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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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的语言，是最形象的，也是最实际的。
　　路是人走出来的。最早出现包产到户的是安徽省。
　　1960年初春，安徽宿县的一位7旬老农向公社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带着生病的儿子上山开荒种地和休养。公社并没有考虑其他什么，就同意了。
　　结果，在这片荒山野岭上，种出了中国最早的责任制的花朵。
　　这位农民和他的儿子共计开荒16亩，收获粮食3300斤，上交粮食1800斤，剩余的有口粮、种子和饲料粮1500斤，养猪、养鸡得了现金60元。
　　并不止此，这位农民勇敢地向当地领导汇报了自己的经验，并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去种。
　　曾希圣主持的安徽省委了解到这一情况，非常震惊：这还了得！这是对人民公社的否定嘛！
　　事关重大，曾希圣专程去上海向华东局负责人柯庆施汇报。柯庆施说：这个办法可以试验，不要推广。
　　1961年2月，柯庆施路过安徽全椒县古河镇时，几个农民向他当面提出要求实行“责任田”，要他实行“包产到户”，甚至质问他：“为什么不相信我们？”
　　尽管柯庆施没有支持，但安徽省委还是根据农民的要求，创造出一种在计划、分配、大农活、用水、抗灾等方面实行统一管理（即“五统一”）下的“责任田”，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的形式。当年3月，安徽省委冒着风险，在全省普遍实行了这种生产形式，怕被人误解说成是“单干”，就把这种形式叫作“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制。
　　没想到，20余年后，这种责任制从最初的不敢见人的“小姑娘”，“女大十八变”，成为花枝招展的“大姑娘”，绽颜怒放。
　　但是，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都没有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责任制”也就只能“娇羞”地小心翼翼地挪动着步伐，生怕越过了“警戒线”。
　　1961年3月15日、16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借广州工作会议之机，两次进言毛泽东，向他汇报这一问题，并希望毛泽东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但是，毛泽东没有明确的答复：“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
　　毛泽东含糊其辞的答复，可把曾希圣高兴坏了：“已经通天了，可以搞。”
　　显然，曾希圣是误会了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作为人民公社的倡导者，不可能赞成这种实际上对人民公社具有否定因素的“责任制”。“可以试验”，并不是“可以搞”，更不是“大面积推广”；而且有潜台词：“搞坏了检讨就是了。”
　　就是要对“责任制”的推行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等着挨批。
　　就在会议期间，毛泽东通过柯庆施转告曾希圣：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
　　3月20日，曾希圣再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等人写信，如实地分析了“责任田”的长短优弊，认为好处明显，大于坏处。毛泽东没有表态。
　　于是，包产到户、责任制在安徽全省范围内以及在全国部分地区迅速地展开。就在这一期间，全国已有不少地方已经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包产到户：安徽全省达80％；甘肃临夏地区达74％；贵州全省达40％；浙江新昌县、四川江北县达70％；广西龙胜县达42。3％；福建连城县达42％；广东、湖南、河北、东北三省等。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约占20％。
　　这一情况引起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注意，先后两次派人到安徽农村考察，并根据考察结果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
　　陈云也要求粮食部派一位副部长去安徽调查。这个人就是时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康民。周康民调查的结果就是：他们有五个统一，即统一安排粮食生产计划，统一大农活，统一管水用水，统一打场，统一分配（包产数字以内的），不是单干，是克服困难的办法。周康民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以“简报”的形式呈送了中共中央。
　　1961年春夏，中央领导人大部分都到各地做调查研究工作。
　　刘少奇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5月7日，他在自己的旧居里同乡亲们谈话。从这次谈话可以看出，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矛盾的。
　　刘少奇：分散食堂，是不是就分田到户？食堂是食堂，田是田，食堂可以散，分田到户不行，还是集体生产。分食堂不是分田，田不能分，仍归大队所有，也不是包产到户，这条要肯定。
　　有些零星生产也可以包产到户，如田塍，可以包产到户。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的田塍就归我们母亲种，那时收的东西也不是归全家所有。田塍包产到户，收稻草时常常把田塍上的豆子拖死，谁种豆子，那一段的草可以归他收。
　　荒土是不是可以包产到户？
　　社员：包产到户要好。
　　刘少奇：收入要交一点给生产队，剩下的是你自己的，社员有了就好办。
　　田塍的产量也要交一点给生产队，少交一点，一百斤交十斤，多了，交五斤也可以，要交生产队一点，因为田塍是集体所有的。把它包死，包死好。
