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战风云录(上)-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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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　约翰，说是他当年向老庄士敦借的，老庄士敦突然回国，他一直没机会还。　　　　　　约翰决定留在上海怡和工作，就在哥斯达手下做会计。不久，约翰的　哥哥威廉·庄士敦被派来上海怡和工作。两兄弟都先后得到提拔，1937年，　约翰升为上海怡和董事。　　　　　　1939年，欧战爆发，英军在与德军的激战中伤亡惨重。约翰觉得国难　当头，他不应呆在“平安”的上海，便与担任大班的哥哥告辞，赶回英国，　在英国经济作战部工作。　　　　　　不久，约翰被英外交部派往重庆，在英国驻华使馆工作。　　　　　　约翰在他的回忆录谈到：“1940年，我在重庆见到八路军驻重庆首席代　表周恩来，他后来出任共产党新政府的总理。他是一位平易近人和友好的　人，我后来多次访问中国都能够见到他。”　　　　　　战后，约翰回到上海，担任上海怡和董事，没多久升为总经理。怡和　在上海的业务很快得到恢复，业务范围有：进出口贸易、船队、码头、港　务、棉纺织厂、麻纺厂、羊毛织造厂、丝绸厂、冷藏加工等等，是香港怡　和在远东各分行中规模最大的一间。　　　　　　1951年，约翰得到总部指示，回到香港任怡和公司总经理。　　　　　　1956年，约翰·凯瑟克回到英国，担任怡和总部的董事。1966年，威　廉·庄士敦·凯瑟克卸下董事局主席一职，约翰继任哥哥腾出的空缺，成　为凯瑟克家族担任大班一职的第四人。　　　　　　1961年，约翰经过努力，出任英中贸易协会主席（他任其职一直到1979　年），多次率团访问中国，并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周恩来表扬约翰先　生对中英贸易作出了杰出贡献。伊丽莎白女皇鉴于约翰“在远东为英国利　益有功”，册封他为爵士（1972年）。　　　　　怡和成为英中贸易的最大进出口公司，获利甚丰。　　　　　　有一阵子，香港兴起了一股拆卸酒店改建写字楼的热潮。这是已被拆　卸的希尔顿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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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章　马登家族会德丰咄咄逼人　　　　　　马登父子是战后才来香港发展的，发展势头如热带飓风掠过香港上空。　某年某日，尚未涉足航运业的包玉刚，来到会德丰大班办公室，遭到老马　登的百般奚落。他瞧不起华人，认为华人不配从事现代化航运业。包玉刚　下海远航，船队迅速扩展。老马登大跌眼镜。小马登竟与包氏联营，为何？　　　　　　这是1992年香港时装节上一个时装表演的镜头。香港时装节是香港时　装设计家展示成果的好机会。　　　　　　战后香港的六七十年代，四大英资洋行是怡和、太古、和黄、会德丰。　会德丰来港时间最晚，但势头迅猛，很快从香港数十间英资洋行中脱颖而　出，名声大噪。　　　　　　也正因为会德丰发展过速，致使中气不足，亟待给养，张祝珊四子张　玉良为其输血，渐成会德丰幕后大老板。星洲富商邱德拔见猎心喜，趁机　攻击，遂又引来船王包玉刚出阵火并，一时硝烟弥漫，马登大班的坐椅也　为之摇摇欲坠。　　　　　　当人们关注马登家族的命运之时，也同时探究起马登家族的发迹史。　　　　　　　　　　　　　　　　　　　　　　　　　　　　　　　　　　　远东乐园　　　　　　相传，会德丰洋行1854年创建于上海。那时英国是世界最强盛的帝国，　英商在远东的势力最大。　　　　　　上海开埠虽稍晚，但后来者居上，很快超越华南重埠香港。最明显的　迹象莫过于街景，上海的外滩、南京路，就比香港的皇后、德辅两条大道　气派。这种差距似乎愈往后愈明显，1930年，9层高的告罗士打大厦落成，　雄踞香港高楼之首　（注：与港府限制建筑高度有关）。而同时期上海已有一　个高楼群，其中国际饭店楼层高达21层。　　　　　　