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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口述自传-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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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1)
我这一生中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向世人证明父亲是积极抗日的,这是父亲一生光明自私的关键。虽然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点,可是在不知不觉中又会说出一些很奇怪的话来。有一次,华视播出访问张学良的实况,说到父亲在西安拒绝与杨虎诚、周恩来见面,后来中共非要见面谈一谈,所以父亲才见他们。关于这件事情,节目的旁白居然说:“于是委员长软化了。”这简直是岂有此理,什么叫做软化,委员长软化了什么呢?我对华视非常不满意。总政战部几十年的教育居然是这种结果,如果不是他们的脑子里有一条细菌在作祟,认为委员长是受不了共产党的威胁之后才答应打日本的,否则怎么会说“软化了”这三个字呢?如果要对日作战,首先就要安内,如果内部不安定,如何能对日作战呢?第二,不能两面作战,所以对苏俄方面要百般忍受,使苏俄对中国友善,不会趁火打劫。以战略来讲,绝对不能同时有两个战略目标,就好像以前普奥战争时,普鲁士军兵临维也纳城下,非但不进城,还后退三十里,只要求奥国承认普鲁士在德语国家中执牛耳,其他战胜国的权利普鲁士都不要,为的是等到普法战争时奥国不要从旁边捣乱,这一点在大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父亲把哥哥送到俄国去,让苏俄相信中国对俄国没有任何敌意,其目的就是为了日后与日本作战时苏俄不要从旁干涉。哥哥自己虽然也想去,但是他能不能去,还是要父亲同意。
  事实上,当时只有父亲最了解国际情势对中国的影响,五卅惨案发生时,中央及党都主张去打山东的日军,只有父亲坚持要完成北伐任务,因为日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停止北伐,使中国保持不统一的状态,以便侵略我们。此外,这件事也使父亲一回到南京后就下决心建新军,以日本作为假想敌。可见父亲不是不想打日本,只是在没有准备好之前,不能使国际战争过早爆发。
  (一)中日战争之原因
  问:日本有一位学者说蒋公决定“打”太快了,如果慢一点的话,或许这场战争不会发生。我写了一篇文章反驳他,其实蒋公已经考虑很久了,否则就是日本人太快动武了。现在看来,蒋公当时并非如中共所说的不想打日本。我想请问的是,究竟蒋公是根据什么来决定打这场仗,我觉得还可以再拖,如果把日军几十万精锐部队拖在东北,让日军去打苏联,对我们不是比较有利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蒋公做这个决定?‘
  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参战各国为了限制日本的建军,达成一个五国海军协定,规定海军的比例是英国∶美国∶日本为5∶5∶3,因为日本建军时海军已经接近5的比例,欧美国家对此不能忍受。本来欧美国家要联合日本来对付俄罗斯,俄罗斯虽然在地图上看起来相当大,可是俄罗斯东不能出日本海,西不能出北海,北根本无法越过北极海,南则无力超过大沙漠,完全困居在内陆。假定日本那时要对付俄国,欧美国家倒无异议,可是日本要自成一个气候,不与西方世界合作,西方世界无法忍受。另一方面,五国海军协定的限制本来就有错误,虽然日本是3,美国是5,但是美国的5是分布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如果以美国的传统来说,它的重点是在欧洲方面,大西洋分到都已经嫌少了,在太平洋的分布上最多也只有,相较之下,日本的3就太多了,这种情形决不是美国所能忍受的。站在苏俄的立场,眼看着自己的大门外有这么强的日本,也是不能忍受的。由此可知,美国、俄国都希望能够削弱日本的力量。这段期间刚好是中国建国最快的时候,各项建设突飞猛进,也就是魏德迈将军所说的“黄金十年”。西方国家看到中国如此突飞猛进,也是他们所不愿意忍受的,因此为了达到阻碍中国继续强大及削弱日本力量的目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中国跟日本发生战争,才能够符合他们的利益与野心。
  (二)十四年抗日战争
  1、建军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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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2)