　　看来，刘少奇当时赞成有限的“包产到户”：集体生产，小量的、不成大片的土地可以包给农民种。而且，他相对地说出了几十年后广大农民中盛传的：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同时，刘少奇还提出：要包死，包死好。
　　这话怎么理解？实际上就是说：把要包的地明确下来，长期不变，不能上午刮北风，中午又刮南风，下午刮东风，晚上又起西风，要定下来，让农民安心生产。在他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中国大地上，中共中央再次作出决定：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
　　5月13日，刘少奇在听取中共湘阴县委汇报时，对县委提出的“分田到户”的问题做了回答：
　　集体生产的优越性群众是懂得的，要正面教育，讲清道理，不要戴帽子。自留地是分给他的；田头、田角、田坎可以种豆子，但不是分给他的，而是包给他的；还有5％—10％要交给公家。自留地、发展家庭副业、发展生活资料可以自由，但生产一定要集体的。
　　与其说刘少奇在思想上的这一变化是由于农民自发的倾向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刘少奇在调整时期，面对农村的困难形势，把“包产到户”、“责任制”当成了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种有力的方式。
　　由于农民自发的力量和农村基层干部的大力支持，农民们在包产到户的过程中尝到了甜头，悄然兴起的“包产到户”的浪潮，已经刹不住车了，渐呈星火燎原之势。
　　曾希圣心里有点打鼓：毕竟毛泽东并没有完全肯定这一做法，而是要他去搞试验，也没有赞成他搞推广。
　　于是1961年7月，曾希圣借毛泽东赴安徽视察之机，当面汇报了农村的形势。
　　毛泽东说：你们认为这种做法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
　　曾希圣可得了一柄“尚方宝剑”。安徽省委一传达，包产到户迅速在全省推广。形势起了连锁效应，各地纷纷效法安徽：湖南、河南、浙江、陕西、甘肃、贵州等地也先后搞了名目各异、形式多样的生产责任制。
　　但是，包产到户实际上与毛泽东所主张的集体化的道路背道而驰。这就决定了包产到户在那个时期的最终命运。
　　1961年12月，毛泽东在无锡把曾希圣找去，用商量的口吻说：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办法变过来。
　　曾希圣没有附和：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
　　这话表明，曾希圣显然并没有对毛泽东的说法有深刻的领会：停止“责任田”、“包产到户”。
　　不久，在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了严厉批评，“责任田”也就作为“单干风”受到株连。当然，曾希圣的错误还有其他方面。在安徽代表团的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撤销曾希圣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代以李葆华。
　　实际上，曾希圣的被撤职，不仅仅是刮“五风”的问题，这个问题全国各地都有，都存在，这是一个大气候，关键是“责任田”和“包产到户”的问题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从刘少奇的谈话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有很多事情是中央提的，只有“三改”、“责任田”是曾希圣主张并报中央“同意”的。
　　就在刘少奇参加安徽代表团的讨论时，他也对曾希圣所主张的“责任田”和“三改”问题保留了意见。
　　刘少奇说：
　　三改大家意见好像损失大，收获少，这个结论可以这样，恐怕也不能说一点成绩也没有，某些地方还是有点成绩的。三改损失是大，将来怎么搞，是不是还要搞，搞多大，要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按照各个地方的情况作出判断。
　　安徽发生这些严重问题中央有责任，不能全部推到省委身上、曾希圣同志身上，中央要替省委和曾希圣同志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很多事情是中央提的，人民公社、大跃进、高指标、食堂、供给制都是中央提的。那时候别的省都搞，安徽不搞也不行。就是三改，曾希圣同志也报告过中央，中央同意的，责任田报告过中央，同意他试验的，不过没有讲在安徽普遍推广，只讲在一个地委范围内试验。
　　尽管刘少奇也对“三改”、“责任田”持保留态度，还没有明朗化，但至少有一个存疑，有一个调查研究后的问题，有一个“是不是还要搞”的问题。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1962年3月，安徽新省委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承认了“责任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在方向上是错误的，是与中央提出的《农业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是背道而驰的”，要求全省在1962年内大部分改过来，1963年扫尾。
　　但是，“责任制”、“包产到户”的发展并不是就这样销声匿迹了。它作为一种具有强大的、自发的生命力的生产方式，适应了当时农村的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而且已经享受到实行“包产到户”所带来的利益的农民，是不会轻易放弃这种能给他们带来切身利益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因此，安徽省委在纠正“责任制”、“包产到户”的过程中，有相当大的阻力。
　　同时，中央领导人也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实际上从当时国民经济调整所面临的根本任务农业增产出发，实行“责任制”、“包产到户”倒不失为一种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粮食生产、解决粮食紧张问题以及带动其他方面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有效措施。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外出，同时派出了秘书田家英到湖南农村调查，以找到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的出路。毛泽东给田家英指定了四个调查点：湘潭的韶山（毛泽东的家乡）、湘乡的唐家坨（毛泽东的外祖家）、宁乡县炭子冲（刘少奇的家乡）、长沙的天华大队（刘少奇曾在此蹲点调查）。