早年在远东的洋行，无论注册地或总部落在哪座城市，均以上海为主　要经营基地。在上海较为有名的英资洋行有：沙宣、哈同、怡和、太古、　颠地、林赛、邓脱等。　　　　　　没有会德丰在19世纪期间的任何资料传下来。可见会德丰在早年规模　甚小，毫无名气。也有人怀疑，在19世纪的上海，有没有会德丰都是个问　题。会德丰的“悠久历史”是出于乔　　　　　　治·马登之口，二战后，会德丰大班马登来港发展，声称会德丰是1854　年建于上海的老字号。　　　　　　乔治·马登　（George　Marden）是英籍犹太人。1920年，年轻的马登举　家远涉重洋来到上海。英国人都不会陌生上海，上海是东方的纽约。纽约　作为冒险家的乐园早已成了历史陈迹，现在乐园移到了远东的上海。英国　的犹太人对他们的同胞沙宣、哈同的发迹史耳熟能详。尤其哈同，来上海　时，还是个流浪汉。　　　　　　马登和老嘉道理一样，皆途经英殖民地香港，香港虽也繁华，但格局　太小，中心地区港岛未与内地连成片，马登毫不犹豫继续北航。　　　　　　那时来远东闯荡的已婚男性多是单枪匹马，待打下一定的基础，再把　家眷接来。举家迁来的，要么携带一定的资本，要么在原地不好呆，破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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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舟——马登属于后一类。　　　　　　迁来上海之时，乔治·马登的儿子约翰·路易·马登（John　Louis　Marden）　才1岁。　　　　　　像其他初次来沪的犹太人一样，马登去拜访上海的两大犹太家族沙宣　与哈同。老哈同居住在哈同花园（现址为上海展览馆）的私邸里，里面的　装饰恍如白金汉宫。花甲之年的哈同坐在虎皮坐椅上，打量着眼前这位犹　太青年，马登高大魁梧，两眼咄咄逼人，上唇的胡须很有力地往上翘，一　点也没有那些落魄犹太人的诚惶诚恐感。　　　　　　马登用银匙搅动着咖啡，也打量着哈同。老哈同白发银须，坐在虎皮　上，就像一位老国王。他确实是国王，白手创建庞大的商业帝国。马登从　他身上，一点也找不出当年流浪汉的痕迹。“我也会成功的！”马登在闪念　之间，打消了寄于哈同篱下的初衷。　　　　　　晚年时的哈同乐助好施，任何犹太人初来上海，他都会热心帮助。若　他们找不到职业，他会让他们来他的洋行工作，犹太人皆很自觉，绝不会　尸位素餐。若觉得自己是累赘，便会自觉离去。　　　　　　　“来我的公司工作吧。”哈同绝非怜悯，而是喜欢上了马登。　　　　　　马登敬谢了哈同的诚恳之意。他去了一家英国洋行Tug＆Lighter。这　家洋行历史悠久，却发展迟缓，业务也不甚景气。马登选择这样的公司，　若不是另有用心，就是愚蠢之极。马登曾这样解释过：哈同商行等级森严，　机制天衣无缝，像我这样的人去那里，很难有什么作为。于是我就去Tug＆　Lighter，比较容易受到重用，锻炼的机会也多。　　　　　　马登在公司做进出口贸易，常在东南沿海跑动。他在香港认识了犹太　同胞、嘉道理家族的人。嘉道理洋行在香港已颇有名气，最初从事股票经　纪，后插手电业，入主山顶缆车和中华电力。马登跟罗兰士·嘉道理年纪　相仿，却喜欢与老嘉道理——艾利交谈，他认为艾利是一个非凡的人。　　　　　　马登起心收购Tug&Lighter，正是受艾利·嘉道理的启发。　　　　　　犹太人是个失去家园　（国家）的古老民族，犹太人的团结闻名于世。　马登除去犹太教堂外，很少去犹太会馆。犹太会馆在上海静安寺附近，原　是哈同建造的私邸，但他仅住了两年就捐出来做同胞的俱乐部，哈同在无　形中渐成上海犹太人的领袖。　　　　　　犹太会馆即是今日的上海市少年富，时变境迁，我们仍可透过少年富，　想象当年犹太会馆的奢侈。马登是会馆中默默无闻的角色，但他高大的身　材、的亮的目光又不能不引人注目。　　　　　　马登第一次踏入犹太会馆，自然是1920年。5年后，马登再踏进犹太会　馆时，身份已是会德丰洋行的大班。　　　　　　马登收购了Tug&Lighter公司。老主人欲告老回英，便把公司以较优惠　的价格转让给忠心耿耿、精明能干的马登。马登接手后，将其改组更名为　Wheelock　Marden，中文译名会德丰洋行。会德丰一词，不如太古那般中国　化，而是半中半洋。　　　　　　