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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口述自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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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装甲兵司令部要到各单位作装备检查，他们在湖口装甲第一师检查完后，部队就在大操场集合，并在司令台前就地坐下，赵志华是带队的人，装备检查时带了一小组成员。最后他向部队训话。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精神分裂症突然发作了，以前这种情形也没有发生过，我也只是预防，没想到那次真的发生了。
他对部队说的第一段话是讲过去的历史，还有他跟装甲兵及装一师的关系；第二段是讲过去打的仗，这两段都是用感性的方式和听训的官兵拉关系；到了第三段他就说：“台北发生了政变，我们的领袖在台北遇难，被包围，我们现在要赶快到台北去救领袖，装一师有谁愿意跟我走，我们马上就出动，到台北去勤王。”结果底下没有人反应，他说了好几遍，还是没有人反应。
他站在司令台的桌子后面讲话，这个司令台是我们用泥砖砌起来的，很原始，司令台前还有一个小型的演出场地，我们经常在晚上席地而坐，观赏小型表演，后面有一间窄长的房间，还有两个门，一个写着出将，一个写着入相，都用布帘挡着。到最后，他把手枪掏出来放在桌上，大家都不敢动。装一师的师长徐美雄少将坐在最前面，他脑子里想这件事情要处理妥当，不能流血，万一赵志华真要开枪，打死或打伤任何人，传扬出去对国军声誉影响很大。僵持一段时间之后，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战中校（朱宝康），一个是上士，站起来对赵志华说：“我们跟你走。”于是那位中校走在前面，上士就跟在后面，赵志华便绕到桌子前面跟他们握手，并拉他们上去。这两人上台后，猛一下地就把他抱住了，那时候枪在桌子上，赵志华也来不及反应，这时下面有人来接应，就当场把他逮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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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口事件（2）
赵志华被逮捕后，徐美雄师长对部队说：“部队保持原地不动，等我回来，谁都不准离开，宪兵，如果有人擅自离开，格杀勿论。”说完后便亲自用吉普车把赵志华押送到师长办公室，以师长办公室权宜为一个临时监禁的地方，命令宪兵把他看住。结果在这一段短短的十分种之内，有一个政战人员站起来就跑，宪兵赶快上子弹，打了两枪，但没打中他。这个政战人员跑到附近打电话，一个电话就打到第一军团通知军团司令罗友伦，这个政战人员跟罗司令说：“装一师叛变了，现在预备朝台北出发。”这实在是莫须有的，谎报就是从这个人开始。罗司令一接到这个报告，当然惊慌，于是马上就出动卡车，横摆在从湖口通往台北的公路上。其实他也是一时情急，过于天真，如果装一师真的叛变，战车可以离开马路，从旁边过去，在路上横摆卡车有什么用处呢？总之，一方面他们在马路上摆卡车阻绝战车通行，另一方面他们拿反装甲武器摆正两侧，多半是三七炮与火箭筒，准备在战车绕道时用反战车武器对付。事实上，装一师根本就没动，结果造成虚惊一场。
当时徐美雄打电话到台北找那位新司令，他还在受训，结果找不到他，所以他又打了一通电话给我。虽然我已经离开装甲兵，但是因为我与装甲兵的感情深厚，我听到这个消息，不论如何都会从侧面帮忙，于是我立刻跳上车赶到湖口，同时派我私人的吉普车到高兵班接那位新司令，请他赶快回湖口，并转告他，“湖口有事故，要你马上回去”。那时候我也不晓得实际情况是如何，到了湖口，才弄清楚了实际情形。我到了之后没有多久，那位新司令就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总司令刘安祺上将也到了。
刘总司令到了之后，由徐美雄做了一个简报，把经过情形报告了一下。简报完后，刘总司令回过头来问我：“纬国，你有什么建议没有？”我说：“就这件事情，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这件事情是因赵志华本人精神分裂而起的；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防还会有其他变故。我们的处置应该从三方面来作，第一，既然是因为赵志华精神分裂而引起的，所以应该马上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精神病院的设备与牢房是一样的，也是铁窗、铁栏，不过里面是软墙，因为怕病患失去意志控制，寻短见。我们把赵志华送到精神病院，传将出去，对于军誉没有损失，而且这件事非但不应该损失装一师的名誉，更不该损及全陆军的声誉，乃至三军的声誉。