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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书·曾国藩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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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官场失意祁门危机
徽州被攻陷后，兵分三路的十几万太平军长驱直入，直扑祁门大营，祁门因此断了粮草，并且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当时只有两千多名守兵守卫祁门，另有一万多官兵都是打了败仗而退下来的，加上那些文职官员平日里擅于纸上谈兵，遇到事情时胆子却小得和老鼠一样，因此，整个祁门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景象。加上祁门原本就非常窄小，忽然间积聚了好几万人，日常用品自然是供不应求。当时，有许多文职官员已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所有家当都收拾好，随时准备逃命。曾国藩身边的幕僚也力劝他尽快从祁门撤退出去，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一个两江总督又怎能从战场上逃走呢？因此，他心中对李元度徽州失守一事感到无比愤恨。却又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成了真正的瓮中之鳖。他在祁门被围时所写的一些家信和日记中就表明了这一点。如八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得知徽州之战失败以后第三日，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日下所最怕者，贼从婺源窜乐平、景镇，断祁门之后路，蹂躏江省腹地也。希公来此，专为保祁门老营。因老营仅朱、唐三千人，内有千七百人未见过仗，故止须二三营。”他在九月初一日所写的信中又说：“其次，所虑者，败兵二万人拥塞祁门，满坑满谷，所在抢掠，油盐百物，皆无可买。”
当时祁门的形势已经处在危急时刻，因为祁门除了有城边的榉根岭和羊栈岭两座山岭可以赖以防卫之外，已经没有其它的屏障了。此两岭离县城极近，如果这两个地方被攻破，那么祁门也就守不住了。曾国藩在总督衙门，经常能够真真切切地听到从榉根岭和羊栈岭上传来的枪炮声。太平军的救援部队又把前来援救的各路部队完全挡在外围，因此曾国藩感到十分焦急。好在守卫榉根岭和羊栈岭的部队依靠所占据的地理优势拼死抵抗，所以太平军一时之间，还不能把这个地方攻下来。
到了十月份，祁门的形势更坏了，榉根岭和羊栈岭将要不保。曾国藩实在坐卧不安，便亲自跑到前线去督军作战。
然而，也许是曾国藩注定不该因此而丧命，正当曾国藩将所有的部下都打发走，准备太平军攻陷祁门的时，便以自杀谢天下之时，以鲍超、张运兰二人为首的湘军于二十日、二十一日大破太平军，把太平军从羊栈岭赶了出去。曾国藩能够在此起死回生，实在是出人意外。
第三部分：官场失意绝情报复
李元度从徽州败走后，觉得没有脸面再去找曾国藩，因此，二十多天以来一直在浙赣边界徘徊，直到九月十七日才去祁门拜见曾国藩。但在与曾国藩谈到他之所以会在徽州一战失败的时候，曾国藩觉得李元度根本未从战斗中吸取教训，就决意向咸丰皇帝弹劾李元度。
朝廷在收到曾国藩的奏折后，咸丰皇帝于十月十一日就批了回谕，命令将李元度革除原有职务并对其进行审问。
关于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一事，幕僚们一致反对。
曾国藩为什么会如此绝情地参了李元度？
其原因并非是为国为君，也不是公报私仇，而是另有其因。第一，徽州失守之后，祁门失去了保卫的屏障，被李世贤、黄文金包围，曾国藩被困在祁门之中有好几个月，他的急功近利的三路进击芜湖的庞大计划已经不可能再实施了，连自己也总是担心一朝性命不保。第二，更重要的是，曾国藩向咸丰帝呈上《徽州被陷现筹剿堵折》后，咸丰帝批谕道：“该大臣甫接皖南防务，连失两郡，虽因饷绌兵单，究属筹画未密。李元度谋勇兼优，此次失衄，殊属可惜，人材难得，着即查明下落具奏。”这一褒一贬之中所隐含的意义，曾国藩自然对此深有体会。所以，曾国藩置上下官员的议论于不顾，一意孤行，定要奏参李元度，才使李元度落得个革职拿问的下场，原来，一是把自己东征计划破灭的愤怒全都归罪于李元度，二是想借参劾李元度之败，以此来代替自己因为“筹画未密”所犯的过错，曲折地表达自己不满于清廷的情绪。
本来，成功与失败就像孪生兄弟一样。军事斗争的成败，是兵家之常事，更不可以以此论英雄。曾国藩不顾众议，毅然决然地把军队驻扎在祁门，一度出现祁门孤悬的局面，连言灾异者也说祁门并非久留之地，应该算是失败惨重。后来由于鲍超等的竭力救援，始获得历口洋塘和上溪口三次胜利，曾国藩算是从虎口逃了出来。这时，那些说灾异的好事者又都转换了口气，又说祁门这地方仍然有符瑞，岁星也会到这里来。曾国藩看透了这种炎凉世态，于是就作了一首绝句：
天上岁星也起霉，掉头一去不归来，
忽闻打破上溪口，又向祁门走一回。
