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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口述自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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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购买三五快炮，主要是给陆军使用，美军的防空任务也是由陆军负责。因为空军本身是防空中的一环，它所使用的拦截机，是防空时必备的武器。
System有硬体、软体两种意义存在，如果讲组织，指的就是硬体，如果讲制度，指的就是软体，我把它翻译成体制，包含硬体与软体的意义。所以I应该是Information（咨询），S是体制，现在“国防部”始终翻译成“指管通情系统”。系统意谓硬体，硬体与软体不同的地方在于硬体是个技术，而软体是个观念，没有观念，只有工具，不知道目的何在，而指、管、通三者也都是工具、方法。西方人把重点放在方法上，讲求工具、方法，但不清楚目的；而中国人则把重点放在目的上，常常形成目的神圣，方法拙劣的情形，更无庸论及工具。基于此，我就发明了C3，也就是原来的mand、Control、munication，再加上Contact、Confirm、bat，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我发明这个观念之后，美方大为惊讶地发现我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不过，美国人有一个好处，因为西方人在语言中就已经表现出逻辑思考，使用的文法不同，对方的理解也就不同，举例来说，如果有人问你：“Do you speak English？”而你回答：“Yes； I did。 ”时，就表示你过去会讲，现在不会讲。换句话说，在文法中就能够确定文意。事实上，中文也有文法，只是大家不注意，常常颠三倒四的，我们的思维逻辑不够，没有思维逻辑，就没有表达技术。我在三军大学校长任内，就非常要求思维理哲、表达技术、将校风范等三件事情。
军制学（6）
现在“国防部”将C3IS交给联二负责，我认为这个观念是所有部门都要使用的，包括联一、联二、联三、联四与政战在内，因为I是Information，不是Intelligence，而且咨询不单单只有军方使用，所有经贸方面也需要咨询。而且咨询属于电脑体制，所以翻译错误就表示观念之偏差。我所增加的C3可以做广泛的运用，例如bat不一定是军事上的打斗，在立法院、省议会都用得到，在bat之前，必须先发现敌人，所以要Contact（接触），接敌是一种运用，到哪个地方拦截才能够接敌，时间、空间、方向如果有错误都不对，至少是浪费时间。接触之后，还要Confirm（辨正），否则容易造成大错。所以第一要Contact，在军事上，始终要保持接触，也就是Keep in Contact，否则敌人容易脱离，没有用处，接触之前，如果判断在何处会遇到敌人，这就是一门大学问，就要依靠战略修养。
十九世纪初，拿破仑席卷欧洲，一般人只能望其项背，却无法体会拿破仑之战略。有一次，米歇尔·奈带着约米尼去见拿破仑，拿破仑只拍拍约米尼的背，要约米尼好好干，约米尼很失望，因为没有机会与拿破仑讲话。当他退出宫廷，深深鞠躬时，他对拿破仑说了一句话：“感谢万岁，我在班堡等候圣驾。”拿破仑大感惊讶地问：“谁告诉你我要到班堡去的？”约米尼说：“最近我们与普鲁士之间情势很紧张，大有出兵一战之势，根据陛下过去用兵的方式，我认为我们的大军应该会到班堡集合，然后再从班堡出兵，我相信陛下会亲征。”这几句话完全将拿破仑打动了，就将约米尼接二连三地升级，因为他知道约米尼能够体会他的战略，不到两年的时间，约米尼就当了元帅了。班堡是一个战略要点，所谓“战略要点”就是不经过这一点，就无法达到下一点，从别的地方去都不适宜，非走该处不可，所以，只要派一个人到班堡看看有无大军等着即可。如果对方不懂战略，就会疏忽战略要点的重要性，如果对方是个战略家，就会将重兵驻扎在班堡。这是在没有Contact之前的战略修养。到了战略要点之后，如何知道敌人之所在，就要靠战术修养，至于如何接近敌人，就要靠战斗修养，否则自己会先被发现，继而遭到攻击。Contact之后，要如何Keep in Contact，是非常重要的，尤其现在是机动作战，敌人可以随时转移，特别是在海上及空中作战时，更需要Keep in Contact。防空要用机（拦截机）、弹（飞弹）、炮（高射炮），何种目标应该用何种武器攻击，当目标更动时，我们如何使武器灵活交替运用，在事前就应该有所设计，这样才能够在Contact之后Keep in Contact，才不会发生杀鸡用牛刀，甚至是用鸡刀去杀牛的情形，而仍然能保持牛刀杀牛、鸡刀杀鸡。