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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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点吧，就为你身体健康，还有个好丈夫。”

“你怎么想呢，亲爱的阿米尔？”雅米拉阿姨问。我把酒杯放到架子上，上面一排天竺葵滴着水。“我同意将军大人的看法。”将军很满意，点点头，走回烤架去。

我们都有不收养的理由。索拉雅有她的理由，将军有他的理由，而我的理由是：也许在某个地方，有某个人，因为某件事，决定剥夺我为人父的权利，以报复我曾经的所作所为。也许这是我的报应，也许这样是罪有应得。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雅米拉阿姨说。或者，也许事情注定是这样的。

几个月后，我们用我第二部小说的预付款作为最低首期付款，买下一座漂亮的维多利亚式房子，有两个卧房，位于旧金山的巴诺尔山庄。它有尖尖的屋顶，硬木地板，还有个小小的后院，尽头处有一个晒台和一个火炉。将军帮我重新擦亮晒台，粉刷墙壁。雅米拉阿姨抱怨我们搬得这么远，开车要一个半小时，特别是她认为索拉雅需要她全心全意的爱护和支持——殊不知正是她的好意和怜悯让索拉雅难以承受，这才决定搬家。

有时候，索拉雅睡在我身旁，我躺在床上，听着纱门在和风吹拂下开开关关，听着蟋蟀在院子里鸣叫。我几乎能感知到索拉雅子宫里的虚空，它好像是个活着的、会呼吸的东西。它渗进我们的婚姻，那虚空，渗进我们的笑声，还有我们的交欢。每当夜阑人静，我会察觉到它从索拉雅身上升起，横亘在我们之间。像新生儿那样，睡在我们中间。

第十四章　

2001年6月

我把话筒放回座机，久久凝望着它。阿夫拉图的吠声吓了我一跳，我这才意识到房间变得多么安静。索拉雅消掉了电视的声音。　

“你脸色苍白，阿米尔。”她说，坐在沙发上，就是她父母当成我们第一套房子的乔迁之礼的沙发。她躺在那儿，阿夫拉图的头靠在她胸前，她的脚伸在几个破旧的枕头下面。她一边看着公共电视台关于明尼苏达濒危狼群的特别节目，一边给暑期学校的学生改作文——六年来，她在同一所学校执教。她坐起来，阿夫拉图从沙发跳下。给我们这只长耳软毛猎犬取名的是将军，名字在法尔西语里面的意思是柏拉图，因为，他说，如果你长时间观察那只猎犬朦胧的黑眼睛，你一定会发现它在思索着哲理。

索拉雅白皙的下巴稍微胖了些。逝去的十年使得她臀部的曲线变宽了一些，在她乌黑的秀发渗进几丝灰白。然而她仍是个公主，脸庞圆润，眉毛如同小鸟张开的翅膀，鼻子的曲线像某些古代阿拉伯书籍中的字母那样优雅。　

“你脸色苍白。”索拉雅重复说，将那叠纸放在桌子上。　

“我得去一趟巴基斯坦。”她当即站起来：“巴基斯坦？”　

“拉辛汗病得很厉害。”我说着这话的时候内心绞痛。

“叔叔以前的合伙人吗？”她从未见过拉辛汗，但我提及过他。我点点头。

“哦，”她说，“我很难过，阿米尔。”　

“过去我们很要好。”我说，“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是第一个被我当成朋友的成年人。”

我描述起来，说到他和爸爸在书房里面喝茶，然后靠近窗户吸烟，和风从花园带来阵阵蔷薇的香味，吹得两根烟柱袅袅飘散。　

“我记得你提到过。”索拉雅说。她沉默了一会，“你会去多久？”

“我不知道，他想看到我。”

“那儿”

“是的，那儿很安全。我会没事的，索拉雅。”她想问的是这个问题——十五年的琴瑟和鸣让我们变得心有灵犀。　

“我想出去走走。”

“要我陪着你吗？”　

“不用，我想一个人。　

”我驱车前往金门公园，独自沿着公园北边的斯普瑞柯湖边散步。那是个美丽

的星期天下午，太阳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数十艘轻舟在旧金山清新的和风吹

拂中漂行。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一个男人将橄榄球扔给他的儿子，告诉他不可横臂投球，要举过肩膀。我抬起头，望见两只红色的风筝，拖着蓝色的长尾巴。它们越过公园西端的树林，越过风车。