本来我只着眼于基层的事务,并不过问三军全国性的建军备战,后来我开始研究建军备战的事情,因为我们要打的是下一次战争。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般的将领都喜欢打从前的仗,一谈到战史就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总是喜欢把打过的仗再打一次,但是却对下一次战争没有任何想法,连下一个战争的类型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也没有去想这个问题。而我始终在思考下一次战争应该如何进行,如何准备。”父亲的做法和拿破仑一样,我们可以从下列四个例子得到印证。第一,父亲从北伐回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装甲兵,把第一师骑兵团里的搜索连改装为战车连,到民国十八年三月一日在南京举行阅兵大典时,战车队就参加阅兵行列了。第二,父亲在东征时,雇用了民间的舢舨船,载运两个步兵营绕到敌人后方登陆,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再加强正面的压迫,而完成了东征,此举证明父亲早就具备了海军陆战队的思想。第三,后来,父亲将装甲兵改编为十个快速纵队,可惜战区长官不懂得使用装甲兵,把装甲兵拆散来用,无法发挥应有的战力。第四、父亲积极提倡现代通信以及通信的保密与破密。
  父亲对下一次战争的方法,不仅早已有构想,而且也有具体行动。在每一次战役之后,不论成功失败,他都会在干部会议中检讨;每一次有新作为之前,他就会对干部进行精神训练与思想训练,而且将文武干部聚集起来,给予具体的指导。虽然他不能把行动构想说出来,但是在他的构想之中,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各方面应该如何进行,他已经有具体的指示了。父亲也确实做到在新观念、新需求、新作为上有具体的行动。他向来就有骑兵观念,使我们很早就走上了以机动为主的路线,不论在战斗上、战术上或是战略上。他到三军大学演讲时,也时常向将领灌输此观念,提示我们注意机动与火力的运用。战术就是运动与火力的结合,在基层就是运动与射击,而最重要的不是为了争地盘、守土,而是要捕捉敌人而消减之。
  到台湾后,父亲曾告诉我一件关于当年建军备战的事情。他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就同德国方面秘密地签订了一个协定,用我们的矿产、农作物,包含棉花、桐油、钨矿、锑矿,换取德国制造的武器,也就是最新的武器。”父亲的构想是在民国二十八年以前,完成以德国最新装备助我编训八十个师的目标。他先命桂永清将军编成一个教导总队,下面成立两个师。由德国派遣顾问,从军校第八期开始,一面训练干部,一面编练部队。预备从两个教导师,扩编为四个师。同时完成建立各兵科学校以及各勤务学校,直到陆军大学。再由四个师逐渐完成四十个师,然后扩增为八十个师,以及必要之海、空军与各级各种直属之战斗支援与勤务支援部队。
  要建立新军,必须要有新的干部,所以必须先成立一个健全的干部教育体制。父亲邀请许多德国顾问到中国来,成立了许多军官学校、各兵科学校,以及最高阶层的陆军大学,其目的在先训练干部,有了干部以后再训练部队。所以有一批顾问是在部队里面,有一批顾问是在学校里面。父亲原先聘请的总教官是赫赫有名的坦能堡会战名将鲁敦道夫,但是因为他在德国太有名望了,德国政府不许可他来,于是就换了另外一位也是很有名的塞克特,后来又因为希特勒有事情把他叫回德国,于是又换了一位在德国亦有名望的法根豪森,我们称他为鹰屋将军。从军事顾问之完整,可以看出父亲建军的决心及整体感,所有各兵科学校都是完整的,不论是战斗兵科、支援兵科(包含战斗支援及勤务支援),甚至连军需学校、辎重学校都有。炮兵、通信兵、工兵都属于战斗支援,而工兵、通信兵不仅是战斗支援,同时也是勤务支援,工兵有野战工兵、建筑工兵、铁路工兵、架桥工兵,相当完整。那时候德国顾问多得连军乐学校都有,除了大乐队之外,德军的每一个团都有一个笛鼓队,平时除了吹奏乐器之外,也要受卫勤训练,以便在作战时担任救护的工作,我们也接受了这种整体的体制。到现在为止,所使用的军乐大部分都是当时德国顾问在军乐学校教练的,也是在德国很有名的一位作曲家所谱的曲,例如从戎乐、行军乐、阅兵进行曲等。不过,我们的国民教育素质不高,整个的民间工业也不够,所以建军非常辛苦。
  

抗日战争(3)
刚开始的两个师及四个师都编入教导总队,总队长为桂永清,到了四个师变成四十个师时,部队就普遍编入了国军。父亲始终保持部队要具备机动与火力的观念,他的建军思想也是朝着这条路线走,但是因为国力不继,所以一直无法全面发展。后来好不容易争取来德方的设备,可是,美国却从中作梗,在我们编成四十个师时横加拦阻,杯葛德国的装备,使我们的建军计划迟缓,甚至于停顿。因为有这个前车之鉴,所以,到今天为止,我只要一听到国防预算受到杯葛,就感到非常痛心。
  当时父亲决心训练八十个师(按:根据档案是六十个师),并决定在民国二十九年主动反攻东北,收复东北失土,并提出归还台湾的要求。接下来就是要收复中国的北疆,也就是在满清政府手里丢掉的那些土地,面积相当于三十三个台湾。这些事情也说明父亲很早就有收复国土的全面性计划,不论是对日、对俄,都有一个长远的整体建军备战的看法,但是在国力尚未培养起来之前不能轻举妄动,只能百般忍耐,渡过难关,不能演变成国际战争,给予日本侵略中国的机会。