所以，在bat之前就要先做到“”，所谓“”就是Standing、Operation、Procedure，否则到紧要关头时才请示长官一定来不及，即使bat胜利，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我在军中，灌输军官们现代的观念与科学的精神，也是我对国军的贡献。父亲要我在大学时先修习理工，因为要做一个现代的军官，必须具有数理观念，培养对于科学的了解与思考方式，所以我进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第一组就读，主科物理，副科数学。念完理学院之后，父亲又建议我去念文学院，主科政治，第一副科经济，第二副科社会。虽然我在文学院念了一年后就到德国去了，但是这一年的训练，对于而后我在建军备战的研究上很有帮助。
父亲有一句名言：凡任指参者，必先习得高两个阶层的用兵修养。当父亲如此告诉孟泽尔将军时，孟泽尔将军立刻说：“完全对，完全对。”还跟父亲说：“你问纬国，他在慕尼黑军官学校学的是什么。”我就跟父亲说：“从第一天到毕业那天，就是反复教营连战术。”父亲就加上了一句话：“一定要战斗兵营的营连战术。”孟泽尔将军就说：“对，纬国在慕尼黑军官学校时，只学了步兵营的营连战术，现在我们已经改为战车营与步兵营的营连战术。任何军官都要懂，将来在战场上，才懂得如何支援，例如战斗支援、勤务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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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德制与美制（1）
民国二十五年我到德国留学，临走前到黄埔军校跟父亲辞行，并问父亲有无指示。父亲说：“有两样东西你出国去学，外国人是不会教我们的，起码不会主动讲给我们听。一个是军制，军制里包括人事制度与后勤制度；另外一个是动员制度，你特别注意一下这两种，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后勤也注意一下，虽然大家都学会了战术这一套，但是如果不懂后勤就永远不懂战略。”
父亲还特别叮嘱我要用心体会，他说：“虽然许多军制有书面资料，但是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询问将校团。”所谓将校团也称为指参团。将军没有校级军官的辅助，“将”不起来；校级军官没有将官的把舵，也“校”不起来，校级军官是高级参谋，在英文里面，参谋是stuff，希腊文原意为树干，一个公司里面各部门的主要干部称为officer，其他的职员则称为employer。
此外，父亲还要我注意后勤的问题，要联想连的后勤从何而来，如何透过营、旅，或是跳过旅、团，直接到师，或跳过师，直接到军团。这些后勤体制，一般来说也是学不到的，一定要仔细留意，才能学习到。最后，父亲说：“其他的我也不必跟你仔细说，你放心去好了，到德国后，到大使馆找谭伯羽；德国的军方则找莱谢劳（Jeneral von Reighenau），他是德国第七军军长，司令部设在莱比锡（Leipzig）。”我到德国之后，刚好蒋百里将军也到德国去考察，武官处就派我为蒋将军的随从副官，我在蒋将军身边学了很多，也得到很多启示。我在他身边当随从副官的时间虽然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不过他每天晚上与我聊天时，都是谈军制问题。他懂的东西很多，国学底子也很好。
我到了德国之后，非常注意军制，特别是教育体制、人事体制与后勤体制，后来我还注意情报体制。情报与作战是每一个军人都必须学习的，但是很少人会花时间去研究教育、人事与后勤。
回国后我不断的研究国军的军制，一有新的观念，就立刻跟父亲反映，因为那些事情不是父亲的下属可以决定的。一方面，他们的权威不够，另一方面，我去跟某些长官讲也是白费口舌，我跟父亲讲，他马上就懂。而且父亲本来就是这样的想法，只是身负全国的重大责任，他忙不过来，没有人提醒他一下 ，他就撂下来了，我一提，他就会有反应。父亲如果同意我提出的观点，他就会马上摇电话，或是在便条纸上写几个字交办下去。可惜的是父亲缺乏一个管制单位，交办下去的事，如果没有想起来去问问，最后就石沉大海，结果大事变小事，小事变成无事。大家原则上是听父亲的 ，并不想阳奉阴违，但是却因为惰性而造成事实上阳奉阴违；大家也不是有意去违抗他，可是事实上就是这么拖拖拉拉的。
总统府虽然有侍从室（后来改为第三局），但是他们的工作是向上管制，把底下送上来的公文往上呈，而父亲交办下去的事情，虽然有档案备查，但是他们并没有追踪考察。后来我向父亲分析报告后，才设立了一个负责考察的“纪管”（纪律管制），可惜纪管也没有完全发挥功能，结果底下就官官相护，交差了事。
