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全书·挺经-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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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有三千多篇，到了孔子，删去重复的部分，选取可以用于礼仪教化的篇章，上采自殷代的始祖契、周代的始祖后稷，中间述说殷、周两代的盛世，下至周幽王、周厉王时期的政治缺失，起始于叙述男女夫妇感情和家庭关系的诗篇，所以说“《关雎》是《风》的首篇，《鹿鸣》是《小雅》的首篇，《文王》是《大雅》的首篇。《清庙》是《颂》的首篇”。三百零五篇诗孔子都配上乐曲歌唱，以求符合《韶》、《武》、《雅》、《颂》等乐舞的音调。礼乐制度从此才得以称述，使得王道完备，六艺齐全。　　　　
　　孔子晚年喜好《易》经，对《彖》、《系》、《象》、《说卦》、《文言》等篇都详加叙说。他研读《易》的时候，把串联竹简的皮绳磨断了三次，说：“再让我多活几年，如果真能这样，我对《易》的文辞和义理就能充分掌握了。”　　　　
　　孔子用《诗》、《书》、《礼》、《乐》作为教学内容，弟子大约有三千人，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像颜浊邹之类多方面受过孔子教诲但没有登堂入室的弟子也很多。　　　　
　　孔子享年七十三岁，于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日去世。
　　第三部分：坚忍建大事者　不忌小怨
　　哀公致悼辞说：“苍天太不公平，不肯留下这位老人，使他丢下我一个人在位，孤零零的我伤痛不已。啊，多么悲痛！尼父，我顾不得用礼法约束自己了！”子贡说：“国君大概不能终老于鲁国了吧！先生曾说：‘礼法丧失就会昏乱，名分丧失就会产生过失。丧失意志就会昏乱，失去所宜就会产生过失’。生前不能重用他，死后才来悼念他，这不符合礼法。身为诸侯，却自称‘余一人’，这不符合名分。”　　　　
　　太史公说：《诗》中有这样的话：“像高山一样令人瞻仰，像大道一样使人遵循。”我虽然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但在内心却十分向往。我读了孔子的书，可以想像得到他的为人。到鲁地去的时候，我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和礼器，儒生们都按时在孔子旧居演习礼仪，我在那里内心由衷敬仰，留恋徘徊不愿离去。天下的君王乃至贤人实在太多了，活着的时候都很荣耀显赫，一旦死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孔子只是个平民，他的名声和学说却流传了十几代，学者们仍然推崇他为宗师。从天子到侯王，凡是中国讲论六经道艺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说当作是判断和衡量的最高准则，孔子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处处高扬坚韧卓绝的品行，这似乎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其父司马谈，学识渊博，任太史令。曾打算撰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可未曾动笔便去世了。司马迁很有志气，决心完成父亲的遗愿。　　　　
