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战线-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反间谍纪实-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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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都提醒这位上级，这个间谍已被别人操纵或者是冒充的。
　　因此，就连形式最简单的无线电游戏的建立和坚持都是极其困难的。但是，这种游戏是可以进一步改进的。尽管这种改进更具有危险性，它却能提供用欺骗对付欺骗的极好机会。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英国知道有一个无线电台被敌人控制了，如英国愿意发报的话还可以继续发，把欺骗和迷惑德国人的情报和指示发出去。这种两面手法成功的关键在于保持正常状态。
　　英国人绝不可以任何方式表明自己已经知道这个电台落入了敌人手中。他们必须像正常情况下一样继续回答已被敌方控制的电台提出的询问和请求，包括运送武器、弹药、补给品和金钱。这些东西不可避免地要落到德国人手中。保持这种形式的无线电欺骗还有危险得多的一面。安排接待将要到来的间谍是一个无线电台正常工作的一部分。如果英国人停止往某个电台派遣间谍，德国人就自然而然地怀疑英国人已经发现了某个电台已经被缴获了，从而这场游戏也就垮台了。另一方面，如果英国人继续向落入敌手的电台派遣间谍，这些间谍很可能被抓起来处决。花一点钱和军需品来进行无线电游戏是否值得呢？
　　这样一些男女还可以派去从事另一种改进无线电游戏，即密友把戏的活动。这种战术的目标是把报务员派到战地去，带着英国人知道德国人能够破译的密码。通过这种无线电泄露消息的方法，可以把虚构的指示和情报传到间谍手中，再传到敌人手中。同样，要使敌方能长期相信这种假指示和假情报，必须让人看来，同间谍的通讯一直保持正常，而保持正常的先决条件就是不仅要继续运送武器、弹药和钱，而且要派进去某他间谍。使用这种密码的间谍迟早都会被发现，逮捕，最后几乎肯定会被杀害。
　　战后，法国和荷兰都指控英国故意不理睬那些暗示一个无线电台被控制的保密检查和其他形式的警告而继续往他们所知道的德国接待站派送间谍人员，只是为了保持一个通讯渠道，准备在适当时候可以传送欺骗性情报。被派去的间谍大约有七十人。英国还被指控用女间谍玩弄密码把戏。英国人知道如果伦敦和一个男间谍之间交换的密码信号被德国人不费力气地识破，德国人就会起疑心。因此，据说英国就使用女间谍，理由是德国人相信英国人不会怯懦得用女人来玩弄这样的花招。
　　这些刺耳的指控，当然都被否定了。英国为了决心使登陆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是否又一次“对失败做了恰当的估计”呢，即牺牲几个间谍的生命而让数以百计，即使不是数以千计的盟国官兵免于死在诺曼底海岸上呢？
　　不可否认，当法国地下运动领袖普罗斯佩控制的地区垮台以后，特种行动局确实没有马上关闭一些与普罗斯佩有联系而后来落到德国人手里的无线电台。结果，大批金钱、武器和军需品空投给德国人，而没有空投给法国人；并且许多特种行动局法国分部的间谍没有被法国接待委员会接待，而被德国接待委员会接去了。是英国人不知道这些无线电台被缴获还是他们玩弄无线电游戏，作为“坚韧”计划的一部分在大举进攻的时间和地点上来迷惑德国呢？假如他们不知道这些无线电台已落入敌人手中，他们只能被指控犯了一个极大的悲剧性错误；如果是后者，他们就犯了用人的生命换取在进攻发起日取得战术上的好处的罪。如果英国确实愿意做出这种牺牲的话，他们想从中捞到什么好处呢？
　　有人指责英国牺牲自己的玩弄无线电游戏和密码把戏的间谍，这种指责是主要围绕着一个名叫“马德琳”的年轻妇女的悲惨案件提出的。她的真名叫诺尔·英纳亚特·汗。诺尔是她的名字，英纳亚特是姓，“汗”是表明她出身高贵，因为她是印度的一个公主。她的父亲叫英纳亚特·汗，是伊斯兰教泛神论神秘主义派别的领袖，其家庭是蒂菩苏丹的直系后裔。
　　为什么特种行动局接收她呢？她的一位教官报告说，她是“一个出色的、令人难以捉摸的理想人物，太引人注目——只要见过她两次就永远不能忘”。
