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口述自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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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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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的经验（1）
我这次大病一场，心脏曾经停止跳动三次，最长的一次是四分钟，最后又活过来了，而且脑子也没有受损，可能与我自小水下的功夫有关。
　　小时候，我家前面有一个潭，就在武岭之下。笤溪非常湍急，到了武岭下形成一个潭，溪水比较安定。有一个叔公经常带着我到溪水游泳，也在潭中教我潜水，使我练就了一身的游泳功夫。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跟着母亲到舟山群岛的普陀山，母亲与其他香客都在庙里拜拜，只有我一个人到海边游泳。我游着游着，突然发现岸上的人愈来愈小，我就警觉到海水退潮了。潮水非常快速地把我带到海中，我怎么游也游不到岸边。当时我非常镇定，也幸亏我水下的功夫还不错，我就一下潜到海底，抓着海底的沙，爬进岸边；憋不住气时，就浮到海面上呼吸几口，虽然会被冲走一段距离，但是我又迅速地潜回海底，抓着沙爬进岸边，就这样，我爬回了岸上。
　　我从来没有计算过我能够在水里待多久，后来在学校里有一次测验，成绩是两分半钟，相当惊人，因为一般人能够有两分钟以上的非常少。
　　苏州东吴大学靠近城边，那时候有内城河及外城河，学校与城墙之间有一条内城河，同学们常常在内城河里游泳。有一次，我们有七个人一起去内城河游泳，结果有八个人起来，这下子把我们都吓坏了，那个尸体不知道沉在河里多久，经过我们拨动河水后，就在我们七个人中间浮起来，脑胀得好大，而且尸体已经发绿。我们一见状，就赶快游回学校边上一个小码头的台阶，速度之快，我想应该有资格参加亚运了。我从来没有游得那么快过。
　　学校在下午三点钟有一堂游泳课，老师向来要我们先站队、报数，看看有没有人缺课，等到上完课之后，再站队、报数，我们向老师鞠躬之后就解散。有一天，我们站队时发现少了一个人：我们都认为他没有来，他事前也没有请假。那天的课程是跳水，学校的游泳池是十公尺宽、二十五公尺长的小型标准池，深度分别为三公尺、九公尺、六公尺。我们跳水是在九公尺处跳，我跳下水后，身体翻过来，脚一蹬，感觉踩到一样东西。回到岸上后，我就跟老师报告：“报告老师，下面有一个西瓜。”老师一听，立刻潜下水，把那位同学拖起来，大家一看，原来就是那位缺课的同学。原来那位同学在中午吃过饭后，就先到游泳池游泳了，他的泳技并不好，因为天气热，所以他喜欢在上课前去游泳池泡泡水。我们检查时发现，他并不是溺毙的，而是胃里的东西涌出来，塞住食道，食道一胀开，就把器官憋住了，他是闷死后沉到游泳池底的。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经验与教训。
　　我在德国留学时，经常与几位德国同学结伴去游泳。有一年冬天，我和另外三个同学，四人租了一部车子，开到郊外，我们把冰砸破之后，就在冰河里游泳。我们并不怕冷，而且我们的身体锻炼到可以在冰天雪地里光着上身，在阿尔卑斯山上滑雪。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身体与大自然好象合为一体，不受大自然气候的影响。
　　有一次我在周末到南德的一个大湖游泳，湖中有一个小岛，距离大约有五千公尺，通常我们都不带游泳衣，骑着机车，到了湖畔后，把衣服一脱就下水了。不必担心有人会偷车和衣服。湖边与中间岛屿之间，还有一个突出的半岛，我刚游过半岛时，发现有一条船，船上有三位女性在划船，她们将船与我平行，还问我要不要到船上休息，喝汽水、吃冰淇淋，我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穿衣服，她们说：“你看看我们。”我就扒在船边上，没想到她们三个也没有穿衣服。她们说：“我们都不怕，你还怕什么。”所以我就到船上与她们聊天、吃东西。这个经验让我觉得一个中国乡下土孩子出国，看到一个新世界，新的生活方式，我发现中外对礼的表达方式完全不一样。那次我真是上了一课。