　　司马迁自幼便学习刻苦，从二十岁开始出游各地，以增长自己的知识和见识，积累素材，为写书作准备。后来，他继任太史令，有机会查阅大量皇家图书。从四十二岁起，司马迁开始撰写这部史书。在尚未完成的时候，却因为替李陵辩解，而被夺职入狱。李陵是汉初名将李广的孙子，也是一员骁勇能战的猛将。他因李广利的陷害，仅率五千步兵深入到匈奴领地，与大批匈奴部队力战十余日后，因寡不敌众，被匈奴俘获，不得已投降了匈奴。司马迁认为李陵是有功之人，投降乃是不得已而为，将来一定会将功折过，报答汉朝的。可汉武帝却认为司马迁是在诋毁李广利，将他处以宫刑。司马迁本想一死，但为完成父亲的遗志和自己的抱负，忍处宫刑，承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出狱之后，他将自己的满腔不平和愤慨，全部倾注于笔端，经过多年不辍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不光是勾践通过忍成就了大事，许多开国之主都是从这条路上走出来的，让我们来看看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事。地皇四年（公元23年），起义军各路将领为了要扩大队伍，增加号召力，认为应立一刘氏宗室作皇帝。他们看中了生性懦弱、又无兵权、便于控制的刘玄，让他即皇帝位，建立“更始”政权。在攻克宛城和昆阳之战中，刘和刘秀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起义军中声威大震。刘虽然没有公开争夺皇帝的宝座，他的部将却都为他没能当上皇帝而愤愤不平。因而在刘玄称帝时，刘稷就气愤地说：“此次起兵图谋复汉大事的，本是刘　、刘秀兄弟，今天称帝的这位可又干了些什么？”刘玄因此怀恨在心，任刘稷为抗威将军，以示惩戒。刘稷不肯受命，刘玄即下令逮捕。当要诛杀刘稷时，刘站出来表示反对，并为之争辩。一些贤嫉妒能的将领早就主张除掉刘，这时趁机劝刘玄杀刘，正中刘玄下怀。于是，刘与刘稷同一天惨遭杀害。　　　　
　　当消息传到刘秀耳中时，尽管他内心悲愤异常，但表面上却显得异常镇定。他清楚地知道，此时自己只要稍有问题，就会遭杀身之祸。于是，他立即前去朝见更始帝，向他谢罪。而对自己在昆阳所立的战功，却从来不向别人提起。他也不为刘服丧，吃喝谈笑一如往常，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发生杀兄之事一样。刘秀的泰然神情，终于使更始帝等人解除了猜忌，也使得更始帝觉得对不起刘氏兄弟，便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终于避免了杀身之祸。三个月后，刘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到了河北，镇慰州郡，网罗人才，招兵买马，开始了统一中国的事业。　　　　
　　刘秀曾说：“我治理天下，也想行以柔术。”他对部属很少以刑杀立威。刘秀领兵攻下邯郸，杀死守将王郎以后，缴获了不少文件，其中有几千封刘秀部下给王郎的书信。这些人怕刘秀为此惩罚他们，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但出乎意料的是，刘秀没有那样做。他把所有的军吏集合在一起，命令把这些书信统统当众烧毁。他说：“过去敌人强大，你们当中有人办了糊涂事，我不怪你们。现在你们都可以放心了吧！”刘秀的做法确实气度不凡，让那些曾三心二意的人打消了顾虑，对他感激不尽。至于部属的一些小过失，刘秀就更能抱宽容态度，不予计较。即使对有深仇大恨的人，仇家一旦幡然悔悟，将功折罪，刘秀也既往不咎。如：更始帝大司马朱鲔坚守洛阳时，刘秀曾派人劝降。朱鲔说：“大司徒（刘）被害时，我参与了害他的计谋，又劝说更始（刘玄）不要派萧王（刘秀）北伐。我知道自己实在有很大的罪过。”刘秀却郑重其事地说道：“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怎么会诛罚他呢？我面对黄河发誓，决不自食其言。”朱鲔投降后，官拜平狄大将军，封扶沟侯，“后为少府，传封累代”，刘秀始终没有对他进行报复。此外，刘秀又从其他营垒中接纳了一大批有经世之才和办事能力的文职官员，以及马援、冯异、寇恂、吴汉等名将，大大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天下平定以后，刘秀不仅没有像汉高祖刘邦那样杀戮功臣，还非常注意教育群臣遵守法令，慎终如始，有意保存功臣。