我想起挂电话之前拉辛汗所说的一句话。他不经意间提起，却宛如经过深思熟虑。我闭上眼，看见他在嘈杂的长途电话线那端，看见他歪着头，嘴唇微微分合。再一次，他深邃莫测的黑色眼珠中，有些东西暗示着我们之间未经说出的秘密。但是此刻我知道他知道。我这些年来的怀疑是对的。他知道阿塞夫、风筝、钱，还有那个指针闪光的手表的事情。他一直都知道。

“来吧。这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拉辛汗在挂电话之前说了这句话。不经意间提起，却宛如经过深思熟虑。

再次成为好人的路。

我回到家中，索拉雅在跟她妈妈打电话。“不会太久的，亲爱的妈妈。一个星期吧，也许两个是的，你跟爸爸可以来陪我住”

两年前，将军摔断了右边髋骨。那时他的偏头痛又刚刚发作过，他从房间里出来，眼睛模糊昏花，被地毯松脱的边缘绊倒。听到他的惨叫，雅米拉阿姨从厨房跑出来。“听起来就像是一根扫把断成两半。”她总是喜欢那么说，虽然大夫说她不太可能听到那样的声音。将军摔断髋骨之后出现了诸多并发症状，有肺炎、败血症，在疗养院度过不少时日，雅米拉阿姨结束长期以来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自怜自艾，而开始对将军的病况喋喋不休。她遇到人就说，大夫告诉他们，他的肾功能衰退了。“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阿富汗人的肾，是吧？”她骄傲地说。至于将军住院的那些日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雅米拉阿姨如何在将军身边轻轻哼唱，直到他人眠，在喀布尔的时候，那些歌谣也曾从爸爸那个嘶嘶作响的破旧变频收音

机里传出来。

将军的病痛——还有时间——缓和了他和索拉雅之间的僵局。他们会一起散步，周六出去下馆子，而且，将军偶尔还会去听她讲课。他身穿那发亮的灰色旧西装，膝盖上横摆着拐杖，微笑着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他有时甚至还做笔记。

那天夜里，索拉雅和我躺在床上，她的后背贴着我的胸膛，我的脸埋在她秀发里面。我记得过去，我们总是额头抵额头躺着，缠绵拥吻，低声呻吟，直到我们的眼睛不知不觉间闭上，细说着她那纤细弯曲的脚趾、第一次微笑、第一次交谈、第一次散步。

如今我们偶尔也会这样，不过低语的是关于学校、我的新书，也为某人在宴会穿了不得体的衣服咯咯发笑。我们的性生活依然很好，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很棒。但有的夜晚，做完爱之后，我的全部感觉只是如释重负：终于做完了，终于可以放任思绪飘散了，至少可以有那么一时半会儿，忘记我们适才所做的竟然是徒劳无功。虽然她从没提起，但我知道有时索拉雅也有这样的感觉。

在那些夜晚，我们会各自蜷缩在床的两边，让我们的恩人来解救我们。索拉雅的恩人是睡眠，我的永远是一本书。

拉辛汗打电话来那晚，我躺在黑暗中，眼望月光剌穿黑暗、在墙壁上投射出来的银光。也许快到黎明的某一刻，我昏昏睡去。梦见哈桑在雪地奔跑，绿色长袍的后摆拖在他身后，黑色的橡胶靴子踩得积雪吱吱响。他举臂挥舞：为你，千千万万遍！

一周之后，我上了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两个地勤人员把挡住机轮的东西搬开。飞机滑行，离开航站楼，很快，我们腾空而上，刺穿云层。我将头靠在窗子上，徒劳地等着入眠。

第十五章

我乘坐的航班在白沙瓦着陆三个小时之后，我坐在一辆弥漫着烟味的的士破旧的后座上。

汗津津的司机个子矮小，一根接一根抽着烟，自我介绍说他叫戈蓝。他开起车来毫无顾忌，横冲直撞，每每与其他车辆擦身而过，一路上滔滔不绝的话语片刻不停地从他口中涌出来：“你的祖国发生的一切太恐怖了，真的。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就像兄弟，我告诉你，穆斯林必须帮助穆斯林，所以”