　　我回到国内后，哥哥把我调到江西，帮他办夏令营。那个夏令营一共有三个大队及一个直属区队，区队的队员都是女生，其他三个大队的队员都是男生。第一、二大队的成员是中学生，第三大队的成员是高中毕业生与大学肄业生。我担任第三大队大队长。有一次出去远足，回到赣州城时，要走过一座渡江的桥，我还没有走到桥头就跳下水了，横渡赣江。赣江的水相当急，我算好我游泳的速度，并配合河流的速度，正好游到桥头上岸，比队伍还早到。但是我事后想一想，那时候我毫无准备，也没有跟任何人说，就跳到湍急的赣江，虽然渡过了，毕竟也是年轻逞强，多少有点冒险。
　　

游泳的经验（2）
我家有一个游泳池，有一天，我邀请很多朋友到我家游泳。前几年我因为白内障，水晶体被取出，并装了一副隐形眼镜。当我跳下水后，发现隐形眼镜被冲掉了。那时候我有一点紧张，因为根本看不见，完全白茫茫的一片。幸好我可以辨认上下左右就立刻浮出水面，我叫着说：“我的眼睛掉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我的眼睛居然会掉。那副隐形眼镜戴久了，会影响角膜的呼吸，所以后来我又重新开刀，安装了一个人工水晶体。所以现在我既没有远视，也没有近视，我戴眼镜完全是因为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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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乩之奇
陈济民（陈济棠之兄）会看相，陈济棠叛变那年，陈济民看到父亲印堂发黑，认为父亲时运不济，他还特别到我们溪口老家看风水，他一看到丰镐房门口大街旁的两面墙中间有一个弄堂，两面墙显得一高一低，他就断言说我们家的风水断掉了。陈济民离开没有多久，父亲也回乡下去了，他常常在进行大事之前，会先回到乡下去住一段时间，在祖母坟茔旁边的房子住上几天，思考问题。他回到乡下后，看到丰镐房的弄堂，觉得不好看，所以就做了一个门以及一面弧形的墙，把原来一高一低的两面墙连接起来。当时广东有一所航空班，能够使用的飞机有二十五架，作为平时作战与训练飞行之用。教育长是蒋孝棠，人长的瘦黑，很像广东人，他的父亲是蒋国英。蒋孝棠虽然年龄比我大，但是他比我小一辈，在那时候都没有人知道蒋孝棠是我们蒋家的人。蒋国英的父亲很早就离开溪口，他长大后赴日习医，他的父亲住在南京镇江，所以蒋国英回国后便在镇江办了一个医院，自己当院长。蒋国英字怀仁，所以以“怀仁”来替医院命名。他生了五个儿子，蒋孝棠排行第四，从小就跟着祖父到广东，就在广东念书，所以他一口广东话。后来他学习飞行，慢慢地就变成陈济棠的手下，先后担任飞行学校的教官、组长，继而担任教育长。陈济棠叛变时，蒋孝棠就带着二十五架飞机飞南京。在事情发生之前，陈济棠曾经去扶乩，得到的答案是“机不可失”。他以为是要掌握时机，叛变方可成功，没有想到“机不可失”的“机”指的是那二十五架飞机，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
　　扶乩是非常神奇的，不但预测得准确，而且在开始时神灵都会先报出自己的身份或名字。我当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时，有一次在孝感住在一户大户人家里，这户人家因为战乱而离开，我们的军部就设在这户人家里。有一天晚上，大家在一起聊天，其中有人懂得扶乩，他们就开始扶乩，到后来，突然出现英文字，他们叫我去看，我一看，上面写着Williams，我们问过看房子的老家人之后才知道，原来威廉士是附近天主教堂的神父，在两年以前过世，没想到我们扶乩时把他请来了。有的时候我们把关公请来了，有的时候则请到了诸葛亮。
　　

同名之累
