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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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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所写的著名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此文是经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毛泽东作了若干修改、补充。
胡乔木一开头便写道：
“1957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
胡乔木写及：
“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
他还写道：
“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不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不言而喻，胡乔木谈论天气，显然是针对费孝通教授1957年3月24日在《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头面人物。
《不平常的春天》一文，被列为反右派斗争的必读文件。这篇社论，在1957年曾是广有影响的。
此后，胡乔木又接连为《人民日报》写了多篇配合反右派运动的社论：
《这一次人民代表大会》（6月26日）；
《斗争正在开始深入》（7月8日）；
《党不能发号施令吗？》（7月10日）；
《在朋友问题上驳斥右派》（7月18日）；
《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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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1）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出席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由于全世界六十四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此时聚会莫斯科，也就借此讨论共同签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和《和平宣言》。
中国党政代表团的成员是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胡乔木。
胡乔木参与了《莫斯科宣言》的修改。当时同行的###，曾经回忆说###，《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见《我所知道的胡乔木》4…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乔木直接参与的、对中苏关系和国际共运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是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1957年11月初，毛主席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随后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接着召开的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我和乔木都是代表团成员。在我们赴莫斯科前大约一个星期，苏共中央发来一个《莫斯科宣言》的稿子，准备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讨论通过。乔木看了这个稿子，觉得问题不小，立即向主席汇报，说非改不可。主席把小平同志找来问，小平也认为一定要改。于是就叫乔木动手。只不过两天工夫，我就收到他送过来的改稿。乔木修改过的稿子，经主席看过，由我交翻译组阎明复、赵仲元、李越然等同志连夜赶译成俄文，交给苏方。到莫斯科后双方讨论，苏联方面说不出什么意见。乔木执笔做的重要修改，后来大多被正式发表的宣言所采用。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只带陈伯达，这一回把两位政治秘书都带去，显然，在六十四个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面临着意识形态的尖锐斗争——尤其是在共同起草宣言时，增一字、减一字都大有讲究，所以陈伯达、胡乔木双双出马了。当然，陈伯达懂俄语（早年在苏联学习过），胡乔木懂英语，也是有助于跟苏共及其他党的代表切磋文字。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坐火车。陈伯达回忆，那火车在西伯利亚大铁道上跑了好久好久。
这一回乘坐苏联的“图104”客机，几小时就到了。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跟斯大林会谈，虽说也有不快之处，但总的气氛却是融洽的。这一回跟赫鲁晓夫会谈，面和心不和，那笑脸是强装的。《人民日报》所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其续篇《再论》，已经公开表露了中共的观点。两文的执笔者陈伯达和胡乔木参加莫斯科两个宣言的起草，将充分体现中共的意识形态见解。
金日成、胡志明、哥穆尔卡、卡达尔、陶里亚蒂、多列士……社会主义阵营群星汇聚莫斯科。
当年担任毛泽东俄语翻译的李越然，如此回忆道：
“赫鲁晓夫向毛主席谈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说斯大林当年对南方前线的指挥有错误，使得某次战役惨遭失败；又说某某元帅胆小如鼠，一见到斯大林，两条腿像麻秆，吃败仗就是由于这个人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而他自己又是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过正确的作战方案，遭到拒绝，等等。每当他津津乐道这些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吃饭不作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员中将的赫鲁晓夫自吹他比斯大林还高明，竟在指挥过千百次战役的毛主席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确实很不得体。……”
毛泽东极其厌恶赫鲁晓夫，直至他后来发动了旨在“揪出中国赫鲁晓夫”的“文革”。
胡乔木在莫斯科非常忙碌，参加宣言的起草工作。这比他在国内起草文件要麻烦得多。他写出中文稿，要译成俄文稿、英文稿。别的党提出的意见，要从俄文、英文译成中文。这么来回地翻译着、修改着，还要不断地向毛泽东汇报，听取毛泽东的指示……
胡乔木还帮助整理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的三次讲话稿。后来，在1958年5月，这三次讲话稿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发给代表们。
随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2）
11月21日，胡乔木刚刚随毛泽东飞回北京，便忙着为《人民日报》写社论《伟大的革命宣言》，于11月25日刊出。这篇社论，代表中国共产党阐述了对莫斯科会议及莫斯科宣言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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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响“大跃进”的战鼓
1957年大张旗鼓的反右运动，导致了1958年“左”的大爆发。
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已经透露了“左”的端倪：
“有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这是“大跃进”一词第一次见诸于报刊。
毛泽东读了社论，欣然道：“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
毛泽东还为这篇社论写下一段批语：
“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的这段批语，透露了他的“跃进”之情。
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一段话，表明了他急于求成之心：
“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还是个小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引者注：分别为英共主席和总书记）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在十五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毛泽东深刻地影响着胡乔木。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所写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便体现了毛泽东当时开始发热了的头脑。
胡乔木用了刚刚“发明”不久的“跃进”一词：