  民国十七年北伐军路经山东济南,当年五月三日济南发生惨案,日本人不但杀老百姓,还杀害我国的外交官。老百姓一波又一波地向革命军请求救援,后方政府和军方最高当局、政方最高当局及党方最高当局都决定要北伐军救济南老百姓,因为北伐军有四句口号“不怕死,不要钱,爱国家,爱百姓”,既然是爱国家、爱百姓,如今就在自己的面前,为什么不去救百姓呢?唯独只有父亲说:“日本人从山东半岛登陆,其目的就是为了要阻止我们的北伐大业,进而阻止中国统一,如果我们现在去救济南的老百姓,而与日本的军队发生冲突,甚至演变成国际战争,就是掉入日本的陷阱中。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完成北伐,以免功亏一篑,日本的问题则循外交途径解决。”那时候他已经决心要对付日本,他也体会到日本早晚会大举侵略中国,所以便以日本为假想敌,积极建军备战。
  2、建设大后方
  江西剿共一共五次,记载上说前四次失败,最后一次成功,并归功于父亲亲自指导。第五次江西剿共是发展所谓碉堡政策,部队打下一个地方以后,立刻做成碉堡,并且把碉堡交给地方政府,部队继续作战,农民住在碉堡里面,晚上睡觉,白天耕地;同时政府成立五省农民银行,让农民贷款买农具,以复兴农村来巩固地方,以地方自卫来接替野战部队的收获。记载上显示此种做法是成功的。但是既然第五次围剿是成功的,又怎么会被毛泽东领着大军突围呢?这岂不是前后矛盾?所以我就扣了父亲几分,甚至于我认为这是个失败,国军保卫不成,反而造成中共所谓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到了台湾后,我碰到一位已退休的空军大队长,他告诉我有一件事情是他一直百思不解的:当年他当飞行员时,奉命勘查江西突围时部队所走的路线,但是他发现国军并不是去追击(尾追或超越追击)。国军再怎么穷,当时动员几百辆卡车,装载一部分部队,那怕只有一个师或一个团都能够先追到前面将中###队堵住再加以围剿,中共的退兵也不致于能打得过国军,但是实际的情形却是南北边各有一支部队,中共走多远,我们的军队就走多远,也没有超越他们,这哪里是追击,简直是护航。他很灰心地讲了以上这些话之后,反而恍然大悟。我跟他说:“你真是给我上了一课,我们确实是压迫他们进入四川,经过广西、贵州、云南,绕了一大圈,再折回来到四川。”
  所以,从整体来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这一点从前大家都没有体会到。我常说当时不体会可以原谅,后人不体会则不能原谅,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体情况,假如不从整体来看,也没有办法体会我们为何放水。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懂得战略,懂得战略的人更能体会历史,不看历史的人永远不会懂得战略,因为战略是全程的。
  

抗日战争(4)
以当时的状况而言,我们能够做到这件事,实在是不容易。至于功与过,当时当地的作战是一回事,而整体的战略指导又是一回事。父亲亲自赶到云贵川,是因为当地军阀主动地反映共产党部队进入他们的地区。父亲到达后对他们非常的恭敬与尊重,并对刘湘、龙云等军阀说:“国军马上就到,而且我们不想在你们这里打,因为不论胜负,对地方来说总是骚扰,我们要逼他们到陕西后就范。”中央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正式进入到西南地区,而且父亲还告诉他们一句话:“日本早晚会侵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建立大后方,要及时让下江的工业往西南转移,一方面也能使地方繁荣。”这些话都是军阀听得进去的。后来父亲在西康盖了一百幢房子,预备在云贵川受到战斗波及时,以西康作为大后方,这就是抗战到底的决心。
  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着###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但是作战部队真是艰苦万分,而且在松潘当地要与大自然作战,真是非常辛苦。眼看国军克服万难,包围延安,到了最后决战时却发生了西安事变。
  对于西北的马家部队,我们也是以友善诚恳的态度,跟他们打成一片。父亲派哥哥跟我一起去看马步青(马麟之子);我们也到青海看马步芳(马麒之子)。我跟哥哥一起去看马步芳(青海省主席)时,他的儿子马继援已经当中将军长了,我那时是上尉,马继援不肯出来见我们,马步芳说:“你是个军长就要像个军长的样子,你已经是中将了,你还怕什么?”马继援说:“人家年纪比我大,还只是个上尉,我因为是你的儿子,你给我当军长我才能当军长。”那年他好像才二十五岁。后来马步芳叫他出来,他还是出来了,我们后来也成为朋友。我就跟他讲:“任何事情,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我一定帮你。”马继援也很谦虚,他说:“你需要我时,我愿意随时给你当参谋,我愿意到你这里来服务。”我们相处得不错,到台湾以后,我们还保持联络。
  河西走廊有哈萨克人作乱时,哥哥和我带了二十多辆的卡车列队,为他们送衣料、布匹、生活用品,还用一半的车子装满了一缸一缸的酒去慰劳他们。我们经过兰州时,甘肃省党主席(战区司令长官)朱少良要我们带两个营一起去,哥哥说我们是去招安,带两个营不但无济于事,万一出了事打起来更是没有必要,所以就只有我们兄弟两人前往河西走廊,连一个兵都没带。不过朱少良还是命令军队在远远的几十公里以外,看到我们前进了,就慢慢跟上一点,以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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