　　她的外表、口音、举止都引人注目，这一切对特种行动局的间谍来说都是不合适的。诺尔是个温和、文雅、漂亮的年轻妇女，身材苗条，显得腼腆，瘦瘦的，黄褐色的脸上长一对黑眼睛，披着乌黑的长发。虽然据说她的性格“像刀剑一样坚韧”。但教她从事秘密活动的主要教官F　·V　·斯普纳尔上校对她看法则相反。他认为她“容易动感情，太容易冲动，不适合作特务工作”。
　　斯普纳尔后来还说他曾“冒招惹是非的危险，竭力阻扰把她派到法国当特务。
　　从保密的角度来看，她不但太敏感，容易感情上受创伤，而且他没有经验
　　这使得她太容易把事情办糟”。她还在纽福莱斯特的博溜受过从事秘密活动的训练。那里的一个教官说，她“没有保密观念”，并且在训练报告中写道：
　　“她的性情不稳定，是否真的适合前线的工作还有很大疑问。”尽管有这些和其他的反面意见，诺尔还是被认为适合做这种工作。巴克马斯特在对地下不好的评语的报告上写了“胡说”两字（他后来说，他深信诺尔是能够经得起前线危险的考验）。于是她就被分派做埃米尔一亨利·加里的报务员。加里是勒芒附近普罗斯佩管辖地区间谍网“电影院”的头头。
　　她同另外两名女特务在1943　　年2　月16　　日至17　　日夜间在法国登陆。据说，在德里库的帮助下，她到达的时候被党卫军保安局的人看见了。党卫军保安局的间谍就躲藏在飞机场旁野玫瑰花篱笆的背后。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德国人只是监视并没有采取别的行动。三个妇女去昂热火车站了，并从那里分手。诺尔搭上开往巴黎的火车。
　　在巴黎工作期间，由于叛徒出卖诺尔被捕，诺尔公主被捕时表现得很镇静，在审讯时也表现得镇静。党卫军保安局的审讯官基佛开始对她钦佩，因此对她很宽恕。然而，不久他就失去了耐心，因为在福什大街党卫军保安局总部时她不只一次而是两次企图逃跑。两次都是刚刚跑到街上就被抓住了。
　　她成了讨厌的人，不久就被送到巴当韦莱集中营，在那里度过了好几个月，大部分时间是被关在单人牢房中，身上带着镣铐。
　　诺尔的性格要比特种行动局的教官们所认识到的更加坚强，然而她还是那样马虎大意。被捕时，她的无线电台、密码以及伦敦给她的所有回电都被缴获。实际上党卫军保安局的无线电专家约瑟夫·戈茨用来同伦敦进行让对方相信的无线电通讯所需要的一切都被缴获了。诺尔把所有的回电都记录在一本小学生练习薄里放在床头柜上被党卫军保安局的人发现了。开始向伦敦发报。伦敦谨慎地回了电，因为她的电报听起来不像是她发出的。戈茨需要诺尔的帮忙，因此这一把戏在没有她帮忙的情况下玩弄下去。
　　到了圣诞节，英国人还在怀疑。“诺尔”的发报风格表明她已被冒名顶替了。而戈茨进一步玩弄反戏。他给伦敦发信号说“电影院”准备接收一批空投武器。伦敦回电说要在某时某地送去十二箱。但是结果只投了一箱。这使戈茨相信“伦敦已经有所觉察了”。巴克马斯特才倾向于同意这个意见，虽然诺尔在伦敦的指挥者们也都非常肯定她是被冒名顶替，但法国分部还是给假“电影院”送去五十万法郎。戈茨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于是又要求更多的武器。伦敦又给他空投大批的物资。英国人真的不知道诺尔的电台是被德国人控制，而“电影院”接收站实质上是德国人的接收站吗？或者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欺骗行动来对付戈茨的欺骗呢？
　　无论情况如何，戈茨的无线电游戏对于有关的间谍来说发生了悲剧性变化。很明显，英国仍然不知道诺尔已被冒名顶替了，所以又向假“电影院”派去了间谍，一共七人。1944　　年2　月7　日至8　日夜间，第一批四人一起空投到普瓦蒂埃附近。她们都缺乏经验和训练，似乎是当作牺牲品送去的。一个是R　·E　·J　·亚历山德拉，二十二岁，法国的飞机装配工；一个是美国人，叫拜耶雷，是亚历山德拉的报务员；一个是加拿大人，丹尼塞特，是去替换诺尔的；另外一个是贾克斯·勒杜，英裔法国人，其任务是在勒芒开辟一个称为“演说家”的新线路。他们四个人都立刻被捕了。
　　接着，戈茨的最得意的时刻到来了。这就是安托姆也是被空投到“电影院”的一个接待站的。同以前发生的一切事情一样，他被俘的情况也很奇怪。