夫人有一个秘书，名字叫Pearl　　Chen。她是檀香山华侨，她的英文很好，但其貌不扬。我回国时，结识了一位欧亚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碰巧她也叫Pearl　　Chen，结果外面传言因为她到我们家吃过几次饭以后，被父亲发现，父亲非常喜欢她，就把她留下来当夫人的秘书，把我派到西北，使我们相隔两地。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那时候我刚回重庆不久，我与这位朋友也没有婚嫁之谊，而且我到西北是原本就计划好的，没想到外人竟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有一次我在家里吃晚饭时，向父亲及夫人提起这件事，夫人大笑，还问父亲：“我这个Pearl　　Chen你会要啊？”父亲则笑得假牙都掉下来了。
　　

翻译
我最怕帮大官翻译，因为无法翻译出来，即使你把他每一句话翻译完，对方还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因为这些官员自己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绕圈子。我在“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任内时，有一次我经过参谋总长门口，他叫我进去做翻译，因为外宾快要到了，而他的联络官还没到，他要我先翻译一段，等他的联络官到了以后再接替。我心里想翻译是我最讨厌的事，也是最不擅长的，可是说着说着外宾来了，只好去帮忙翻译。那时候刚好有韩战后到台湾的一万四千个中共官兵，就是所谓的一万四千个证人，总长向外宾说明“一二三自由日”的由来，口号是“一二三，到台湾”，要我翻译成英文，而且要押韵。我不知道从那儿来的灵感，翻译成“One　　Two　　Three，We　　Weat　　to　　be　　Free”。既押韵，意思也对。这么一翻译，这位长官就认为我的英文好得不得了，我说你完全误会了，我的英文很糟糕，不过我自己知道糟在那里，错在那里。我的英文是不够好的，但是人家讲错了我还是可以听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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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我当少将长达十余年，父亲要升我为中将时，我向父亲婉辞。原因有二：一，在未###之前，没有心情升级；二，如果升迁慢，我还能多当几年军人，因为上将是特任官，一当了三星上将之后，就会与政治有所接触，我个人不想与党政业务有任何接触，因为一接触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产生，到那时候，我不论表达意见与否都不好。父亲非常同意我的看法，所以我就做了十几年的少将与十几年的中将。那时候我还向父亲说了一句赤裸裸的话：“蒋家的下一代，有一位政治家就够了，不要再有任何人去搅合。”
　　民国六十四年，就是老太爷故世那年，我升上将。原本他要升我为上将，我没有答应，我跟父亲说：“希望父亲把这个人情留给哥哥，而且我做军人做到中将已经是登峰造极了。”上将是个政治官，所以一开始父亲要升我为上将时，我不愿意。后来我是在父亲过世后那年在哥哥任内升上将的。我升上将一事，老夫人、何应钦将军都有帮忙，因为那年我六十岁，如果再不升上将的话，就要退役，我退役对哥哥不利，人家会有批评，所以就升了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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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支风波
近几年来，每当有一点###的可能时，管区警察就会借故把我的自卫手枪（左轮38）拿走。第一次的理由是知道我有一把奇特的手枪，想拿去看看，起先我不知道这是一个计谋。以后他们又假借替我检查武器的理由，把我的手枪拿走，这种情形已经发生过好多次。起初我也不疑有他，后来我才发现，每次有选举或其他特殊状况时，管区警察就会把我的枪拿走。