如果国际间报道装甲兵副司令要带着装一师叛变，人家就会说“中华民国”军队内部不稳定，尤其是最优历史背景的装甲第一师，这是我们不许可的，所以要以精神病患的方式来处理；第二，我们要暗中组织一个小组，要长期严密的调查，看他有没有预谋或同谋，至少要一年的时间，如果发现有预谋、同谋，是有组织的叛乱，我们还是要不惜一切，该抓的还是要抓，该办的还是要办；第三，这次是一个活生生的考验，我建议总司令犒赏装一师，因为装一师的不为所动，所以才能使这件事情局限于因精神分裂而产生的状况，当时师长处理得非常好，我建议总司令为师长以下的弟兄颁勋。这三点建议刘总司令完全同意，他说这三点也是他想说的。那时我的本职是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他说：“蒋校长的建议我非常同意，他的思考也很周密，很完整，就这样办理，等我回到总部再颁发命令。”赵志华则继续由徐师长看管，并且马上派人把他送到台北教导总部。部队解散后，我们就回台北了。
没有想到，第二天，刘总司令突然来一通电话叫我到总部（陆军指挥参谋大学属于陆军总部指挥）。我到了之后，刘总司令说：“老弟啊，都变了。”我说：“怎么了，发现新资料了吗？”他说：“不是的，这次他们蓄意的要把它报成湖口事件，我也没有办法扭转，现在总政战部把案子接过去，一大批政战人员论功行赏，一连串的就把这个案子说成是兵变，还说幸亏有政战人员，使部队不至于酿成大祸。”虽然我已离开装甲兵，有心人士还要藉机打击我。事情有这样的发展，实在是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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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口事件（3）
过了十几年以后，我和父亲坐在澄清湖边，下午在阳台上喝茶，他突然说：“纬国，你不论是学术，不论是工作，都很努力、认真，一切成绩都很好，就是识人比较差一点。”我就说：“父亲说的对，识人的确是一件最难的事情。”父亲就没再接下来说了，我知道他一定有所指。后来吃过晚饭后，我又陪着父亲去散步，在散步中，父亲又说：“譬如说湖口出的这件事情，照理说赵副司令在你指挥下已经很久了，这样的人怎么还留他在装甲兵呢，你识人是不够的。”我说：“父亲说我识人较差，我完全承认，外面也有很多传说，说父亲会看相，个别召见下属时，听声音就知道这个人的品德，这些本事我都没有。不过，对赵志华这件事情，真相并非如外面所报道的。”父亲便问我实情，我说：“父亲如果不问我，我是不愿意说的。总司令知道这件事，我不会越级呈报，不过，父亲如果不问他实情，他也不会愿意说的。父亲要知道真正的实情，我可以做一个分析，至于对或错，父亲可以问刘总司令。”于是我就把整个情形与经过告诉父亲，并对父亲说明，我一直派两个军官随伴在他旁边，因为他从来没有精神分裂过，我只是预防，平时我对他很好，能够让他得到一点安慰，让他得到相当的温暖，也就没事了。
父亲问我：“你晓不晓得究竟是什么事让他在那天发作？”我说：“事情很简单。当年部队先过来台湾时，我已经预先为他们安排好官兵与眷属住的房子，尤其是高级干部，我都已经为他们买的买、顶的顶，后来他们只要自备两条小黄鱼（二两黄金），就能够把房子顶过来。再怎么困难，几年下来，也能够省二两黄金，不过他在买房子时还差三万台币，他就写了一份报告给那位新司令，请他转呈总司令，向总部借三万块钱，等到他买下这栋房子后，然后卖出去，再买一栋比较小的房子，这三万块钱就可以还掉，前后不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因为事情已经讲好了。可是这位新司令把他的报告放在桌上，没有替他转，他心里很不开心。”
我如果遇到这种事情，我根本不必往总司令处转，我会把装甲兵自己的私房钱借给他，反正只是个周转。我们的福利金，光是十两黄金一条（大条）的就有二百七十四条，这些钱随时可以拿来替官兵救急。当时我离开装甲兵时，我继承的黄金、台币、美金全部移交，而且把以往所有官兵向上级借的钱（临时急用，先提一个月薪水，最多借两个月薪水，这是我们的限制）全部还掉，不要他们再归还了，处理完后我才离开装甲兵，没想到过了没多久，这些积蓄全部用光。
“湖口兵变”后，赵志华被关起来，后来病死在监狱。
我很希望我能担任一任步兵研究发展训练指挥司令，但是我从来没有这个机会。那时候是罗友伦将军当研发训练指挥司令，他是一位好长官，不过他终究是步兵出身，幸好他很开明，而且我与罗司令私交不错，所以我经常在谈话时灌输他有关装甲兵的观念，还想尽办法劝说罗司令的儿子罗文山到装甲兵来。罗文山很努力。
装甲兵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台湾开始了整军备战的工作。
军制学（1）
我在检讨七十周年建军建校时，有一个重要发现，总理当年之所以要派父亲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就是因为父亲对军制有很深入的研究。尤其当朱执信先生过世后，总理说：“自从执信死后，介石是唯一的人。”父亲因为个性强才能贯彻始终，他对总理尽忠，但是总理有几次误会他，以为他和陈炯明吃味，父亲向总理表明：“您可以试试看用陈炯明，我可以走开，我不是来抢职务的。”一开始，父亲在陈炯明部队里当作战科长，他临走时，曾经一再提醒总理：“陈炯明必变。”事实证明，父亲的预料是没有错的。
