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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抵抗--走近萨达姆-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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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只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时局更加恶化了。
舒瓦夫再次前往巴格达会见卡塞姆，但后者仍无动于衷。舒瓦夫像第一次一样两手空空返回摩索尔，只是他的手提箱里多了一张“惟一领袖”的照片，上面写着：“送给我的高贵的舒瓦夫兄弟！”摩索尔沸腾了，巴格达也处在地震爆发的前夕，内阁部长纷纷辞职，高级军官“退休”，民事法庭庭长法迈勒·阿巴斯·马赫达维将法庭的大厅变成了剧场，每天上演反对伊拉克民族主义者和反对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搞统一的剧目。
舒瓦夫第三次前往巴格达，会见卡塞姆。卡塞姆对日趋紧张的国内形势仍置若罔闻，只是悄悄地对舒瓦夫说；“我将向你泄露一件任何人都不知道的秘密。”接着，将一枚“奖章”塞进舒瓦夫的口袋里。
一时间，伊拉克好像变成了一艘没有舵手的航船，盲目地行驶着。
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中，和平###于3月5日、6日举行，卡塞姆办公室致电舒瓦夫，要他指挥的部队在5、6两日留守军营，7日又给他发来同样内容的电报。
和平###后，民族主义力量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也想在摩索尔举行类似的###，但遭到共产党的反对。但民族主义力量还是举行了###，而且规模不断扩大，结果遭到枪击。商店、咖啡馆、书店被烧毁。伊拉克共产党组织群众，企图包围民族主义者，在共产党人控制的比达门地区，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这种形势下，军队不得不开上街头，履行自己的职责，宣布全城实行戒严。在国家失控的情况下，一些高级军官会晤了舒瓦夫，决定发动武装起义。
3月，舒瓦夫率领他的部队，发布了起义宣言……
但这次武装起义缺乏周密的计划和组织，没有得到其它部队的支持，而且时机也不成熟。卡塞姆立即出动空军，将起义扼杀在摇篮里。舒瓦夫在飞机轰炸中受伤，他想自己去医院包扎、治疗，结果在路上被枪杀，暴尸旷野，成了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流血冲突的牺牲品。摩索尔城的房屋被毁，门面被砸烂，无数的老人、妇女、儿童倒在血泊之中；而巴格达的大街上，人们却盲目地举行了游行，他们并不知道在摩索尔发生的事件的真相。
一时间，伊拉克全国各大城市都发生了冲突事件。在巴士拉、卡尔库克发生的冲突比摩索尔发生的事件还要激烈、凶残。卡塞姆倒变成了仲裁者。他在会见属于伊拉克共产党的职业工会组织代表团时说：“我将送给你们一些照片，让你们看看发生的混乱情况……”一些民族主义者的军官，尽管他们与政府有分歧，但仍不失为爱国主义者，反而站到了被告席上。在首都巴格达的乌姆·塔布勒广场上竖起了绞刑架，要处死拿起武器捍卫祖国荣誉和同胞尊严的光荣的军人们。
卡塞姆对伊拉克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他一方面支持共产党打击复兴党人，但又适可而止地保持着力量的平衡。因此，尽管共产党人进行了一切努力，也未能真正参与政权。对于民族主义力量来说，这时也是政治低潮时期。
