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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共和-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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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军民分治还是地方自治？（2）
陈炯明，生于1878年1月13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广东海丰人，字竞存。父亲是位商人。陈炯明1898年考中秀才，1906年入广东政法学堂读书，1908年毕业。1909年任省谘议局议员。是年，陈加入同盟会，参与了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武昌起义后，陈炯明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又策反旧式清军“防营”，组成“循军”，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广东光复后，任副都督、代理都督。他在裁遣军队、安定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排除异己，重用旧军人和旧军官，激起另一支民军王和顺的“惠军”的反抗，被裁遣民军组织“扶正同盟会”，以二次革命为号召，与广东政府对立。由广东新军组成的北伐部队，即第四军也被迫解散，保留的精锐部队炮队回粤后也被缴械解散，自毁长城。他封禁了批评他的报纸《总商会报》、《公言报》、《佗城报》，枪杀记者陈听香。他和胡汉民一起严厉禁止会党和其他团体活动。
江西和广东政府都面临着整顿秩序、恢复治安、裁遣军队的严峻任务。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动员会党、民团，策反旧式军队，招募城市游民，使各省的军队大大地扩张了。而这些军队无论是军事素质，还是政治素质都很差。战争结束以后，不得不面临裁遣的严峻任务。但是，各省财政困难，在裁遣的过程中，一些军队因缺饷（其实是挨饿）兵变，而一些军队则直接哗溃成为土匪。同时，革命激发了游民暴动，革命停止以后，执政的革命党人不得不反过头来镇压游民暴动。黄兴在南京镇压兵变，李烈钧在江西也镇压兵变。李烈钧报告江西形势的严峻状况时说：“初至境内，检点军实，几于有匪皆兵，无兵不匪，口唱洪江，大呼革命。狐鸣篝火，一夕数惊。”洪江，即会党组织洪江会，他们乘革命之际，入城抢掠。为了恢复秩序，李烈钧残酷地镇压了会党的暴动，所谓“刑乱用重”，“治乱世，用重典”。也就是说，治理混乱的社会秩序，需要用严酷的刑法。
不过，李烈钧毕竟是一位优秀的军人，他一方面裁遣军队，而另一方面又整训部队。他接收了留守府的警卫团，以充实有战斗力的武装。1912年10月28日，李烈钧邀请孙中山视察江西，校阅军队。这是孙中山下野后第一次校阅军队，十分令人瞩目。11月间，李烈钧又发布征兵令，征召土著农民入伍，充实和改善军队素质。他把江西军队整训编组为两个师，形成了可以守护江西、与袁世凯势力抗衡的力量。
广东的军队掌握在陈炯明手里，但维持秩序的基本方针，都督胡汉民和陈是一致的。陈组织了广东全省总绥靖处，在全省划分军政合一的绥靖区，大举清乡。广东光复时，集结了民军约15万人，陆续裁遣了11万人。这些被裁遣的士兵，只拿到一点微薄的恩饷，散到社会上，无田可种，无业可就，只能沦为土匪。于是，广东政府又被迫大举清乡，而清乡的军队又十分残暴。著名革命党人朱执信负责广阳绥靖处时，杀人不知凡几，继任者也杀人如草。即使小小犯法，也往往被即时处决，草菅人命，没有法治可言。前清的地方权力体系在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而广东的革命政府并没有办法建立起自己的基层组织，因而在清乡过程中又遭到地方的强烈反抗，无法巩固政权。
陈炯明并不是军校出身，以民军起家，在军界根基不深，整编广东军队时，心胸狭隘，只保留自己的民军，而又留用旧军（指旧式组织的防营等前清部队，与新军在政治、军事素质上都不相称）官兵。广东训练有素的新军既遭解散，这时的广东军队的战斗力就差多了。他整编广东军队为两师一旅，但他收留的军官一个个向袁世凯表示效忠，使广东的军队在政治上很不可靠。
仅仅依靠控制军队和暴力镇压，并不能建立起同盟会在广东统治的社会基础。孙中山认为，当时中国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达到，只有民生主义还没有达到。因此，他到广东后，就希望广东首先实施民生主义。孙中山认为，现在是新旧交替时期，旧政府已经被革命废除，在鼎革之际，需要改换契约，使财产具有合法性，趁这个机会，实行平均地权很容易。所谓平均地权，就是按土地的价格抽税，值百抽一。即如果这块土地市值100元，就要交税1元。如果以后这块土地涨价到200元，那么这增加的100元属于国家所有。孙中山就是通过这个办法来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并且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于是，广东都督府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向省临时议会交议了换契案，提案规定，前清旧契换成民国新契，需按现价，卖契（指卖断的契约）值百抽二，典契（指典押的契约）值百抽一。