　　毛泽东嘱咐田家英：要向刘少奇报告一下，问少奇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有什么人要参加调查。
　　田家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当时正忙于确定国民经济调整的大盘子，忙于统一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对困难形势的认识，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没有顾得上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刘少奇对田家英说：我同意。湖南3月份天气还很冷，调查组去时要准备好棉衣。可以到湖南，向省委借些棉大衣给调查组人员穿。
　　田家英组织了一个17人的调查组，兵分3路，去韶山大队、大坪大队（即唐家坨）、炭子冲大队，没有去天华大队。
　　1962年3月22日，在武汉东湖宾馆，毛泽东接见了调查组人员。
　　毛泽东先是一个一个问名字，接着讲了一些当时流传的政治笑话，谈笑风生中，向调查组提出了几点希望：一要同当地干部结合；二不要乱指挥；三是头脑里不要带东西，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四是要作历史的调查；五是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六要参加轻微的劳动。
　　有了去年在浙江调查的成功成果，毛泽东对这次调查寄予厚望。他相信：田家英领导的这次调查同在浙江调查一样，会给他所关注的农业生产问题，带来很大的帮助。
　　调查情况出乎田家英的预料，也出乎调查组人员的预料，更出乎毛泽东的预料。
　　1962年3月底，调查组全部抵达农村。当时参加调查组的逄先知回忆说：
　　这里自从实行“六十条”，取消了食堂、供给制，后来又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社员的积极性明显提高，生产、生活都有了转机。但是我们一进村，却遇到一个没有料到的情况：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而且呼声很高，尤以韶山、大坪为甚。炭子冲好一些，据说这是因为刘少奇1961年回家乡调查时曾批评过包产到户。对这一情况，田家英没有精神准备，大家也都没有精神准备。农民列举事实，讲了包产到户的许多好处，同时历数公社化以来集体经济的缺点和困难，有时同调查组的同志辩论到深夜。
　　田家英心里很矛盾：从实际情况看，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明显地对恢复农业生产有利；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事关重大，不能轻举妄动，特别在韶山地区更要谨慎从事，否则势必影响全省、全国。
　　田家英不便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但私下里多次对逄先知说：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为了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这种家庭经济还是有它的优越性，集体经济现在“难以维持”。
　　带着矛盾的心情，田家英先把调查报告寄给了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认真地看了，认为很好。
　　陈云同刘少奇的反应是一致的。陈云读了田家英的汇报后，非常称赞，说：“观点鲜明”。
　　但是，毛泽东同刘少奇、陈云的反应迥然相异。
　　当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反应很冷漠，没有看，只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汇报。
　　毛泽东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这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问题的又一次明确表态。
　　7月初，田家英等回京后，立即去刘少奇那里汇报。
　　刘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间酝酿。
　　逄先知回忆说：
　　汇报刚开了个头，就被刘打断了。刘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且详细讲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田问：“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说：“可以。”刘少奇又吩咐田家英把他的意见在“秀才”中间酝酿一下，听听反应。他为慎重起见，并且希望能够真正听到“秀才”们的真实意见，嘱咐田不要说是他的意见。
　　田家英得到支持，便准备起草一个文件：《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主张当前在全国农村应当实行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包括集体、半集体、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以便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当田家英向邓小平汇报时，邓小平话不多，却很干脆：“赞成。”
　　与此同时，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在对包产到户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1962年6月14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致函邓子恢等人说：安徽群众“特别强烈要求的”，是“‘责任田’3年不变，人大代表李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