在这一阶段，一个名叫萨东·纳赛里的人在塔克里特被杀害，他是卡塞姆政权的重要人物之一。安全机构进行调查时发现，萨达姆这个安静、稳重的年轻人每年暑假都要返回乡村帮助家人、亲戚干农活。毫无疑问，他与暗杀事件有关，是一个复兴党份子。于是萨达姆被逮捕，关进伊拉克司法系统特有的监押所。监押所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监狱，在这里，犯人有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通常是押而不判。萨达姆在监押所里同一些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党员关在一起，并未停止从事政治活动。他们甚至说服了几位看守人员，并在看守中发展了几名党员，于是这座监狱对复兴党人来说便成了一个安全岛。为了保护狱外的同志，他们就让看守把这些同志抓进来，因为这所监狱比外面更安全。一批复兴党员就这样进了监狱，他们经常白天留在狱中，夜间被放出去从事革命活动，天亮前又返回牢房，成为囚犯。
不久，由于查无实据和国内普遍的政治压力，卡塞姆政权释放了萨达姆。没有人说得清那位倒霉的政府官员是不是他杀死的。在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之后，西方新闻媒体又多次提到30年前的这次谋杀，以证明萨达姆从来不是个善茬子。
扬名之作：刺杀卡塞姆
出狱后不久，一位复兴党党员阿塔来看望萨达姆。当时，他仍同叔叔和母亲生活在一起。阿塔说：“党要你到巴格达去。”
翌日，萨达姆立即动身前往巴格达找到复兴党的负责人萨米拉伊的家。但萨米拉伊也不大了解党的领导要交给他什么具体任务，只是告诉他：“艾哈迈德·塔哈·阿齐兹将来同你联系。据我所知，他将带你去见党的有关领导，然后向你交待任务。”
几小时后，艾哈迈德·塔哈·阿齐兹来敲门，陪他去见伊亚德。伊亚德仔细地看了萨达姆一眼，凝重地对他说：“任务就是刺杀卡塞姆，你准备好了吗”
萨达姆很高兴，他庄重地回答说：“当然，我准备好了。”
萨达姆认为交给他这样的任务是对他的信任，将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一个###员，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使用武器对他来说并非难事，因为他十岁时从家里逃出来前往塔克里特求学的路上就有了第一支手枪。但使用冲锋枪对他来说还需要一定的训练。在哈苏瓦地区，他很快掌握了冲锋枪的性能和操作要领。
复兴党安排的刺杀计划是：卡塞姆离家去国防部上下班一般都要经过拉希德大街，萨达姆及其伙伴在拉希德大街租下一套房子，以便不管“惟一领袖”乘坐的车子从哪个方向出来，都在冲锋枪的射程之内。
为了确保行动万无一失，行动小组对行动地点进行了细致的勘测，并且租了一套民房，作为行动据点。刺杀小组在房子外面安置人放哨，监督卡塞姆的行车路线。如果卡塞姆从国防部东门出来，联络的暗号为“舒克里”，如从国防部正门出来，联络暗号为“马哈茂德”。他们做了详细的分工，制定了联络暗语和各项行动细节，只待动手时机来临。不料，负责望风的小组成员在传递行动暗语时晚了一步，第一次行动被迫取消。
1959年10月7日，经过调整的刺杀小组再次上阵。这一次，萨达姆的任务是掩护小组其他四名成员完成任务后安全撤退，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擅自向卡塞姆开枪。其他四名成员又分成两组，一组向卡塞姆汽车的后排座射击，另一组专打前排。
但当萨达姆与大独裁者卡塞姆面对面时，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突然从舅舅海里拉·塔尔法借给他的长袍里抽出机枪，一连串子弹狠命扫向卡塞姆。萨达姆一开枪，另外四位同志也只好扣动扳机，但其中有两支枪失灵。
卫兵们乱枪还击。一阵枪战过后，刺杀小组开始撤退。按计划萨达姆走在最后。突然从身后传来枪声，原来是一个躲藏在汽车后面的交通警开的枪。萨达姆回头看了一眼，在他准备向交通警还击时，对方却先开枪了，一发子弹击中了萨达姆的大腿。但当时萨达姆并没有感觉到，因为他一心只想着掩护战友们撤退，在拉希德和吉法哈大街的交叉路口有一辆汽车正在等待他们。他们来到十字路口，找到了那辆汽车，但发现司机不在，他们等了一会儿。赛米尔·纳吉姆胸部中弹流血不止，萨达姆看了看克里姆·谢哈利，对他说：“我们不能在这里久等，必须劫一辆汽车立即离开这里。”
