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征战历程-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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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平与四平以南地区的作战中，我军3个作战方案和设想虽然没有全部实现，但还是迟滞了敌人，使敌人“4月4日占四平，4月8日占长春”的如意算盘破产，这是防御作战的一个收获。此次作战，我军抗击了国民党军10个整师，守卫四平32天，歼敌万多人，消耗了敌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为后方根据地建设赢得了时间，防御作战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万毅：《回忆四平四次作战》）

回忆起四平保卫战来，我始终认为它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是正确的。当时提出的“变四平为马德里”的口号，大大鼓舞了军民的士气，起了积极的作用。虽然这并不是什么战略口号，但这个口号和四平保卫战本身一样，多少年后，仍使人记忆犹新。

（左叶：《回忆一战四平和四平保卫战》）

在这次战役中，我守备部队虽然多数是在东北新组建的部队，但在防御中英勇顽强，使完全美式装备的敌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提高了我军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声望，延缓了敌军北犯的进程，使哈尔滨以北的我北满根据地，有较多的时间去巩固，使敌军占领长春后不敢继续北犯，也使我方在对敌谈判中，处在更加有利的地位。这些都是四平保卫战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贡献。

（刘瑞森——当时的中共四平市委书记兼四平卫戍司令部政委：《四平保卫战前前后后》）

至于后来人对这一战役的研究，见诸各种报刊、文章中的观点就更多了。

这些不同的看法肯定都有自己的道理和根据。但他们之所以产生不同的认识，主要在于他们各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观察这场战争的。或许这些看似不同的观点实际上具有互补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但要在这些不同意见中寻求一个共同点，根本的办法是要离开各个角度去站在一个制高点。

这个制高点在哪里呢？

这应该是党中央和毛泽东观察这一事物的那个点。

毛泽东明确表示：“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定的。”这当然是无可置疑的。但毛泽东的决定又受到中央领导各种意见的影响和各种情况反馈的制约。

在四平保卫战前后，中央作出了一系列指示；四平保卫战结束第二天，5月19日，中央又致电林彪并告彭真：“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人10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这是中央对四平保卫战的一个总结性的定性的评价。

从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四平保卫战不是领导层对和平抱有幻想的反映。

当时在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文里，经常出现类似“国内和平有希望”、“最后一战”的说法。有的文章认为这是对和战问题思想糊涂，似乎打四平保卫战是不想作长期斗争，而对和平抱有盲目性的反映。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

事实上，当时的一些电文对于“和平”这个字眼的使用，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含义，有时指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和平建国方针；有时又特指同国民党的停战谈判和停战协定的签订，在提“最后一战”时，一般都是指停战协订的签定。应该说，无论是党中央还是高级领导层，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对和平抱有百分之百的诚意，但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蒋介石不会向我们施舍和平，完全要靠我们的实力和斗争。

一方面，要在停战谈判中取得有利地位，必须靠军事作战的有利态势；另一方面，停战协定的真正实施，仍然要靠我们的军事实力。

四平保卫战正是蒋介石不承认我党在东北的任何地位的情况下，我党看透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打一两个胜仗来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而产生的。

第二，四平保卫战不是因为过多地看重了一城一地的得失的产物。

尽管军事学家历史学家给这次作战起了个四平保卫战的名字，并定性为城市防御战，但通观当时历史文献，不难看出，这次作战的根本意图并不在于守住四平，而是通过打一两个胜仗来确定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地位。要打仗总是要有阵地，即使运动战也总是要有阵地，是城镇也好，是山头也好。只不过因为当时敌我态势造成了这个阵地选在了四平及其周围地域。四平保卫战实际上是以四平为阵地保卫东北的一场战略性作战。

我们不否认当时的作战命令上使用了“死守四平”、“化四平为马德里”等提法，这当然也可以作为作战目的来理解，因为如果四平能守住，岂不更好。但是更主要的，还是要作为一种作战意志和坚定信念的口号来理解。正是这些口号，使作战部队激发了顽强的战斗作风。

有的人认为四平没有守住，就说“四平不是马德里”。其实，“化四平为马德里”这个句子在这里用的是既形象又准确。30年代，西班牙的马德里保卫战与四平保卫战有许多相似之处。那次战役也正是西班牙军阀佛朗哥集团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挑动内战，西班牙人民在自己政府的领导下在马德里进行英勇抵抗。同样可惜的是，马德里最后也落入敌手。

保卫马德里的战争从1936年10月起，前后坚持两年又5个月，由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用虚伪的所谓“不干涉”政策帮助侵略者，马德里在1939年3月陷落。

在这一时期指导东北严重斗争的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这就是毛泽东在修改1946年7月7日东北局《关于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中阐述的一句话：