如果说会德丰的创建期是1854年的话，那么大概是Tug＆Lighter公司　的历史。　　　　　　马登做上大班，只能算小发达——会德丰只是众洋行中的小矮人。对　呆在冒险家乐园里的犹太人来说，不发迹才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　　　　　　马登在犹太会馆，遇到身材矮小的嘉道理父子。他们是来上海开办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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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那时的犹太商人，都是把投资分散在香港上海两地。　　　　　　艾利说：“马登先生，你什么时候去香港开设会德丰分行？我可以帮你　祖一套便宜点的写字楼，就在中环一带。”　　　　　　马登说：“我这辈子哪都不去，就在上海发展，远东再找下到第二个像　上海这么好赚钱的地方。你还是把总行迁来上海算了。”　　　　　　艾利笑道：“自古城堡不会只开一道门的（希伯莱谚语，意思相当中国　成语狡兔三窟）。”　　　　　　马登自然深谙此理：分散投资，分散风险。但是，如果能看准一个方　向，倾财竭力进取，收效肯定会比谨小慎微大。其后20多年，远东及中国　形势动荡，马登与嘉道理均蒙受重大损失。政治上的事，就是政治家都无　法预料。　　　　　　会德丰的主要业务是船务与贸易，拥有一支跑长江沿岸的内河船队。　　　　　　20年代末，世界经济大萧条，航运非常不景气，许多船只泊在港湾，　如一堆水上废铁。船价大跌，跌得比废铁还便宜。　　　　　　未来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正是借这个时机发起来的。加登大一家公　司的6艘万吨货轮，10年前每艘还值200万美元，现在跌至2万美元待售。奥　纳西斯发傻，一下子购进6艘。待二战前世界经济复苏，奥纳西斯终于交上　好运。　　　　　　马登没奥纳西斯这般的“傻运”。他花了10万美元，购入一艘美国太平　洋航运公司的二手船，开始了海上运输。那时的定期客货航班，均由老牌　轮船公司垄断，他们自己都在减少航班，马登自然无法挤入。海运业务，　有一单、没一单的，勉强维持没亏。　　　　　　1934年，由于罗斯福的新政，美国出现经济复苏的迹象，马登趁船价　尚未涨起来，又购入一艘货轮。　　　　　　当时有人说马登发傻。很快，持这种论调的人不再吭声。世界经济逐　年回升。同时，战争的烟云也愈来愈浓地笼罩世界上空。航运势头看好，　马登沉浸在金元梦中。　　　　　　上海沦陷，接着是欧战爆发，上海的洋人惊慌过一阵，又像往常一样　大把赚钱、大把花钱。有销金窝之称的上海，依然灯红酒绿，夜总会飘出　歌女的靡靡之音。　　　　　　马登对战争持乐观态度，欧战爆发，带旺了全球的航运业。马登的两　艘海上废铁，成为两座海上金矿。　　　　　　1941年，马登成立亚洲航业公司。他准备大肆扩充船队，与太古、怡　和、旗昌竞一日之长。然后，再与英美法等专业轮船公司论个高低。　　　　　　1941年12月8日，日本轰炸机在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掷下炸弹，　把马登的亚洲船王梦炸飞。同日，日军侵略香港，英国对日宣战。日本宣　布英国在华的财产为敌产。　　　　　　马登仓皇逃出上海，回到英国。所幸的是，他的主要资产是海轮，正　在太平洋中航行，故而未落入日本人之手。　　　　　　　　　　　　　　　　　　　　　　　　　　　　　　　　　　　　　老马识途　　　　　　二战期间，乔治·马登在伦敦设立会德丰公司。旗下的公司有亚洲航　业、隆丰投资。隆丰控亚洲，但全集团的业务仍以航运为主。船只全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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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运载兵力和军需，马登大发战争财。　　　　　　其子约翰·马登在皇家炮兵部队服役。