萨达姆掏出手枪，截住一辆车，司机惊慌失措。他们刚要上车，原来那辆汽车的司机阿里·哈松回来了。萨达姆等人迅速将赛米尔抬上车。克里姆·谢哈利坐在前排面，萨达姆坐在司机后面的座位上。司机按照指示，要将他们送到“老窝”去隐蔽起来。但赛米尔疼痛难忍，说：“我要死了，你们必须将我送到医院去。”克里姆·谢哈利表示同意。于是司机改变了汽车行驶的方向。突然，萨达姆高声喊道：“到哪儿去？”阿里·哈松回答说：“去医院。”萨达姆摆了摆手，对司机说：“朝前开，回到‘老窝’去，否则我从后面开枪打死你！”
在巴格达东卡拉德地区一座用铁丝网围起来的房子面前，汽车停住了，这家的门牌号码为721号。萨达姆等人下了汽车，走进两层的房子里。底层有四间卧室，顶层只有一间，房子的左面是花园的入口，那儿有一个地下室，里面贮藏着武器。当他们走进大厅，发现哈立德·阿里·萨利赫坐在那儿，他当时是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领导成员。过了一会儿，参加执行任务的另外两个人阿扎成和阿祖兹也赶来了。赛米尔的伤势不断恶化，胸部流血不止。
萨达姆左腿的伤也在不断恶化。但在四处都有警察搜捕的时候，他们是无法去医院治疗的，他只好要求阿祖兹用刮胡刀片、剪子和一些碘酒帮助他切开皮肤将其中的子弹挖出来。剧痛使他昏了过去。几十年后，当萨达姆的这一举动在各国报刊上再现时，人们仍为之胆战，可怕的不是流血的枪伤，而是萨达姆的毅力和勇气。但这也给萨达姆留下了隐患，在日后的大型正式场合中，他从未步行超过十步。
醒来后，萨达姆站起来，建议除赛米尔因胸部出血不能离开和留下一人守护他外，其余的人必须迅速离开。至于守护赛米尔的人，也不要总是呆在房子里面，可以化装成小货郎，坐在大门口，病人需要时再进去，因为这里随时可能遭到警察的袭击。
天黑后，萨达姆拖着伤腿离开隐蔽处，回到舅舅塔尔法家。不料，舅舅劈头便问：“卡塞姆死了没有？”萨达姆大吃一惊。原来，在他们刺杀总理的时候，舅舅居然一直在朋友家的阳台上观看。萨达姆严守秘密，矢口否认自己与杀人有关，谎称扁桃腺发炎，向舅舅讨了些消炎药，以防止伤口感染。不久，坏消息传来：卡塞姆总理死里逃生，而参与刺杀的复兴党人被捕，其中包括行动的策划者——卡塞姆的堂兄弟、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萨拉姆·阿里夫。
见此情况，萨达姆知道秘密警察很快就要来这里搜捕。他马上在伤口敷了一些药以防止进一步感染恶化，随后烧毁了所有他个人的照片，简单地化了装离开了那间屋子。他走得的确太及时了，一刻钟之后，秘密警察就包围了这所住宅。如果萨达姆被捕，那现代中东的历史和世界历史就将重写了。
但是，萨达姆明白危险才刚开始，巴格达是不能再呆了，他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城市，逃离这个国家。因为他肯定更为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即将展开！当天晚上，萨达姆躲进附近的一个朋友家，一夜无事。次日，他脱掉裤子，换上长袍，头上围了一条传统的阿拉伯布巾，脚上又套了一双破鞋，随身带了一把防身短刀和23个第纳尔开始了逃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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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胆逃难
起先萨达姆企图雇一辆汽车逃走，但司机看到他的模样和装束，起了疑心，问道：“你在巴格达做什么事？”萨达姆用乡村人的语调回答说：“叔叔，我在巴格达做工。”司机越发感到奇怪了，说：“你做工还乘出租车？”萨达姆回答说；“我在萨里赫地区有亲戚，但我记不清他们的住址了，因而我只能乘出租车去找。”司机说：“孩子，我送你去公共汽车站，你可以从那里乘公共汽车去萨里赫，这样你可以少花些钱。”萨达姆付了车费，登上公共汽车，来到萨里赫地区。终于，他遇到了一个骑马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萨达姆用十个第纳尔买下了那人的马。这下好了，他知道，只要有马就能沿着底格里斯河岸回到塔克里特。