我不搭腔，带着礼貌点头称是。　

1981年，爸爸和我在这里住过几个月，脑海里依然认得白沙瓦。现在我们在雅姆鲁德路往西开着，路过兵站，还有那些高墙耸立的豪宅。这喧嚣的城市匆匆后退，让我想起记忆中的喀布尔，比这里更繁忙、更拥挤，特别是鸡市，哈桑和我

过去常常去那儿，买酸辣酱腌过的土豆和樱桃水。街路上挤满了自行车、摩肩接踵的行人，还有冒出袅袅蓝烟的黄包车，所有这些，都在迷宫般的狭窄巷道穿来插去。拥挤的小摊排成一行行，留着胡子的小贩在地面摆开一张张薄薄的褥子，兜售兽皮灯罩、地毯、绣花披肩和铜器。这座城市喧闹非凡，小贩的叫卖声、震耳欲聋的印度音乐声、黄包车高喊让路的叫声、马车的叮叮当当声，全都混在一起，在我耳边回荡。还有各种各样的味道，香的臭的，炸蔬菜的香辣味、爸爸最喜爱的炖肉味、柴油机的烟味，还有腐烂物、垃圾、粪便的臭味，纷纷飘进车窗，扑鼻而来。

驶过白沙瓦大学的红砖房子之后不久，我们进入了一个区域，那个饶舌的司机称之为“阿富汗城”。我看到了糖铺、售卖地毯的小贩、烤肉摊，还有双手脏兮兮的小孩在兜售香烟，窗户上贴着阿富汗地图的小餐馆，厕身其中的是众多救助机构。“这个地区有你很多同胞，真的。他们做生意，不过多数很穷。”他“啧”了一声，叹了口气，　“反正，我们就快到了。”

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到拉辛汗的情景，那是在1981年。我和爸爸逃离喀布尔那晚，他前来道别。我记得爸爸和他在门廊拥抱，轻声哭泣。爸爸和我到了美国之后，他和拉辛汗保持联系。

他们每年会交谈上那么四五次，有时爸爸会把听筒给我。最后一次和拉辛汗说话是在爸爸去世后不久。死讯传到喀布尔，他打电话来。我们只说了几分钟，电话线就断了。

司机停在一座房子前，这房子位于两条蜿蜒街道的繁忙交叉路口。我付了车钱，提起仅有的一个箱子，走进那雕刻精美的大门。这座建筑有木板阳台和敞开的窗户，窗外多数晾着衣服。我踩上吱嘎作响的楼梯，登上二楼，转右，走到那昏暗走廊最后一扇门。我看看手里那张写着地址的信纸，敲敲门。

然后，一具皮包骨的躯体伪装成拉辛汗，把门打开。圣荷塞州立大学有位创作老师经常谈起陈词滥调：“应该像逃瘟疫那样避开它们。”然后他会为自己的幽默笑起来。全班也跟着他大笑，可是我总觉得这种对陈词滥调的指责毫无价值。因为它们通常准确无误。但是因为人们把这些说法当成陈词滥调，它们的贴切反而无人提及。例如，“房间里的大象”　＇指大家都知道，但避而不谈的事情＇这句话，用来形容我和拉辛汗重逢那一刻再也贴切不过了。

我们坐在墙边一张薄薄的褥子上，对面是窗口，可以看到下面喧闹的街道。阳光照进来，在门口的阿富汗地毯上投射出三角形的光影。两张折叠椅倚在墙上，对面的屋角摆放着一个小小的铜壶。我从它里面倒出两杯茶。

“你怎么找到我？”我问。

“在美国要找一个人并不难。我买了张美国地图，打电话查询北加利福尼亚城市的资料。”

他说，“看到你已经长大成人，感觉真是又奇怪又美好。”

我微笑，在自己的茶杯中放了三块方糖。我记得他不喜欢加糖。

“爸爸来不及告诉你我十五年前就结婚了。”真相是，当其时爸爸脑里的肿瘤让他变得健忘，忽略了。

“你结婚了？和谁？”