可是，曾国藩虽然自己晓得世态炎凉，却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竟在一怒之下把李元度头上的岁星夺去了。
而且，曾国藩并没有就此停止对李元度的惩罚，而是接二连三地弹劾，毁了他一生的功名前途。从曾国藩的官场经历来看，如果是官场中他可以轻易除掉的对头，他会毫无顾忌地加以弹劾；如果他自己认为他的对头难以动摇，则厚颜卑辞、千方百计地巴结；对于那些还有利用价值的人，则尽量显示自己的宽宏大度。至于对自己的朋友，他总是尽量地给予好处。然而，对李元度却是一个意外，他能狠下心来加以参劾，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爱之深，责之切吧！
但是，李元度并没有就此而丧失信心，而是努力求得将功赎罪的机会。早在曾国藩奔父丧时，李元度与后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之间就往来密切，而王有龄则与曾国藩存在很深的隔阂，因为湘军不属朝廷编制，所以都是由各地自筹军饷。曾国藩在江西时，向王有龄要军饷，王有龄却没有答应他；后来因浙江军事危急，王有龄向曾国藩讨救兵，曾国藩同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由此两人间积怨不断。李元度与王有龄有联系，更增加了曾国藩对他的误解。后来，曾国藩复出，李元度也就对曾国藩死了心，但是，徽州之败，使曾李二人的交情由此结束，因此，李元度只好另立门户。他在家乡，重新招募了一支八千人的队伍，号称安越军，到浙江投靠王有龄去了。李元度的改换门庭，使曾国藩对他更为恼怒。咸丰十一年五月，李元度因率安越军援助湖北于义宁等处出力有功，经总督官文、巡抚胡林翼奏请，使他重新担任按察使的职务；接着李元度又攻破了江西奉新、瑞州等城，经江西巡抚毓科奏请，赐给了他布政使头衔；这年九月，李元度始率军入浙，同左宗棠部会合，把常山等地从太平军手里夺了回来。故于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他接着担任了浙江盐运使兼署布政使。二月初三日又奉旨擢授浙江按察使。李元度如此平步青云，本来与曾国藩没有任何的关联，却使曾国藩感到有些难堪，因为李元度的这一系列功劳，都是在离开曾国藩之后所取得的，而李元度立功越大越多，就会越多地证明李元度并非是因为无能导致徽州之败的，而是曾国藩调度无方。正是因为这种心理的影响，曾国藩对李元度接二连三地报复，现在我们从曾李二人交往的历史来看，曾国藩是一直处于主动地位的，而李元度始终含屈受冤，郁郁不得志。而且，李元度自己也觉得徽州之败，他确实无颜见曾国藩，而曾国藩始终不能对此释怀，在此种情况下，他到底该怎么做呢？就此抑郁终生？或向曾国藩表明全是因为自己无能才导致战场失利？
当然李元度组成安越军，以给自己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也是作为一名大丈夫所应该做的。可惜的是，他碰上的曾国藩却是一个权势熏天、心胸狭窄的人，才使自己空有一身才艺却无法施展。虽然如此，从晚年李元度与曾国藩的关系看，因为李元度并非斤斤计较之人，两人的关系还是十分融洽的。如同治十三年李元度曾经写了一首诗，步曾国藩的韵脚：“嗟我昔从公，中蹶良自作，未逐鲲鹏化，甘同鲋辙涸。”称自己之所以在官场中屡屡受挫，完全是自己的报应。而在曾国藩死后，李元度在祭文中还曾经写道：“生我者父，知我者公。公之于我，地拓海容。”
李元度晚年出任贵州按察使，升布政使，但也只是做到了和以前一样的官职。与晚于他的李鸿章已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了。在此我们也只能对之惋惜而已。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安庆之役（1）
安庆是处于长江之滨的一座重要城市，也是太平天国的首府南京的重要屏障，湘军要进军南京，必须要先把安庆攻下，而一旦安庆被攻下，南京的形势也将非常危急，因此，太平天国一直派重兵对安庆进行防守。咸丰十年闰三月，曾国荃带领着一万多名湘军，开始准备进攻安庆。咸丰十一年八月，围困近一年半的安庆城在湘军的猛烈攻击下终于失守了。
在湘军历史上，攻下安庆，其意义极其重大，它同时也极大地传播了湘军的名声。
当时，太平军对安庆这个战略重地也非常重视，因为它既保护了东边的天京，又是粮食等物质的供应枢纽，还是与捻军联络的据点。当时，约有八万多人的湘军，正在长江南北两岸分七路指向安庆、芜湖等地，打算上游胜利以后，以高屋建瓴之势攻占下游。他们计划宏大，来势凶猛，给人势在必得的感觉。然而，他们的计划却有很大的弱点，即他们在后方湖北、江西所剩的兵力空虚。这个弱点立即被洪仁看破了。洪仁最早信拜上帝会，但到1859年4月（咸丰九年三月）才辗转从香港来到南京，被洪秀全封为干王，总理朝政。1860年春，为解除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包围，他建议太平军实行“围魏救赵”的策略，先攻打湖州和杭州，引诱清军赴援，然后迅速回师，对江南大营进行全力攻击。洪秀全、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对他这一意见非常赞同，果然于5月间一举消灭了江南大营。洪仁看破了湘军后方空虚的弱点后，再次建议故伎重演，乘虚直捣江西、湖北，进夺武汉，这样就能把敌人的兵力分散，从而解除对安庆的包围。
