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委书记-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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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村组干部的工资问题，然后再考虑镇里统筹的这一块。虽然属于“豆腐一碗和一碗豆腐”换换说法，但这个决定竟然对村干部影响很大。大家说，过去几任书记，都要我们先把乡统筹部分收上来，村提留收上来收不上来由村里自己看着办，反正是“镇里情（落）囫囵村情（落）破”，年年都是最后村提留收不齐，大、小队干部发不下来工资，叫我们“只拉磨不吃麸子”，这次贺书记优先考虑我们这一块，我们没有说的，把镇统筹也一分不剩交上来！我说，不能光说大话，出水才看两腿泥，你们得立一个军令状，谁拉全镇的后腿，我就掂你支部书记“这挂弦子”！青石沟支部书记史敬先赌咒说，“要是收不上来，就不是熊做的！”镇里搞了三天一评比，五天一站队，把村干部逼得嗷嗷叫，到第十天头上，各村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只有小桐河、西关两个村仍然拽蛋，落后了一大截。联想我到任后，组织的“教育集资、民工建勤、夏粮征购”这三大战役，西关村没有一次顺利完成任务，我就在心里给这个软蛋支部书记方明伟挘�上了一个道子，恨恨地想，遇着机会，非把这小子拿下来不可！

　　在征收统筹提留的过程中，日积月累的各种社会矛盾都冒了出来。哪个村都出现了一些“难缠户”、“钉子户”，他们以种种借口抵制交款。有的是因为宅基地没有安置好，有的是因为计划生育处理太过份，有的是因为上年结算不清楚，有的是办乡镇企业占了地，有的是开了矿，周边的土地没有复耕……反正理由很多，每天都有几个老大难村的群众到镇上访告状，哭哭啼啼，吵吵嚷嚷，骂骂咧咧。一般的反映干部作风粗暴的，处事不公的，贪污多占集体便宜的，还多少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些纯粹是无理取闹。石盘沟村的苏国华反映的问题极为可笑，他说，还是在生产队那年月，有一次队里少给他分了一箩头红薯，这件事他上访了十来年，也没有一个干部给予解决，早晚不解决，要钱没门儿！老子不要说没有钱，有钱也不交给这些坑害百姓的干部！信访办牛主任给我说，这小子，年年都是以此为理由抵制交款。这家伙是个“养人专业户”，与他的又瘦又小的女人当超生游击队，串了大半个中国，生了五个孩子回到村里，孩子是不生了，就是穷得叮当响，别说交钱，一到冬季，还得吃政府救济。吃归吃，从来不承情，不骂共产党，光骂村干部，是一个典型的“滾刀肉”。