“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的跃进的发展，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需的和行之有效的。”
胡乔木指出：“还有少数有保守思想的人实际上在反对这个方针。”
胡乔木批判了“反冒进”：
“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不久，胡乔木又为《人民日报》写了元旦社论《乘风破浪》，为1958年的大跃进擂响了战鼓。
胡乔木写道：要“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
他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号：“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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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
1958年成了“大跃进”年代。“意气风发”的毛泽东，频频出巡，在各地接连召开会议，为“大跃进”鼓劲。胡乔木也随毛泽东，出席一系列会议：
1月杭州会议（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南宁会议（九省二市书记会议）；
3月成都会议（中央工作会议）；
4月汉口会议（成都会议的继续）。
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反冒进”，指出：“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
毛泽东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
不得已，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了检讨：
“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中间。”
“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
陈云也在会上作了检查：
“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错误，我负主要的责任。”
此外，被迫作关于反“冒进”的“错误”检查的还有李先念、薄一波。
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的检查，为毛泽东发动批判“反冒进”提供了注脚——他那“有的放矢”之“的”究竟是谁。
为了实现“大跃进”，1958年8月17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
公报由胡乔木起草。
薄一波曾作如下回忆：
“有几位地方上的负责人（引者注：如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极力主张钢铁翻番。毛主席很高兴。我心里不踏实，怕完不成，就向毛主席建议把‘一○七○’写到公报上。毛主席赞成。当时我就通知起草公报的胡乔木同志，说毛主席说了，把‘一○七○’写到公报上。我的意思，大家都这样主张，就得大家负责任，写到公报上有‘将军’之意。事实证明，我的这个建议是错误的。”
薄一波，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虽说几个月前作过关于“反冒进”检讨，头脑还是冷静的。只是他知道无法抵制那“跃进”浪潮，来了个“将军”之法。既然毛泽东点头了，胡乔木也就照办了，把“一○七○”（即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写入公报。
三个多月后，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起草会议公报的，依然是胡乔木。
写公报时，胡乔木又遇上同样的问题：全会讨论通过了国民经济1959年的“跃进指标”，要不要写入公报、公之于众？
作过关于“反冒进”检查的陈云，头脑也还是清醒的。他知道那些“跃进指标”难以完成，便找胡乔木谈话，建议不要把具体数字写入公报。
胡乔木没有听进陈云的建议，又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由胡乔木起草的会议公报，还是写上了这么一段：
“中央全会……提出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一千一百万吨左右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七千五百亿斤左右增加到一万零五百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六千七百万担左右增加到一亿担左右。”
胡乔木起草的公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毛泽东于1958年12月15日致函胡乔木——
乔木同志：
此件（引者注：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可以定稿。只在第三页增加了几个字。请用电话把修改处告诉北京，准备17日下午广播，连同主席问题决议（引者注：指全会同意毛泽东关于他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议）一起，18日见报。
毛泽东
12月15日下午十时
公报发表后，那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成了全党、全国1959年的奋斗指标。然而，高指标脱离了实际，“大跃进”成了虚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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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毛泽东的批评（2）
陈云一次又一次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起初，毛泽东听不进去。1958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陈云在跟他一起吃饭时提醒他：“明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恐怕完不成。”毛泽东不以为然，答道：“我提出的东西，对不对要由实践来检验。”
在1959年1月、4月，陈云又提出降低指标的意见。高指标在执行中遇上了麻烦。渐渐地，毛泽东听进了陈云的意见。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说：“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这表明他对高指标的问题，已经有所感觉。
然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公报，仍然重述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提到的“四大指标”。公报写道：
“全体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是根据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煤产量三亿八千万吨、粮食产量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产量一亿担这四大指标和今年第一季度生产和建设的情况而编制的……”
陈云看了之后，直接把意见告诉毛泽东：“不应把这些指标写进公报，这样很被动。”
毛泽东听了，觉得陈云言之有理。
这时，陈云才提起，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结束时，他曾对胡乔木说过，并请胡乔木转告毛泽东。
这下子，毛泽东生胡乔木的气了。毛泽东颇为尖锐地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不报告？”
那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表扬了陈云，说道：“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
胡乔木向来小心谨慎，很有组织纪律性，很少受到毛泽东批评。
这一回胡乔木挨批评，其实，当时他也有他的难处。因为也就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对人民公社问题有意见，跟刘少奇谈了。刘少奇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甚为不悦。
大抵知道这一情况，胡乔木未敢把陈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如果胡乔木当时如实转告了，毛泽东也未必听得进去，反而会怪罪陈云。因为1958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陈云当面跟毛泽东说了，毛泽东也没有听进去。何况，胡乔木所起草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才发表的……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陈云受毛泽东和中共书记处的委托，进行经济计划指标的调查。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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