　　第三部分：坚忍文武各官　尽出伊门
　　康熙帝除权臣鳌拜，也是一种坚忍成功的事例。康熙接位时，在四个辅政大臣中，由于索尼年老，遏必隆软弱，苏克萨哈势力小而且与鳌拜不合，结果造成了鳌拜的专权。他广植党羽，排除异己，对于“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于是，出现了“文武各官，尽出伊门”的情况，从中央到地方遍布他的心腹。鳌拜依仗权势，专权横行，经常在少年天子面前“施威震众”，而且多次背着皇帝“出矫旨”，事事凌驾于其他辅政大臣之上。他“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即将部臣叱喝”，轻则辱骂，重则治罪；他甚至把官员给康熙皇帝的奏疏私自带回去，同心腹亲信商议，“凡事在家议定，然后施行”。鳌拜恣意妄为，独断专行，俨然成了太上皇。　　　　
　　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鳌拜以当年多尔衮在圈地时偏袒正白旗为由，提出要与正白旗换地，并声称，如果土地不足，“另圈民地补之”，企图以换地为名，再次掀起大规模的圈地高潮。这实际上是要重演入关之初的虐政暴行。尽管这一主张遭到各阶层的反对，但鳌拜全然不顾，派遣自己的亲信到京畿一带“踏勘”旗地，以这些旗地“沙压水淹，不堪耕种”，“镶黄旗地尤不堪”为由，坚持要换地，并强令有关各旗办理圈换旗地事务。此令一出，当地满汉人民十分恐慌，“所在惊惶奔诉”，“哭诉失业者殆无虚日”。对一些敢于反映群众情绪，请求停止换地的官员，鳌拜大施淫威，要求皇帝将这些人处死，年轻的康熙皇帝虽然不同意鳌拜的做法，但也阻止不住他的一意孤行。结果，反对换地敢于直言的官员被绞死，家产被籍没。这次换地事件，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激化了社会矛盾。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康熙帝亲政。按理说，辅政大臣应将权力移交给皇帝了。但鳌拜仍把持权力，不愿归政，企图把年轻的皇帝变成任凭自己摆布的傀儡。辅政大臣苏克萨哈鉴于皇帝已亲政，要求辞去辅政大臣的职务，把权力归还皇帝。这一举动刺中了鳌拜的要害，将了鳌拜的军。鳌拜当然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他以极其专横的态度诬陷苏克萨哈是“背负先帝”，“欺藐皇上”，“紊乱朝政”，罗织了二十四大罪状，要把苏克萨哈斩首抄家。康熙帝不同意，骄横成性的鳌拜便在康熙帝面前挥拳捶胸，疾言厉色，以示要挟。最后，康熙帝也无法改变鳌拜的决定，苏克萨哈被绞死。　　　　
　　康熙皇帝虽已亲政，但不能亲掌大权，这使他极为烦恼。而鳌拜却不断将亲信安插到重要部门，企图继续架空皇帝。一次在群臣向康熙帝朝贺新年时，鳌拜身穿黄袍，俨如皇帝，仅有帽结与康熙帝所戴不同。还有一次，鳌拜托病不上朝，康熙帝亲自前往探视时，鳌拜卧床，席下置刀，根本不把已经亲政的皇帝放在眼里。这一切，都深深刺痛着年轻的康熙皇帝的心。　　　　
　　康熙帝自幼读书，有抱负，更欲在亲政后一展宏图。他痛恨鳌拜的专权跋扈，倒行逆施，但鉴于条件不成熟，还不能一下子除掉鳌拜，因此不愿采取鲁莽行动。经过长期的考虑，一个周密的计划在他脑海中酝酿成熟。为了夺回权力，康熙帝陆续将一些忠于自己的人安排在自己的周围，并将一批亲信提拔到要害部门，如提拔索额图为吏部右侍郎，提拔明珠为刑部尚书。这样，一个集团已悄悄地在年轻的皇帝周围形成。随后，康熙帝又派亲信掌握了京师的卫戍权。为了最后解决鳌拜，康熙皇帝精心挑选了一批少年侍卫，在宫中练习布库游戏，他自己也经常和这些布库少年摔打玩耍，故意做出胸无大志的样子，以迷惑鳌拜。鳌拜每次上朝，都见到皇帝与少年们玩耍，竟以为“帝弱且好弄，心益坦然”，毫无戒备之心。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康熙帝与索额图等设下计谋，事先在宫中埋伏了布库少年，并约鳌拜进宫。当鳌拜单身入宫时，十几个少年连说带笑地迎了上去，声称要与他练练功夫。鳌拜以为这些少年与其逗闹，本想喝退了事，不料少年们近身之后立即动起手来。当鏊拜被五花大绑推到康熙帝面前时，他才如梦方醒，不过为时已晚。接着，康熙帝宣布了鳌拜的三十条罪状，将他永远拘禁，同时，迅速捉拿其兄弟子侄、心腹党羽，并全部处死。顷刻之间，鳌拜集团土崩瓦解。　　　　