“她的名字叫索拉雅？塔赫里。”我想起她在家里，替我担忧。我很高兴她并非孤身一人。

“塔赫里她是谁的女儿？　

”我告诉他。他眼睛一亮：“哦，没错，我想起来了。塔赫里将军是不是娶了

亲爱的沙利夫的姐姐？她的名字叫”　

“亲爱的雅米拉。”　

“对！对！”他说，微笑着。“我在喀布尔认识亲爱的沙利夫，很久以前了，那时他还没搬去美国。”

“他在移民局工作好多年了，处理了很多阿富汗案子。”　

“哎，”他叹气说，“你和亲爱的索拉雅有孩子吗？”　

“没有。”　

“哦。”他啜着茶，不再说什么。在我遇到的人中，拉辛汗总是最能识破人心那个。我向他说了很多爸爸的事情，他的工作，跳蚤市场，还有到了最后，他如何在幸福中溘然长辞。我告诉我上学的事情，我出的书——如今我已经出版了四部小说。他听了之后微微一笑，说他对此从未怀疑。我跟他说，我在他送我那本皮面笔记本上写小故事，但他不记得那笔记本。

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向塔利班＇Taliban，阿富汗政治组织，主要由普什图人组成，1994年在坎大哈成立，推行原教旨主义，禁止电视、录像、音乐、跳舞等，随后于1996年执政，直到2001年被美国军队击溃。为了行文简洁和阅读方便起见，译文同时用塔利班来指称塔利班组织和塔利班常人＇。

“不是我听到的那么糟糕吧？”我说。　

“不，更糟，糟得多。”他说，　

“他们不会把你当人看。”他指着右眼上方的伤疤，弯弯曲曲地穿过他浓密的眉毛。　

“1998年，我坐在伽兹体育馆里面看足球赛。我记得是喀布尔队和马扎里沙里夫　＇MazareSharif，阿富汗西部城市＇队，还记得球员被禁止穿短衣短裤。我猜想那是因为裸露不合规矩。”他疲惫地笑起来。“反正，喀布尔队每进一球，坐在我身边的年轻人就高声欢呼。突然间，一个留着胡子的家伙向我走来，他在通道巡逻，样子看起来最多十八岁。他用俄制步枪的枪托撞我的额头。‘再喊我把你的舌头割下来，你这头老驴子！’他说。”拉辛汗用骨节嶙峋的手指抹抹伤疤。“我老得可以当他爷爷了，坐在那里，血流满面，向那个狗杂碎道歉。”

我给他添茶。拉辛汗说了更多。有些我已经知道，有些则没听说过。他告诉我，就像他和爸爸安排好那样，自1981年起，他住进了爸爸的屋子——这个我知道。爸爸和我离开喀布尔之后不久，就把房子“卖”给拉辛汗。爸爸当时的看法是，阿富汗遇到的麻烦是暂时的，我们被打断的生活——那些在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房子大摆宴席和去帕格曼野炊的时光毫无疑问会重演。所以直到那天，他把房子交给拉辛汗托管。

拉辛汗告诉我，在1992到1996年之间，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主要由三支非普什图族的军事力量于1992年组成，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1996年被塔利班推翻＇占领了喀布尔，不同的派系管辖喀布尔不同的地区。

“如果你从沙里诺区走到卡德帕湾区去买地毯，就算你能通过所有的关卡，也得冒着被狙击手枪杀或者被火箭炸飞的危险，事情就是这样。实际上，你从一个城区到另外的城区去，都需要通行证。所以人们留在家里，祈祷下一枚火箭别击中他们的房子。”他告诉我，人们如何穿墙凿壁，在家里挖出洞来，以便能避开危

险的街道，可以穿过一个又一个的墙洞，在临近活动。在其他地区，人们还挖起地道。

“你干吗不离开呢？”我说。

“喀布尔是我的家园。现在还是。”他冷笑着说，“还记得那条从你家通向独立中学旁边那座兵营的路吗？”　

“记得。”那是条通往学校的近路。我记得那天，哈桑和我走过去，那些士兵侮辱哈桑的妈妈。后来哈桑还在电影院里面哭了，我伸手抱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