　　兰家河村一个三十郎当岁的妇女，反映的问题更为奇特，她写了一个顺口溜，既状告村主任马恩义，又告了县人大副主任丁文强，因为文强是马恩义的外甥，因此就上挂下联了。告状信的题目是：“还管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内容是“山高皇帝远，强占耕地没人管；马恩义，占耕地，他的势力在县里；大队不管小队怕，他的势力在县人大；县人大有个丁文强，一家早已是商品粮；不管百姓管他舅，顿顿都吃红烧肉……”她第一次到机关，就往我屋里钻，上头扑面，嘻皮笑脸，描眉抹口红，镶着金皮的两个门牙，一闪一闪的，两只眼睛睃来睃去，让她坐下好好说话，她却把水蛇腰拧成麻花，一点也不安生，一看就知道不是好货，叫人恶心。于是，就叫来通讯员小马，叫他带这个破鞋女人找其他领导。尽管副镇长郑东方没有分管信访工作，因为小马一向和东方要好，有事没事好钻到东方屋里嘻闹，所以一顺腿就把这个女人给领去了。后来，东方给我说，“日他个妈呀，这个女人不得了，粘上我了，几乎天天来找我。开始还规矩一些，这几次一进我屋里，就暢开怀，不管不顾地露出白生生、长着黑呼呼疙瘩的两个大密密，拉着我的毛巾在里边擦汗……”我说，“东方老弟，你看得很清嘛，养眼不？”东方苦笑着说，“毬，咋不惹眼，看得我头皮发炸，所以我就害怕了。”我说，“怕啥，你只要不存心搞她，她也吃不了你。还是反映文强跟她舅的？”“不光是文强跟他舅，后来连支部书记也告上了，说支部书记给她写爱情信，信上说，‘不见你想你，见了你就想肏你……’”我一听这么肉麻，就给东方说，“这可不得了，她是想让你肏她哩。”东方呸了一口说，“脱光了摆到那里，也用脚夹个瓦碴盖着。不说这些恶心人的话，书记老兄，她这样缠我，你说咋办才好？”我说，“看来你不敢再管下去了，你把她交给法庭，用法律手段解决。”于是，她又来了以后，东方叫来法庭庭长李和尚，叫她把人领走，这女人一步一回头地说，“郑镇长啊，法庭解决不了我还找你！”谁知到了法庭，和尚把她交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干警耿兆平调查审理，老耿到兰家河村了解了几次情况后，又闹出了大笑话：过堂后，李庭长判她输理，她当庭大吵大闹，闹得和尚一时火起，说她咆哮公堂，把她铐在了法庭院里的一棵槐树上，这女人抱着树，边哭边骂，“耿兆平啊耿兆平，你肏了俺还判老娘我没理！你的良心叫狗吃了……”可是自此以后，她再也没有上镇里闹过。

　　上访就像吸毒，容易上瘾，只要一开始向上边“讨要说法”，就煞不住脚步。果子峪村的老吴太和石盘沟的孙国禄，是两个上访老户，也在其间兴风作浪。吴太说，我反映的是老问题，就是曲广远书记当政期间，逼我们种烟，收我们违约金的问题。你们当领导的睁眼看看，这是我搜集的中央政策，交上来的钱不退给我们，一辈子也甭想叫老子交一分钱。这是个实质性的问题，很叫人挠头皮，那时候收上来的钱，早已发了干部、教师工资，吃过饭拉过屎，上哪里去退？再说要退，就要给全镇百姓都退，百十万元，除了开个印票子机器，上哪里也弄不来了，好在老百姓知道窑里倒不出柴来，并没有跟着他们起哄闹事，就一个老吴太已经叫人大伤脑筋了。我们找来他在一个县里当计委副主任、一个在孟坪乡当副乡长的叔叔做他的工作，算是基本平息下来，只是不交粮款，拿他没有一点办法，后来他撇下自己老婆，把村里一个黄花闺女拐跑了，几年没有敢进家，自此不再闹事。另一个孙国禄，已经六十开外，外号叫“狼”，几十年来，从大集体到分田到户，村里只要是当干部的，没有他不啃的，发展到后来，又咬到了镇里的一把手头上。这老东西，几个儿子都烦他，一个人过日子，经常有这顿没那顿的。此时，他并没有反映更多的问题，跟吴太的一样，反映的也是种烟违约金，只不过他说，曲广远书记急着当县长，当初给他了一个承诺，说只要他不闹事儿，镇里包他2000元。曲书记拍拍屁股走了，说话不算数，他就是要找现任领导兑现，如果不给钱，他就要上县里，掂着“锅拍”扛他去，这事情处理起来依然棘手。于是，也把他引向法庭，李和尚叫他拿出证据来，他拿不出来，说是曲广远书记私下给他许的愿，还不让他出去乱说，“干喃一嘴面”就是了。由于有了盼头，他就答应不给曲书记难堪，考核期间不再到政府来闹。谁知等了几天，当他来镇上找曲书记要钱时，曲书记已经变成了曲县长，再也找不到他了。他就此非常愤恨，说当官的都是骗人的家伙，没有一个可以相信的。从此，在村里一边抵制上边安排的所有工作，抵赖“五粮三款”，一边经常到镇里要钱。说来也怪，在法庭叫他拿出曲书记给他的证据的当晚，也不知谁在夜里把他痛打了一顿，很长一个时期，卧床不起。儿子们边管他边骂他，要他收心。派出所去调查情况，找不出打他的那些人，最后不了了之。他自己是否洗心改面，无从考证，只是从此脱离了上访队伍，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从这两个人身上，我多少体会出一点广远兄让我对他那段“历史负责”的意味来。后来，其他事态的新发展，使我更加明白这个要求的意味幽远而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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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19）