　　而从曾国藩自己一生的经历来看，曾国藩确实也是“忍”过来的。据说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与另一书生同居一室。那个书生性情怪僻。曾国藩的书桌离窗有数尺，为了借光，便移近窗前。那个书生发怒道：“把我的光都遮了。”曾国藩道：“那我搁在哪里？”书生指着床侧说：“可以搁这里。”曾国藩依言搁在床侧。半夜曾国藩仍读书不辍，那个书生又发怒道：“平日不读书，这个时候了，还扰人清睡！”曾国藩便无声默念。　　　　
　　当然，懂得运用忍字，也并非一味忍耐，软得像泥，这种忍耐是没有出息的表现。我们在了解曾国藩的为人处事时，常常可以发现曾国藩总是在忍与不忍之间徘徊、抉择。　　　　
　　曾国藩初任帮办团练大臣时，凡事雷厉风行，此时的他并不想去忍耐什么，但是接下来面临的事实则让他不忍也得忍。　　　　
　　有天，湘勇试枪，误伤绿营中一长夫，绿营借机吹角执旗，列队进攻湘勇，在城墙上的守兵实弹在膛，几乎酿成大变。曾国藩忍气吞声，把试枪的湘勇鞭打了一顿，才算把绿营兵的哗变平息下来。后来，绿营的永顺兵与塔齐布率领的辰勇之间因赌博而发生械斗，提督鲍起豹、长沙协副将清德纵容绿营兵于初六日夜带着兵器，鸣锣击鼓，包围参将府，捣毁塔齐布住房，并列队进攻辰勇。又冲入巡抚射圃中的曾国藩私宅，杀伤他的随丁，直向曾国藩冲去，只是有属员护驾，曾国藩才幸免于难。与曾国藩私宅仅一墙之隔的巡抚骆秉章，历来认为曾国藩所行，异于罗绕典及诸团练大臣，心诽之，然见其所奏辄得褒答，受皇帝信任，没有机会难为他。所以，他对绿营兵冲击团练大臣的重大政治事件，故意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曾国藩连夜去叩骆秉章的门，诉说此事，骆秉章故作惊讶，说一点不知道。事后他不仅不惩治乱兵，甚至亲自释放了肇事者，使曾国藩进一步受辱于众人之前。于是抚台衙门内外，大多说曾国藩咎由自取，同情者寥寥。
　　第三部分：坚忍忠诚素著　兼有胆识
　　鲍起豹自六月初到长沙任职后，便到处扬言曾国藩不应操练兵士，且将以军棍施之塔将。鲍起豹“以清副将为梯附，而屏斥塔游击，大以其操兵为非是，言有敢复操兵者，即以军棍从事”。鲍起豹还说：“防堵不宜操兵，盛暑不宜过劳。”他“切责塔将，而右护清将”。对于这种种非难与掣肘，曾国藩愤慨已极。当时，连骆秉章也认为曾国藩“不宜干预兵事”。曾国藩遂在给张亮基的信中忿忿地说：“岂可以使清浊混淆，是非颠倒，遂以忍默者为调停耶！”他以“恶夫黑白之易位”的“血诚”，与鲍起豹对着干。因此，该地文武不和，兵勇不睦，集中体现为曾国藩与偏袒绿营兵的湖南地方官的矛盾。这个矛盾如箭在弦上，蓄之既久，其发必骤。曾国藩是清楚这场矛盾冲突的根源的，因此，他最终也只好一忍到底，愤走衡阳。　　　　
　　然而，有时候曾国藩的忍则是出于一种策略或战略的考虑，如他在湖南练勇的时候，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自己练勇、别人统军的主张，但是，真的叫他派勇驰援的时候，他却强调困难，按兵不动。咸丰三年秋冬，因湖北和安徽告急，朝廷曾八次令他援鄂援皖，他却始终找出各种借口，没有派出一将一勇。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太平军西征尚未抵达时，曾国藩等就收到上谕：“长江上游，武昌最为扼要，若稍有疏虞，则全楚震动。着骆秉章、曾国藩选派兵勇，并酌派炮船，委派得力镇将，驰赴下游。”十月初二日又接到上谕：“曾国藩团练乡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业经著有成效，着即酌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