当然，据说也有一些当坐台小姐的。这些人除了往家里大把大把寄钞票以外，还不断地向大山里传递新的信息、新的理念。改革开放以后，灌河人确实率先火了一把。外边流行了什么，这里很快就能够流行起来。譬如这卡拉OK，在范城县县城里刚刚出现，灌河街就有了五六家。一到入夜时分，大街里、河边上，有几处电视、VCD机和音响就开始营业。在若明若暗的小电珠棚下，有人整夜地嗷嗷着，什么“明天要当别人新娘，今天还在想你”啦，什么拿一张“旧船票想要坐你的破船”啦，什么“潮湿的、粘糊糊的心”啦等等，仔细听听，唱得捏腔拿调，有模有样，与当红歌星们一般无二。镇里有一个礼堂，被本镇文化站站长、“土艺术家”齐学艺承包着，居然养活了五六个小工。镇武装部部长郑春发的老婆就安排在那里卖票。这位大嫂的文化水浅，一回家就对春发说：“他爹，深川（深圳）又来歌舞团啦。”这些歌舞团经常来灌河演出，一张票七、八块钱，虽说不便宜也照样有人买，并且场场爆满。齐站长非常尊重领导，每次都留上好坐位，送票给镇领导看。一次，我晚上正好没事，去看了一回。从掌声的情况不仅看出观众很有秩序，也很有水平。唱得好的，掌声热烈；唱得不好的，要也不给，叫我着实感到惊奇。报幕的漂亮女孩走上前台，她的本意是报下一个节目，让演员唱“女人不是月亮”这支当时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里的插曲，仪态万方地问观众：“灌河镇的父老乡亲们哪，我向大家提一个问题，女人是什么呢？”她可能是想叫底下回答“不是月亮”吧，谁知台下一齐喊到：“是老虎！”搞得这个小妞当场笑得弯腰叉气。由此可见，灌河人相当地超前、开放。
其次，这里也出了一批经营人才。这些人中，三教九流、五花八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开矿的，有做生意的，也有开工厂的。他们都是抱着发财致富的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闯荡江湖，在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上混成了主角。由于历史的原因，灌河镇的工商业历来比较发达，在人民公社时期，就走在全县前列。老百姓编了一个顺口溜：“干部好去处，厂矿和店铺，不吃商品粮，照样是富户”，说的是改革开放前后，一些比较精明的生产大队干部，如果不愿在生产大队里干了，就上公社革委会要求给调调工作，革委会领导如果认为他是个经营人才，就有可能反他调整进社办厂矿当头头。这些泥腿子当上了厂（矿）长，免不了要向市场交不少的“学费”，几年下来，虽然把金融部门坑苦了、坑怕了，但这支能够穿西装、打领带的队伍却巩固了下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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