他幼时在上海的教会学校念小　学，12岁时父亲送他回英，在贵族中学寄宿求学。　　　　　　1940年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　　　　　　老马登对儿子学文耿耿于怀，他主张儿子学航运或商科。小马登的性　格像父亲一样犟，置父训于脑后。二战粉碎了小马登的文学梦，身为独子　的小马登又一次违背父训，他未去父亲的上海会德丰公司，而是投笔从戎。　　　　　　战争使约翰·马登更趋向实际，二战结束，他加入了父亲的公司——　伦敦会德丰。　　　　　　二战使英国国力衰退，所有的产业都似乎发展到了尽头。父子俩商量　还是回远东发展。　　　　　　1946年夏，中国内战全面爆发。老马登饱尝战争之苦，决定把总行设　在香港——香港有大英帝国的庇护，怎么都比战争中的内地要安全些。　　　　　　1948年12月，亚洲航业在港挂牌上市。马登父子以筹得的资金购入一　批旧船和新船。会德丰拥有的船队，直逼太古、怡和。　　　　　　从50年代起，以上海船商为龙头的华人航运业悄悄崛起。坐镇香港总　行的小马登，回英时向父亲汇报了此事。　　　　　　老马登以轻蔑的口气说：“欧美的船商才是巨鲸恶鲨，华人船商充其量　只是小虾小蟹。三四十年代，我在远东见过的华人船商成千上万，他们谁　成了气候？”　　　　　　1955年，伦敦会德丰公司乔治·马登的豪华办公室，走进一位个头比　马登矮一截的年轻华人。他就是未来的世界船王包玉刚，此时，他一艘船　也没有。若不是汇丰银行代理主席道格拉斯的安排，心傲气盛的乔治·马　登，或许压根不会接见这位在商界毫无地位的包玉刚。　　　　　　包玉刚不卑不亢他讲述他想搞航运的构想。马登坐在大班椅上盯着他，　仿佛在听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在叙述他的梦幻。马登用教训的语气说　道：“年轻人，正如你们中国人常说的，行船跑马三分险。弄不好，你会把　最后一件衬衫输掉。”包玉刚胸有成竹，讲述他已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马　登突然大笑起来，用嘲讽的口气说：“设想谁都会，关键是资金，航运业投　入相当大，你恐怕连一条旧船都买不起吧？所以你才来拜访什么航运界的　老前辈，用心却是来掏腰包的！跟你说，我绝不会资助对航运毫无经验的　人，尤其是只配跑内河近海运输的华人！”　　　　　　马登“一针见血”，直戳包氏的“要穴”。的确，包玉刚来伦敦是向马　登借钱的。他没想到竟会蒙受奇耻大辱，他不由攥紧拳头，但很快克制住　自己，说：“马登先生，虽然我今天还买不起一艘旧船，但并不等于说永远　买不起船！”　　　　　　马登所见的华人，大都唯唯诺诺，毕恭毕敬。他没料到眼前这位华人　竟这般有骨气和志气，马登收敛傲慢，说道：　　　　　　　“我佩服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既然你对船梦寐以求，我来成全你的理　想。我有一艘船，格兰斯顿勋爵号，是二战时造的，性能良好。如果你想　买，我把船价压到40万英镑，并且给你提供60％到70％的低息贷款。”　　　　　　在会见马登的前一个星期，包玉刚就开始了解旧船行情。他曾听好几　个伦敦的船务经理谈及这艘格兰斯顿勋爵号，言语间对它不感兴趣。这艘　钢板焊接的船，虽然船龄不算太长，因造于战时，偷工减料，急待下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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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焊接技术差，经常渗水，又经过战火摧残，破旧不堪，除了跑短程，　根本不敢远航大洋。　　　　　　包玉刚洞察出马登的用心——他是欺包玉刚对航运毫无经验，故想狠　狠宰包玉刚一刀。　　　　　　包玉刚抑制心头怒火，说，“马登先生，谢谢你一番好意。如果我买你　的船，并非你供钱给我，倒是我借钱给你了！”　　　　　　包玉刚拂袖离去，马登冲着包氏的背影叫道：“东方人若得不到西方人　提携，休想在远洋航运业分一杯羹！”　　　　　　数年之后，包玉刚的环球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