于是，陈玉成在北，李秀成在南，两人都顺着长江西行，约定于第二年4月在武昌会师。1860年9月30日，陈玉成率五万大军从天京出发，经庐江、桐城，攻占了湖北蕲水、黄州，于1861年3月17日直接向武昌进犯。这时武昌城内，只有官文带领三千人进行防守。见太平军业已逼近，全城一片混乱，许多有钱人家都逃走了。本在病中的胡林翼立即慌了手脚，立即带领军队回去救援，但又要顾及安庆前线，因此长久的奔波而疲倦不堪。加上他本来就有肺病，时常吐血。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卯刻，湘军夺得安庆后，曾国藩在《克复安庆省城片》这一奏折中写的很客观：“楚军围攻安庆，已逾两年，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画图决策，商之官文与臣，并遍告各统领。”可惜，胡林翼已经躺在了病床上，无法进入已夺取的安庆，于八月廿六日亥刻与世长辞，年仅五十。曾国藩得知此事，沉痛地写道：“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刚好咸丰帝在七月十六日先于胡林翼驾崩，国丧刚过，故曾国藩在给胡林翼作挽联的时候，感到非常遗憾。挽联是这样写的：
逋寇在吴中，是先帝与荩臣临终憾事；
荐贤满天下，愿后人补我公未竟勋名。
再说，曾国藩住在长江南岸，分析长江北岸的形势，预计彭玉麟、李继宜回师湖北后，大批折回的太平军又将回转来对桐城、怀宁两地的清军大举进攻。他生怕正包围安庆的曾国荃定不下心来，乱了阵脚，故急于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七、初八（3月17日、18日）给曾国荃接连写了几封信，叮嘱他必须先坚守五六天，等待鲍超部渡过长江增援他。二月二十二日（4月1日）又写信给曾国荃，对太平军进攻武昌的战略目的进行了准确的分析：“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回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接着，他又对坚守安庆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反复的说明：“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壕墙能守，则武昌虽失，必复为希庵所克，是乾坤有转机也；安庆之壕墙不能守，则武昌虽无恙，贼之气焰复振，是乾坤无转机也。”他向曾国荃指出了应该怎么做：“弟等一军关系天地剥复之机，无以武汉有疏而遽为震摇，须等狗逆回扑，坚守之后再定主意。”能否保住上游武汉的有利形势，对于曾国藩、胡林翼来说，确是他们能否坚持在下游规略安庆，再图金陵的战略方针的关键所在。所以曾国藩于二月二十六日（4月5日）在给他两个弟弟的信中又说：“贼纵有破鄂之势，断无守鄂之力。江夏纵失，尚可旋得；安庆一弛，不可复围。故余力主不弛围之说。”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安庆之役（2）
太平军守安庆，其策略在于守险不守陴。安庆之险在集贤关，因此太平军便将重兵都投入到了集贤关，以阻止迫近安庆的湘军。曾国荃则采用长壕法对付太平军，即在安庆城的城墙之下挖了两条很深很宽的壕沟，湘军居于两壕的中间，内壕的作用是围攻安庆，外壕的作用是抵抗增援的太平军，曾国荃也因此被人们称作“曾铁桶”。当时，安庆城内的一万多名太平军已被四万湘军围困了一年的时间。湘军在城外挖了三道长壕，使城内太平军很难从包围中突破出去，城外太平军也很难冲到城内增援城内部队。陈玉成虽然在菱湖筑垒十八座，又派了一千多士兵到城内帮助防卫，还向城内送去粮食，一时间把安庆的局势稳定住了，但由于从各地前来增援太平军的部队，包括从天京来援的洪仁、林绍璋部，从芜湖来援的黄文金部和捻军，从庐江来援的吴如孝部，都在挂车河、练潭一带遭到了湘军多隆阿等部的狙击，无法会合陈玉成部。陈玉成在集贤关内孤军奋战，对曾国荃的围军根本无能为力。
湘军从咸丰九年底太湖之役吸取了经验，这次所采取的方法依然是围城打援。曾国藩一而再，再而三地教给曾国荃一个个围城窍诀，教他必须恪守“坚静”二字。他说：“凡军行太速，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惟有一‘静’字可以胜之，不出队，不喊呐，枪炮不能命中者不许乱放一声。”他嘱咐两兄弟要在拼命坚守上既达成共识，又通力合作。他还对战事进行了一般性的概括总结，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庆之守，壕深而墙坚，稳静而不懈，此人力也；其是否不致以一蚁溃堤，以一蝇玷圭，则天事也。”就在这个时候，曾、胡既布置多隆阿部在桐城一线对于东面来的林绍璋援军继续狙击，又从长江南岸调来鲍超部对于西面来的陈玉成援军进行狙击，还派胡达轩三营、成大吉七营分别进驻石牌和集贤关外，拖住敌人的后腿。他们的目的是要将安庆夺回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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