　　第十九章

　　化上访告状平敛钱茬子

　　抓防汛抗旱现不吉征兆

　　征收统筹提留的扫尾工作，由于上访闹事连连发生，所以任务虽小而最艰巨。尽管是老鼠尾巴——没有多少血可放了，我们却丝毫不敢懈怠，仍然采取“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组干部包户”的办法，文武夹攻，就好像《乌龙山剿匪记》那样，不断进行战斗。看似都是一些零打碎敲的小战役，却都带有攻坚性质。所以，各条山沟在后半个多月里，依然枪炮不断，到处弥散着政治经济的火药味。尽管没有多少捷报可言，每天都有多多少少的斩获。一到下午，镇包村干部们就会三人一组、五人一群，带着酒意，带着疲惫，带回千二八百块钱上缴，农经站每天给我们的报表，也就必然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就好像大网已经撒过，大鱼已经逮了出来，我们这些辛勤而贪婪的“渔夫们”，一点也不放过那些泥鳅、蚂虾和鱼娃儿，一遍一遍地下水，在泥沟里摸，在石缝里掏，力求一点不剩搞上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农村工作吃不得夹生饭，任何一项工作一旦留下茬子，就会后患无穷。上访老户苏国华的一笔糊涂“红薯帐”，就能够生动地说明这一点。

　　“有一旱必有一涝”，这一年汛期来得早，来得猛。也不知是因为我们征收统筹提留的扫尾搞得狠，还是乡镇企业相继垮塌带来的负面效应，群众倒没有怎么抱怨，却得罪了老天爷，大暴雨就劈头盖脸、接二连三地下了起来。接下来的三个多月里，间间歇歇，不住溜儿地下大雨。我们严肃认真地分析到，这个###老天爷不知怎么搞的，一年之内，“下雨指标”分配得如此不合理：反正一年就那么多的降雨量，你不该糊里糊涂地旱了一冬一春，却在这几个月里，毫无责任心地一下子倒下来。

　　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天气形势，我们并不是毫无防备，而是严阵以待的。在山区，洪涝灾害是最容易发生的。征收统筹提留尾欠款，那是中层以下干部们的事情，安排下去就是了。这期间，我们已经把注意力放在了抗洪抢险上头。

　　在灌河镇这个小小的“夜郎国”里，有山必有沟，沟多形成河，一条条河流，上下的落差很大。大自然给人们开玩笑，是让你哭笑不得的。平时温柔多情的小河，细流潺潺，清澈见底，小鱼苗苗游来游去，悠然自得，两岸杨柳依依，苍翠欲滴，一派诗情画意，徜徉其中，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遇上一场倾盆大雨，就立刻摇身一变，成为奔腾咆哮的巨龙，洪水又急、又湍、又猛、又浑。主线灌河和其他几个河流的河堤，只要没有经过加固治理，就会自觉地遵从洪水的意愿，想怎么改道就怎么改道，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给。除了河流以外，还有几个必须关注的防汛焦点。一是山沟沟里的300多个贫困户，住房都不怎么坚固，日子本来就过得懒散。这些农户们恨不能生出几个姑娘，长大后只要有一个能够出去，到大城市里当当坐台小姐，就能够大把大把地往家里搂钱，别说盖房子，就是买台拖拉机、彩电什么的，也实在算不得了不起的事情！梦想当然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遥不可及，现实是他们连媳妇也娶不起，夜里连个娱乐的对象都没有，这日子就过得一定更加懒散，哪里有余钱起房盖屋？自古道“救急不救穷”，政府不能够也不可能把他们包揽起来，只能年年救济，年年扶贫，年年输血，就把少数人养成了懒汉，他们种在地里的庄稼没有荒草多，每天干等着天上掉馅饼。所以一到了雨季，他们的房屋就像要开展一场垮塌的友谊比赛，看哪一处倒得早、倒得快。好在这些群众都在洪水的烈火中得到了锻炼，适者生存，积累了丰富老道的应急经验，倒没有听说过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二是在全镇范围内，有大大小小一共18座水库，还有一些没有计数的堰坝，这些用泥土堆起来的水利设施，都是在大集体时，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开展人民战争，拼死拼活，历经数十年进行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出来的，有的还是速成品。它们当然没有三峡大坝那样坚不可摧，一劳永逸，但它们无疑都是革命事业发展的象征、历任领导智慧的结晶和人民群众流血流汗的成果，来之不易，捍卫更为不易。这就给我们这些接过红旗肩上扛的后任们制造了繁重的工作任务。