与其不战而失如此广大地方，将来不能收复，不如战而失地，将来还可收复。况且战的结果，除若干城市要道还可能失去外，我也有粉碎蒋军进攻收回许多失地之极大可能。因此，全党必须下最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

这段话是毛泽东亲自写的，说得是再明白不过了。

第三，我军的伤亡损失不应作为否定四平保卫战的理由。

此役我军伤亡8；000余人，而且都是老骨干。这确是很痛心的事。但是，甘蔗没有两头甜，要战斗就会有牺牲。在中央看来，在当时抓住时机打一两个大胜仗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在中央的电报指示中反复讲到“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3月27日电）、“不惜任何牺牲”（3月24日电）、“尤其是不惜牺牲”（3月25日电）、“不惜重大牺牲”（3月25日电）。可见中央的决心何等之大。

第四，作战样式的特殊也不应该成为否定四平保卫战的依据。

四平保卫战同其他战役一样，在作战指挥上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打城市防御战，确实不是我军的长处所在。但是，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样式，只能依据主客观条件而定。四平保卫战时，敌未料到我军在此有防御，而采取逐次增兵的办法，这就便于我军在预设阵地上将敌各个击破。

在已正式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中收录了一篇题为《四平防御战不能成为一般作战方针》的电文。有人认为此文中“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一句，是对四平保卫战的批评。这是有误解的。

首先，通观此电全文，本意恰恰是说明了四平保卫战采取的特殊作战样式，适合于当时“因敌未料到我军有防御，故逐次增兵，便于为我各个击破”的特殊条件。

所谓“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完全是告诫对四平的经验不能到处滥用，特别是在敌人大举增兵对我守军进行包围攻击的情况下，我军不能死守待毙，而应以运动战创造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

这里还想提到的是，上述这一电文虽然被收录《毛泽东军事文集》，但让人费解的是，《毛泽东军事文集》中绝大部分文稿都出自毛泽东手稿或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唯有此电文是根据某个“油印件刊印”。

而作者却在东总当时的作战电报里发现一份林彪于1946年5月27日给中央的电报中，使用的一段话与收录《毛泽东军事文集》中的那段电文基本相同。

林彪给中央的这份电报分两个问题，全文是：

中央：

（一）向吉林进攻之敌，已发现四路，兵力番号皆不明，我决心撤至松花江北岸，收容休整及兼顾设防。暂以南满及程世才部队，在敌后打鞍山式的战斗，及打运输线。待松花江安全有保证时，再抽兵出来，到敌后打敌。

（二）公主岭、长春、吉林未守之原因，除时间仓促，来不及站住脚跟、布置防线和工事外，还由于防线太宽，公主岭防线至少三十里，长春防线则一百八十里，吉林防线五十里，如敌先将我军包围，然后集中兵力突破我一点，则状况甚难设想。四平街（四平）之能久守，乃因敌未料到我军防御，故逐次增兵来攻，被我各个击破，且敌曾在野战中遭受过我军所给的大的打击。故四平防御战乃一时特殊条件所形成，而不能作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目前我军守大城市，则许多中小城市将被丢掉；许多运动战，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不能利用，敌如继续增兵，对我守军进行包围攻击，则我仍然要放弃大城市，因此我军自四平撤出后，对公主岭、长春、永吉决定放弃不守，以免陷于被动。

林彪

林彪的电文里第二个问题中的一段话与收录《毛泽东军事文集》里的这段话竟如此雷同，但作者认为这绝不会是偶然的巧合。作者倾向于这段话首先出自林彪的电文，不会是中央主动发表的对四平保卫战的评述。而可能的情况是，中央收电后，对这段话也表示认同，作了一定圈点后，又批转各战略区以引起注意。如实情确实如此，就更不应以此作为中央对四平保卫战的批评的根据了。

当然，作者无力对此进行考证，这只能是推测了。













00、万毅回忆和评论四平保卫战　
　
1946年3月5日我来到抚顺，在开军事会议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林彪。那天，带我去见林彪的是李作鹏。李作鹏当时是民主联军总部的参谋处长，在山东时我们就比较熟悉。我们一路说笑着，来到了林彪的住处。林彪住在一个日本矿主的房子里，日本式的摆设，有些古董。见面时，林彪很客气，寒喧问候，询问了一下部队的情况士气如何，等等。一起会见的还有山东来的几位参谋，队列处长王槐琛拿着部队编制的资料。

会见后，我返回部队。过了一两天，李作鹏来传达林彪的作战意图。有消息说，国民党52军可能从沈阳出发进占抚顺。林彪准备在敌行军途中消灭它一部分。不久，林彪又找我，当面确定由我负责组织此次作战，并提出了具体作战要求。同时行动的还有3纵队，司令员是曾克林，政委是罗舜初。3纵队配置在浑河南岸，准备随时夹击敌人。给我的兵力有梁兴初的第1师，独3旅和我原来带的19旅。兵力不算小。