有一个日本人曾经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你父亲把你哥哥送到俄国去，后来又把你送到德国去？”我回答他：“父亲把我送到德国，是因为父亲本身一直想到德国，但没去成，所以送我去，他的目的是要学德国的东西，我代替他去也是一样的。我回来以后把我所看到、听到或学到的事物，不断向他报告，而且父亲问得很详细，使我能够回想在德国学习的种种，否则我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会体会那样深。就是因为父亲不断追问，我才明了其中的道理。”
虽然中国人常讲带兵，但是往往只注意到带单兵的方法，没有注意到带单位。究竟连、营、团、师之行政该如何做？为什么我们学德军的一套，却又学不像？为什么有值星班长、值星排长、值星连长，尤其连里面的教育班长之设置是何种道理？国军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后来我写了一个本书专门介绍营连以下的行政管理，如果这个制度不建立，我们陆军的建军最多只能完成一半，始终是半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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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德制与美制（2）
一般人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是我自己吹牛，我学德国的东西，确实是学到了家了。举一个例子来说，从前我们采用德制时，部下见到长官，在离开六步之远处就要向长官敬礼，再走三步时将手放下，这个动作每个军人都会，因为这是从二等兵开始就有的训练，但是我敢拍胸脯说没有一个将校想过这个问题。德军规定“前六步后三步”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所谓“前六步”，指的就是长官和部下每个人走三步平行；所谓“后三步”，就是长官、部下各走三步，双方又相隔六步。行进间，第一步时已经举手，而且长官已经看见，第二步时长官已经回礼，部下也看见，此礼持续一步，两人就擦肩而过，然后再走三步，将手放下。因为六步是以行进间距离来计算的，长官部下都在前进，所谓“前六步”，事实上是两个人各走了三步，后三步走完后其实已经离开六步了，所以前六步等于三步，后三步等于六步，距离是相等的。前面的六步事实上只走了三步，后面的三步等于已经离开六步。在行进间，走的步数必须与手配合，一定是左脚提起时，右手举起，所以前三步一定是右脚放下时，左脚提起，右手跟着举起，后三步则将手放下，配合人体的构造与时效的要求。父亲说：“我在日本也没有听他们说过。”那是步兵时代的做法，后来德军有没有重新更改，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们到台湾之后，改采美制，将“前六步后三步”改成“前八步”，同样的，也没有人去研究这个问题。事实上，美国人是把空距变成时距，一般人一分钟可走一百二十步，也就是一秒钟走两步，八步就是四秒钟。以二个人相对走的时间而言，只有二秒钟的时间，所以“前八步”就是以两秒钟完成敬礼与还礼动作———一秒钟敬礼，另一秒钟长官答礼。如果仍然以空距来计算，有人坐在汽车上，有人在走路，或者双方在不同的车上，等到离开八步时才开始敬礼，对方的手还没完全拿起来，我方的车就开过去了，连回礼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以时距来计算，我方敬礼二秒钟，对方看见了，也回礼二秒钟，彼此都有反应的机会。所以不论车速快慢，都是以两秒钟为原则，而两秒钟的距离则依状况自定。通常车子开得愈快，我们就愈不容易看清楚车上究竟有没有长官，甚至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军人，因为车子上一定要悬挂明显的阶级标示。建军要按照各种时代、各种条件而有不同的规定，不过很多事情都没有人加以研究，探讨原理，是相当可惜的。
德国军制的理念是一个人要先懂得全面，然后再负责局部，如此就懂得如何与别人配合，所以德军编制中师参谋长是中校，团长是上校，副师长是准将，师长是少将。先当师参谋长，以幕僚的身份懂其全面，然后再去当团长。我们在抗战前采用的就是德国的军制，政府搬迁来台后，军事制度改采美制，遂改为先当团长后当师参谋长，然后升副师长、师长。我跟父亲说这种制度有两个坏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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