父亲很注意军队的制度，他归纳为“管教养卫”。陆军的方式是一个阶层以作战为主，再高的一层则兼管作战与行政，如旅管作战，师兼管作战与行政，军只管作战，军团兼管作战与行政，像这样的体制，使一切都着眼于作战。有一句话叫：“军以战斗为主”，也有人翻译为“军以作战为主”。这两句话都是一样的，不过用“作战”二字较好。事实上，军队除了作战之外，也没有别的事。
谈到军制学时，有些是父亲的观念，有些是我的观念，到后来我们两人的观念已经无法确实分开，但是我不应该居功，即使是我先想到进而提出者，只要经过父亲再度思考并同意后，就应该视为父亲所提出的观念。所以，与其说这本访谈录是写我的一生，不如说是写父亲的一生，只是这件事与我有关，所以由我口述写出。虽然是我的自传，但也变成了父亲的别传。
（一）使命与任务
知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武力为中心之思想总体战”的人不多，同样了解“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涵义的人也不多。“老总统”提出这句话之后，并没有交给任何一个学术机构加以演绎出来，因此，始终没有任何下文。我总觉得这不是领袖的错误，而是高级幕僚的疏忽。
我从美军体制中，确实有了不少体会。美军不论是自己发现问题，或是接到上级的指示，甚至是下级的请求，只要产生一个任务，他们就会做一个mission analyze，我们翻译成任务分析。事实上，mission是使命，Task才是任务，如此翻译不知原因何在。父亲曾经讲过：“中国一般的干部只做两件事，一件是上级交办的，一件是下级请求的，自己只是一个转界站，从来不会自我产生一个mission（使命），这是很大的缺点。”因此我们就产生了使命和任务的区别。
后来郝柏村当了参谋总长之后，将二者合并，称为任务，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尤其他没有请示过“老总统”，就擅自更改。“老总统”曾经清楚规定过，而且美制里也说得明明白白：自己产生的谓之mission，上级交办的谓之task，根据自己的基本使命，再加上临时的task，例如工兵、通信兵有其原有的使命之外，一旦遇到非打斗不可的状况，还是要打斗，这就是临时的task。所以根据一般的状况与基本的使命，而产生了临时的任务。上级交下的任务，到了自己单位之后，要变成本单位的使命，然后根据使命，再交给所辖的各单位，使命就又变成任务。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观念，不可以破坏，一旦破坏，军中就无纪律可言了。
父亲一再强调，不可以只注意上级交代给下级的使命，自己也要产生使命。当时父亲讲了这篇训辞之后，情况好转了一阵子，但是后来又慢慢“皮”掉了。
（二）责任制
从封建时代的帝王专制一直到现在，在上位者还是重视权威，闯了祸以后完全不负责任，结果变成由部下承担责任、长官专享功勋的情形。几千年来，在专制的体制之下，职责不明确，因此产生了父亲早年在大陆上所说的 “分层负责，逐级授权”的情况。父亲讲这句话无非是要我们建立一个制度，但是高级幕僚对于总裁统帅所说的话，却没有任何反应，样样事情都等着逐级授权。分层负责的观念是对的，但是逐级授权似乎有实行上的困难，而且，过去的情形是长官有权、部下有责，这一点是说不通的，如果采用逐级授权的方式，一旦长官不愿意授权，情况就很难处理。因此父亲后来又提出一个问题：逐级授权应该如何做，多少人会愿意将自己权利往外分呢？另一方面，授权令尚未送达时，责任已经产生，所以应该在制度上明定权随责来，当接到责任时，权利自动产生。为了这个事情，父亲与我谈论了个把月的时间。这些都是军制方面的事情，所以父亲非常谨慎，他只要一有空，就会找我一起讨论。我并不是说我有什么聪明才智，只是父亲提醒我之后，我会再去思考、组织，并且加以体会。当我想出一个点子之后，就向父亲汇报，父亲再以他的逻辑思维，来判断点子的好坏。就这样，我们逐次地确立起国军的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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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制学（2）
有一天，我拿了八个字到士林官邸去见父亲，他如获至宝。我说：“父亲说的‘逐级授权’是既不科学也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传令兵在半路死亡，或是迷了路，无法将授权书送达，即使有授权的事实也于事无补。另外还有很多原因可以造成权未授及，而责任已经开始的情形。”我跟父亲报告后，他完全同意。我跟父亲说：“权不是要等到授才有，而是要跟着责任一起来，并且要变成一个制度。”我还以民国二十年将授印制改为受旗制为例向父亲说明，所以父亲决定取消原来的八个字，但是国军没有一个人注意这件事情。这些决定在训辞里都有。新的八个字是“职责明确，权随责来”。“授”指的是授责，而不是授权，指派职务时，称为一般性的授责，也就是基本责任，在一般授责之下还有一个特定的授责，所以每一个职务都会产生一个责任，有了责任之后，权随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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