萨达姆买了一些面包和椰枣充饥，又给马匹买了一些大麦。为了不招致嫌疑和匪患，萨达姆尽量不在夜间赶路。他从太阳初升一直跑到夜幕降临时才歇脚。不过幸运的是，日落后，他遇到一个贝都因牧民，这位牧人热情地款待了他。第二天天一亮，萨达姆又上路了。他时走时停，伤痛折磨着他。好在早有准备，他和马都没有挨饿。当晚，他怎么也找不到过夜的地方，便同马偎依在一起，躺在已不很烫的沙丘上等待天亮。第三天，萨达姆终于进入一个归属萨马腊市的小镇，并在附近一家游牧民的帐篷里过了一夜。那天晚上，这家正举行婚礼，他饱餐了一顿羊肉。
第四天的早晨，萨达姆特地从一个农庄里买了一些西瓜，因为一天的旅行之后他和他的马太渴了，他们需要好好地吃一顿。吃完了西瓜，他又骑马向前走。路上他感到很轻松，前天晚上，他和马都休息得很好，腿上的伤似乎也好多了，而且在这有人迹的沙漠里赶路，不会再像前几天那样一切都只能听天由命。然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两辆汽车突然朝他开过来，车灯照得他睁不开眼。他不能停留，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迎上前去。他听到有人喊：“站住，否则我要开枪了。”萨达姆明白，这是政府的汽车，他不得不停下来。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拨转马头，想向附近的山丘跑去。但马劳累过度，不听使唤。不一会儿，两辆汽车驶到跟前，冲锋枪对准了他的胸膛。萨达姆凭借他的机智和聪慧，认出这些人不过是另有图谋的海关警察，而自己的长袍足以遮住伤口上的绷带，便从容地勒住缰绳，跳下马来，未及对方开口，便抢先发问：“为什么把我喊住，还拿枪对着我？”海关警察问他是否在走私。萨达姆立即转身请警察看他的马袋，并向警察解释，他根本不是走私者。他说了很多好话，试图让对方相信，他只是一个急着回部落的游牧民。最后警察似乎相信了，但要求查看身份证。萨达姆不屑答理地说了句：“贝都因人从来不带证件。”那些人无可奈何，将他打了一顿，逼他发誓绝不将他们在此埋伏的事告诉任何人，然后便放他走了。
萨达姆上马后，头也不回地朝河对面的一座小城杜尔飞奔而去。夜里11点，他穿过四年没有去过的杜尔城的街道，在经过警察局时，突然发现自己与站在门前的警察相遇。但是他还是充满信心地向前走去。他向警官问好，警官似乎没有检查他的意思。于是他转向一个咖啡屋去找人帮助渡河。萨达姆问人家是否愿意把他和他的马送到河对岸去，他愿出一个半第纳尔的价钱。人们都拒绝了，说晚上从不送人过河。萨达姆本可把口袋里剩下的七个第纳尔都拿出来买通船主，但他不敢这样做，生怕引起怀疑。最后，他决定自己游过去。但马怎么办？一道游过去是可以的，不过，对岸的贝都因人发现后一定会觉得反常，说不定又要惹出一场麻烦。为了逃命，他只好把马丢弃了。
萨达姆脱下衣服，用头巾包好，顶在头上，用一根绳子系在脖子上，将小刀衔在嘴里，用牙齿咬紧，忍着伤口的疼痛，迎着风浪，向河对岸游去。底格里斯河河面宽阔。头顶上的衣服被水浸湿后变得越来越沉重，加上伤痛，萨达姆不止一次险些沉向河底。但他求生的意志非常强烈，他拼命地反抗、挣扎，不让自己沉没……
萨达姆终于以超人的毅力爬上对岸。他喘着粗气伏在岸边，冷得牙齿打颤。远处传来狗叫声，萨达姆挣扎着寻声而去。他知道：有狗叫，必有人家。
体力耗尽的萨达姆到了一家房门前，房门开了，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探出头。她那不安的眼神看了看萨达姆，突然惊叫道：“贼！”。这个老妇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午夜的不速之客可能是现政权的叛逆者，她只觉得突如其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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