　　时下有一句常用的话叫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可以用到各个方面。所以，当汛期到来之前，县里就开了一道党委书记必须参加的“抗旱防汛工作会”，把“防汛”和“抗旱”放在一起，是一个发明，听起来好像有点滑稽，其实必须使用这么个提法才算牢靠。因为，古往今来，除了《三国演义》小说里的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搯会算，能够呼风唤雨，气死造物主以外，现今社会上最精明的领导人，再也没有诸葛之“亮”、关云之“长”了，谁也揣摸不透老天爷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啥药。对于“天有不测风云”，各级领导有的是对策：你旱了，我就抗。有水源的地方，用上所有的抽水设备，再加上车拉人担；没有水源的地方，临渴掘井，只要保着了庄稼苗，就有苗不愁长。总之，只要办法用尽，“不信天公不低头！”——你不低头我低头。你涝了，我就防，效法古人尧舜禹汤，要么“围堵”，加固堤防；要么“疏导”，排除渍水，“活活气死老天爷！”——上下几千年，只见老天爷发怒，跟人过不去，从来没有气死过。

　　会后，我们进行了研究，明确了责任，分工负责：诸如乡镇企业的防汛，就由纪委书记和一名副镇长牵头，企业办负责清查隐患，及时防范；镇直部门，由组织书记负责，党政办配合，各部门自查自纠；社会上的困难户，由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副镇长牵头，民政所和村两委班子配合，统计出来，早修早补，力争让这些家庭顺利渡过汛期；各级各类学校，当然是抓教育的副镇长牵头，以教办室为主，把各个学校里的危房、险房普查出来，通知各村负责修理；河塘堰坝，就是我和镇长负总责了，全镇人民配合，水利站所有人员严阵以待。

　　因为历来山区乡镇就是县里防汛工作的重点部位，所以抓农业的孙县长来了，带上水利局长丁雷，以及随从人员一大群，马不停蹄地转了老青山水库、青石沟水库、卧牛坡水库。带“水”字的单位下来视察，不吃鱼怎么行？于是，在招待所吃饭，以鱼为主，兼顾其他。灌河的鱼类产品特别丰富，所以大家就吃得特别畅快。“瓜儿离不开刀，鱼儿离不开酒”，虽然只有十来个人，也能喝他个“万马战犹酣”。一喝得高一点，大家的聪明才智就怎么也掩盖不住，无不得以尽情地发挥，同时起到挥发酒精的作用。孙县长我们本来就是老朋友，人比较随和，我们常常开玩笑。我呷了一口输过的酒，对着丁局长莫测高深地说，“老弟呀，以后我们就有福了哇。”丁局长不解：“有啥福？”“我们才这么大年纪，晚辈都当上县长了，还算没福？”孙县长拍我一巴掌，“你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就继续编排他：“有两个瞎子不知从哪里弄了一个煮熟了的驴毬，二人一替一口地吃，即你吃一口递给我，我吃一口递给你，谁知传来传去不知什么人接走了，一个瞎子等不着，就向另一个瞎子要，这个瞎子说给你了呀，两人说着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