3月l2日，部队即按部署迅速进入伏击地点。当时我是指挥，梁兴初是副指挥。我们商定在敌人行车纵队中选样两个点突破。确定19旅的55团、57团和20旅的58团，以及1师的3个团的兵力为主要突击力量。1师伏击位置在肥牛屯，19旅在淌台附近（独3旅未到战场）。战斗结果，肥牛屯打得好，消灭干余敌人。19旅由于离1师远了点，没有形成合力。在敌人还未完全进入伏击圈时，就过早地发起了攻击，把敌人打得离开了行军纵队，形成了击溃战。1960年初，第一次写东北野战军战史．提到“镰刀湾”这次作战时，林彪曾说：“嘴巴张大了”

我认为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对于运动战以及同装备这样强的敌人作战，这还是我有史以来的头一次。对毛主席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思想，过去我听到――些老红军讲过。在山东时，梁兴初、梁必业等老同志，也讲过几次反“围剿”的经验。但是，真正同装备强，当时士气也不低的敌人较量，的确还是初次，缺乏经验。我布置两支部队各打一段的打法，多少还打一点旧军队的作战模式。这是我在旧军队里学得的那一套。在山东打伪军，打张步云时，多少学着用过一点红军的战法，但是那时的敌人是一击则溃。和眼前的敌人情况是大不一样的。

这次被称为“镰刀湾”作战的行动，实际只战斗了一天，部队就撤出了。林彪要我们准备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我带着部队，撤出战斗，过柴河。3月份的南满，河上的“桃花水”都下来了。架桥过河，直奔昌图的八面城。当面的敌人是新1军和71军。在金山堡、大洼、六家子一带，同敌人打了一仗。55团的3营和旅部警卫营打的六家子，当晚就把敌人一个加强连吃掉了，

我3营营长张福全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次日，大约是3月l　6日早晨，我们又参加了吃掉敌71军87师的战斗。参加这次战斗的有1师，还有从苏北来的新四军的3师，即后来的2纵队。在这里，我遇到了洪学智同志，他是这次战斗指挥部的成员、指挥部成员还有邓华等人。

19旅在这次战斗中，在向指定位置行进的时候，在泉头车站附近与敌新6军一部遭遇，处境不利。我3师7旅发现这一情况，主动从侧翼攻击敌人，将敌击退。　7旅是3师中的老部队，很能作战，指挥也很强。旅长是彭明治，政委是郭成柱，副旅长是王东保。由于他们帮助我们摆脱敌人，到达预定地点的时间就晚了些。为此，林彪在会上批评彭明治，说他是“单打一条火线”。我当时站起来说明情况：“7旅所以迟到，是因为支援我们。没有他们的支援，我们可能比他们还耍迟到。总司令批评彭明治，彭是冤枉的。”林彪当时没有说什么，但是后来还是坚持对彭的批评。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们这个部队所以能够战胜敌人，除了它的宗旨之外，在它的作风上，无条件地支援友邻部队，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国民党的军队不是这样，他们是没有自己的任务绝不沾边，你那里炮响你的，我不管你的事。这也是国民党失败的因素之一。而我们党的部队就不是这样，彭明治主动支援我们。但是他从没跟我讲过。后来，在四平街防御战时，我们两支部队是并肩撤下来的。他们是按照林彪5月18日的命令开上去支援我们左翼的。他们仓促进入阵地，连土工作业工具都没有，就在山头上硬顶着。我到他们那里看了一下，彭明治不在，见到了王东保。他们那种临危不乱、指挥镇定、官兵团结、艰苦奋战的精神，充分体现了老红军部队的作风，使我很敬佩。
　
四平位于东北中部平原长（春）沈（阳）铁路的中段，是交通枢纽之―，在军事上处于很重要的战略地位。

为了阻止蒋军向北进犯，1946午3月17口，我56团曾与保1旅等兄第部队一起解放了四平。但是，蒋介石为了夺取更多的战略要点，以迫使我党在谈判中承认他诸多无理要求，便令新1军加紧北犯，妄图早日占领四平。对此，毛主席、党中央指示东北我军，要坚决控制四平地区，坚决歼灭来犯之敌。

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开始了四平街保卫战。金山堡和大洼战斗刚刚结束，那天早晨，林彪找到我，当面交代任务。他说：“现在正面敌人继续沿铁路向四平推进，你带上你的部队，立刻出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四平，参加四平保卫战。”他也没有讲更多的话。我们打了―夜的仗，没有休息，吃了一顿早饭，就朝四平方向前进。只走了一天多，就赶到了四平街。时间是4月17日。我们刚到，前面部队56团就打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