由于这个方案只是一次征收，而不是普遍实施的常年税收，孙中山曾主张值百抽三，甚至值百抽五。尽管都督府提案比孙中山的主张温和一些，但仍然遭到省议会的强烈反对，未能通过。他们认为，广东全省农田有3315万余亩，假设每亩最低地价30元，值百抽二，就要收取1900万余元。现在要广东人民在几个月之内捐出如此庞大的款项，能做到吗？何况，房基地还没有算在里面。革命以后，各县遍地遭到土匪的祸患，元气大伤，不要说原来小康的人家吃不饱饭了，就是一向有钱的人家，也今非昔比。省议会后来通过的方案，大大降低了换契的费用，而且与平均地权的精神也没有什么关系。问题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政策，虽然是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它对农民的眼前利益并无直接关系，甚至有害，因此，这一政策不可能动员人民来支持它。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革命政权依靠谁来支持呢？这是孙中山和当时的革命者都没有搞明白的事情。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3．军民分治还是地方自治？（3）
孙中山为了推行民生主义，约见了省议会议员们，进行疏导，解释平均地权政策。但是，孙中山不仅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相反招来了强烈的抱怨。他们抗议说：省政府漠视省议会的决议，把代议士当作政府的傀儡，要求都督府尊重议会的立法权。当时的议员多为地方士绅，不可避免地保守既得利益，与革命的新进人物的政治利益自然不同。因此，孙中山反驳说：“权限是谁与之者？从公理求之也。革命党之权，谁与之者？少数人牺牲性命于公理上求之也。不然，都督欲得权限优胜些，代议士又欲权限优胜些，谁能与之？又谁能均之也？”
那么，公理上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又该怎样划分呢？这就成了同盟会地方都督和袁世凯的中央政府的一场斗争。在中国近代社会里，“公理”具有随机性，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
革命后各省政权大多掌握在军人手里，副总统黎元洪首先于4月10日上大总统及京外各机关电，提出了军民分治的问题。他针对革命后秩序混乱的现象，认为军人柄政流弊丛生，主张将军务、民政划为二途。这篇长达2400字的电报，是一篇没有标点符号的骈俪文字，指出军人柄政有“十害三无”。所谓“十害”，大体是指军事独裁和军队扩张形成的社会危害；所谓“三无”，是指在军事独裁情形下，军界“无道德心”、“无法律心”、“无责任心”。他强调面临的危险的局面：“莽莽神州，不亡于满清之亲贵，而亡于民国之英雄，不亡于专制之淫威，而亡于共和之初政。”这封电报，说实在的，也道出了当时的社会混乱，以及预测到了后来军阀混战时期的种种现象。从“公理”上看，似乎没有多少错误。例如，他说到司法独立问题，而军人柄政的结果，造成“自恃重兵在握，任意执行，假军法为护符，视民命为儿戏。”但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大江报》案，以及后面要谈的张振武案，黎元洪、袁世凯自己何曾尊重司法独立？同样滥用权力，草菅民命！这些“公理”是对人不对己的。民国史上这一类侈谈“民主”的现代“公理”，实在数不胜数，而衡量他们的实际行为，则差了十万八千里。黎元洪在民国初年的一系列主张，实际上都是在配合袁世凯压抑革命党人、由袁世凯统一中国的需要。袁世凯非常赞赏黎元洪的主张，并感慨地说：“西儒所谓暴民专制，不图今日乃亲见之。”当然，黎元洪自己也是军人柄政，所以带头在湖北实行军民分治。但事实上，在袁世凯强迫他去北京之前，他也没有把民政事务真正交给民政长官。
前清中国体制，总督、巡抚都是带兵官，当时是文人带兵，即使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军事将领担任总督重任，但他们都是文人出身，都有科举功名。辛亥革命后的形势有所不同，一批职业军人担任了都督职务，掌握了军事、民政权力，开始出现军阀割据的倾向。而所谓暴民专制，本来指的是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统治时期的恐怖统治。辛亥革命后，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暴力倾向，一些革命党人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也动不动以暴力相向。不过，辛亥革命中的这些行为，小巫见大巫，同后来的军阀统治以及群众专政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了。袁世凯只是借用社会混乱作为口实，来对付各省地方势力，尤其是同盟会掌权的地区。从中国政治的发展来看，我们很难下一个简单的结论，就说同盟会都督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问题在于，袁世凯代表的是一种保守的利益集团，辛亥革命党人代表的是另一种希望更新和发展的利益集团，对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发展有不同的政治理念。清朝灭亡了，社会出现了动荡和分裂的倾向，袁世凯希望凭借他在前清体制内发展起来的势力，独揽国家政权，但当前他自己的力量有所欠缺，必须和前清立宪派合作，才能对付同盟会的革命势力。同盟会则是从民间崛起，有着一股朝气，希望按照自己朦胧的现代理想去从事改革，但在实际政治生活和实际操作上，仍然摆脱不了军事独裁的局面，很难真正走向现代民主。这样的两股势力发生了冲突。我们决不可把中国社会的政治分野，简单地看成黑、白分明。