　　我是个武器收藏家，有许多很珍贵的武器，政府规定一个人只能有一把自卫手枪之后，我就把这些武器都放进联勤总部的陈列馆，馆内角落有一个柜子，放的就是我所收藏的武器。我有空时，就到联勤总部去看看它们。
　　我不是编制内的总统府资政，每个月只能领两万两千元的车马费，总统府也没有派随身护从给我。有一些顾问、资政虽然有汽车与随从，但是都是使用原单位的车辆与人员，而不是总统府编派的，如果没有人提出抗议，这些人也不会受到处罚。
　　从前我住在天母时，住处有宪兵守卫，冬天时我替他们增购冬衣，雨天时替他们买雨衣，而且我的住处与宪兵排本部有一段距离，我还替他们买摩托车、脚踏车，过生日与节日时，还要请他们吃东西。我的收入实在不够照顾他们。虽然在规定上我不用如此照顾他们，可是我不能不照应他们。起先我不要宪兵护卫，民国六十七至七十年，王永树当国安局长时，他跟我说：“纬国兄，你的侄子那儿我都派了卫兵，你的住处不派，人家会骂我。”他跟我说了第三遍后，我才答应，所以他就派了两个卫兵过来。后来我搬到山上之后，宪兵队就和我商量，原来的宪兵排驻在地在我家附近，房子不好，而且交通也不方便，既然我正在盖新房子，能否在我家前面多盖三间，让宪兵队能够移过来，一方面他们也住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我家也可以受到保卫。所以现在变成好像是他们派了一个加强班，有十几个人住在我家前面，实际的情形是我供应住的地方给他们。他们现在有一间储藏室、一间卧房、一间厨房以及一间小型康乐室。这些宪兵虽然住在我家前面，但是并不是我家的卫兵，所以我仍然要有一只自卫手枪。但是每当我特别需要自卫手枪时，他们就把我的手枪拿走。
　　一个军人最大的羞耻就是缴械，除非是战俘才要缴械。欧洲至今还保留一个古风，在战俘营里面，一个被俘虏的指挥官仍然被允许保有指挥刀（佩剑）。我当了一辈子的职业军人，临了还要一年数次的缴械，我百思不解。国安局无法管到“国安会”秘书长的头上，如果没有政策性的指示，他们不会这么做的，而且这几次都是由警局出面，而不是国安局出面。警局不是我的指挥关系人，实在没有理由来替我保养及检查枪支，而且时间经常在一二个星期左右，第一次时间最长，后来还有一次把我的枪弄坏了，一打开之后，左轮的轮子居然掉下来，装不上去，结果我拿到联勤去修理。这种事情实在无从追究。由警局出面让我缴械，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侮辱，连这一点的尊敬都没有，实在是使人无法接受。
　　我查问了一下，登记个人私枪的有十二个人，但是个人有私枪的不止十二人。这十二人是守法的好人，我是其中之一，其他十一位是否也被缴械，我并不清楚，但是我是受到这种对待的，动不动就要我缴枪。而且他们并没有说出缴枪的真正理由，这是我在经历过几次经验之后所分析出来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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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素质（1）
民国二十一年，我在东吴念书，住在苏州。一二八事变发生时该地很容易受到波及，所以我就暂时离开苏州到湖州去，在湖州待了两个多月，上海平定之后我就回到苏州。那时候的苏州火车站乱糟糟的，我下火车时发现有很多士兵，有一个兵拿着步枪上了刺刀，走过来搜查旅客。我从火车上下来，带了一个小铺盖，就是把一条被子叠好卷起来，再用绳子绑好，这个兵要我伸手进铺盖摸一摸有没有东西，我心里想：是你检查我还是我检查我？既然是你要检查我，你反而要我把手伸进去摸一摸，即使有东西，我还会告诉你吗？我问那个兵为什么不自己摸呢？他就“啪”一个巴掌打过来，说：“让你自己摸是给你面子！”所以我只好把手伸进铺盖去摸一摸，摸完后，他把手一挥说：“走了。”我也就走了。之后，我看到很多旅客的行李都是被打开的，弄得乱七八糟。我体会到部队里的阿兵哥平时受够委屈，当兵这个职业也不好玩，有那么一个机会能够在火车站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