3．军民分治还是地方自治？（4）
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先起来反对军民分治，争取地方自治。他认为现在社会秩序混乱，如果都督不能掌握财政大权，一旦有事，无法集中力量平定事变。他强调：“总之，革命方法，原分三期：军政、约法、宪法是也。今日中央政府由军政时期进而为约法时期，各省现状则尚在军政时期中之时。都督一官，日后固不可久存，惟目前决不能骤废。”至于军民分治，则要等到秩序稳定，正式宪法和各省官制正式制订之后才能实行。广东都督胡汉民支持李烈钧的主张，他更详细地论述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要求袁世凯应该授予各省都督以军政、财政两权，让各省自行裁遣军队，整理财政。针对袁世凯向六国银行团的借款计划，他批评说，中央不应该大举借债，想用财政权力来操纵、控制各省，结果是让列强用财政权来操纵中央。孙中山赞成地方分权，强调：“民权为天经地义，专制恶风断难久存于二十世纪。”
李烈钧和胡汉民不仅公开联络各省都督反对军民分治，而且还秘密联络南方革命各省，企图组织都督联盟，与袁世凯掌握的中央政府对抗。李在秘密发给起义省份的电报中，希望组织一个最稳健的政治、军事团体，如果中央政府能够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维持拥护，互相协助；而如果中央政府挟有私心，借统一之名，施专制之实，只有大家一起起来抗争，纠正中央政府的错误。总之，要以地方监督帮助中央政府，不让中央政府操纵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不让中国的权利被外国人夺去，不使国家重新沦为专制的国家，目前发生的种种危险的局势，或许可以平息下去。
同盟会地方政府和袁世凯的中央政府的纷争，与言论界激烈派对袁世凯的批判，并不是一致的。激烈派并没有什么实力做自己的后盾，而地方都督则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来说话的。粤、赣地方政府与中央对抗的政策，激起了亲袁党派的攻击，社会上也不断传出诸如广东独立、七省独立之类传言。在梁启超系统办的《时报》上，1912年8月2日就刊发了《论李烈钧之野心》一文，露骨地攻击李、胡说：民国成立后，各省都督之中，有两个人抱有野心，一个是粤督胡汉民，一个是赣督李烈钧。二人的手段都是专制的手段，他们的目的都是要反对中央。胡汉民反对中央集权，李烈钧亦反对中央集权，胡汉民反对军民分治，李烈钧亦反对军民分治。他们二人又互相联络，一旦中原发生事变，有人认为胡、李二人就各自抱着一个割据地方的思想。李凭借胡获得出海口，胡又凭借李获得进入长江渠道，他们二人构成了犄角之势，前进就可以逐鹿中原，争夺天下，后退亦仍然可以成为一方的霸主。为袁世凯笼络的粤中军官黄士龙写信给胡汉民，公然辱骂说：你的种种举动，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还需要我来造谣吗？可惜你没有这种力量，所以也没有这种狗胆。你的野心哪里是仅仅以独立就可以满足的！
袁世凯为对付粤、赣的异己势力，通过收买两省军事将领来达到控制两省的目的，致使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日益尖锐，即使没有后来发生的宋教仁一案，对抗也很难避免。当时，原江西第三旅旅长余鹤松，本是李烈钧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但李烈钧任都督后改编了余的部队，由李烈钧的另一同学欧阳武统率，并改派余为都督府代表（有3名代表）前往北京。余失去军权，对李十分不满，就在北京走袁世凯的门路。袁乘机给了他一笔经费，让他回江西活动，只要他能推倒李烈钧，袁世凯就任命余为江西都督。12月10日，余鹤松在南昌发动旧部兵变。当天，李烈钧即迅速调兵平叛，枪杀了100多人。余兵变失败后逃回北京。
李烈钧虽然知道这次兵变的特殊背景，但他没有力量与袁世凯决裂，当时也没有决裂的形势，全国都在提倡调和。于是，李烈钧希望缓和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就发生的兵变事件，向袁世凯引咎自责，并且请袁任命民政长，以便自己专心治军，同时，特意推荐汪瑞辏УＨ蚊裾ぶ拔瘛Ｍ粑扒褰魑浔秆米芗啵钊胙保褪峭袈既〉模蚨惺ι橐辍Ｍ粜愿裎潞停钕肜盟椿汉陀朐揽某逋唬裕辉俣厍胪舫錾桨锩ΑＫ挥辛系剑舯臼乔扒骞俪≈械娜耍恢雷龉伲涣私飧锩蟮恼涡问啤Ｍ羧衔疃厍胱约撼錾剑鞣矫娴比幻挥形侍猓绻玫皆揽闹С郑约旱牡匚黄癫痪凸塘耍坑谑牵羧痍＇就直接到北京谒见袁世凯，请求袁世凯直接任命，不要由地方大吏推荐，这样就更好地体现了国家的统一。汪主动上门投靠，袁世凯求之不得。12月16日，李烈钧请简任民政长的电文到达北京才4个小时，袁世凯就发布了汪瑞辏髅裾さ娜蚊睢�
李烈钧下错了棋子，陷入被动，不能不图谋补救。于是，他在暗中主持，由江西广饶协会、国民党支部等团体出面，纷纷通电历数汪瑞辏г谇扒宄鹗痈锩闹种至蛹＃硎炯Ψ炊裕牟怀腥贤羧蚊裾ぃ笤窒肿矗灰涓髡郑栈爻擅５揽衲芊牌饷春玫幕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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