　　拜耶雷，就是第一批空投的美国报务员，在启程之前曾得到法国分部的指示，如果他安全着陆后，就发回某种特别的电报。这种作法是反常的，而且只是在特种行动局怀疑一个接待委员会——这里指的是“电影院”——不可靠的时候才使用。事实上，拜那雷的电台很快开始发出电报了（还是由戈茨操纵的）。但却没有发特别电报。这件事本身本来就足以证明“电影院”是在德国人控制之下，因此安托姆启程的安排就当取消，或至少当在所知道的比较安全的地方跳伞。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特种行动局还是把他派进去了，而且德国人知道他快要来了。
　　安托姆熟知前线的情况以及在那里工作的特务和间谍网。因此他的意见一向很受重视，有时起决定性的作用，二月份他请求重返前线，并且得到了允许。安托姆知道法国分部已经怀疑“电影院”可能为德国人所控制。然而，尽管拜耶雷没有发回特别电报就已经是一种明确的警告，法国分部还是给假“电影院”发电请求在1944年2　月28　　至29　　日夜间接待安托姆一行，“电影院”回电说，接待委员会将在距良布依埃五英里的普瓦涅村以南的地方等候。
　　戈茨欢喜若狂，把安托姆要到达的详情报告了基佛。基佛也知道安托姆在特种行动局中重要地位。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他邀请他的党卫军上司光临空投地点。在指定的夜里，整个良布依埃地区都被党卫军和党卫军保安局的人员封锁了，并且在当地实行了戒严。晚上十时四十五分整，德国接待委员会听到头上有一架飞机声。飞机绕了个圈，借着月光首先连续投了三个带着降落伞的人：安托姆、报务员莱昂内尔·李中尉和信使马德琳·达默门特。
　　然后飞机又转回来投下八大箱军需品和几包其他设备。安托姆第一个着陆。
　　他从吊伞索中挣脱出来后，发现一支瓦尔特手枪正对准着他。他被带上了手铐。安托姆“勃然大怒”，叫道：“我被出卖了！”然后他和另外二人集合在一起，被带到福什大街，都被关在单人牢房里，只是在要审讯和拷打时才被带出牢房。他们中没一个说话，结果都遭到极其残忍的折磨。
　　安托姆被俘后，戈茨立即就看到了再进行一次无线电游戏的可能性，沉默近一个月之后，他用李的电台开始同伦敦联系。看来他真的一时蒙骗了特种行动局。发报中并没有李的特别保密检查信号，然而他伪称安托姆在跳伞时受伤不能直接同伦敦联系。（实际上，安托姆被送到格罗斯雷申集中营枪毙了。）
　　在这种情况下，即在快要发动进攻的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可以料想特种行动局会特别警惕德国人利用安托姆的使命进行无线电游戏的迹象。当时的确有这种迹象。但是，在关键的几个星期中，特种行动局没有发现这种迹象。
　　这是怎么回事呢？另外，既然诺尔的无线电台和“电影院”线路在空投安托姆之前已受到怀疑，为什么还把他派去呢？特种行动局是不是按照伦敦监督处和战略措施研究中心的指令为了某种欺骗的目的而继续发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做取得了什么成就呢？
　　由于双方互相欺诈，利用诺尔和李的电台进行的无线电游戏慢慢停止了。但是，戈茨仍然利用从“巴特勒”那里缴获的电台继续进行最致命的无线电游戏。“巴特勒”是法国分部的另一名间谍。他在诺尔之前就在法国搞谍报工作并在她被捕之前不久被捕。“巴特勒”名叫弗良索瓦·盖莱尔。他是法国分部的老组织者。1943年3　月23　　日他同报务员马塞尔·罗塞特和通讯员马塞尔·福克斯被盲目地空投到萨尔特。空投得很不好。他们把所有的行装都丢失了。罗塞特的电台也不见了。但是后来在罗塞特得到了空投的新设备，包括电台，晶体检波器和密码等。到1943年5　月，“巴特勒”和他的工作人员就组成一个网，选择铁路和电话目标，待盟军开进来时炸毁。盖莱尔暂时逃脱了德国人利用普罗斯佩的诱惑。但是，德国人对于他的存在是了解的。经过例行的但是艰苦的侦察，德国人还是在盖莱尔同罗塞特、福克斯以及另一个间谍一起在巴黎的一个保险的地方吃饭时把他们抓住了。
　　开头，罗塞特否认他的身份。但后来吉伯特。诺曼证实他是“巴特勒”的报务员时，他答应帮助戈茨进行无线电游戏。他是有自己的目的的。他的无线电保密检查是同伦敦达成的默契：用英文给盖莱尔发报，用法文发了电报说盖莱尔要资金。伦敦对这一警告却无动于衷。“巴特勒”的伦敦指挥只是问他为什么改变了他的作法。由于伦敦做了这样糊里糊涂的愚蠢的回答，一场无线电游戏就此开始了。
　　罗塞特被押送到拉维茨集中营。为了回答伦敦提出的一些难以应付的问题，又把他带回巴黎帮助戈茨准备答案。他被关在美国广场纳粹党卫军保安局的办公室里。打扫走廊时，他把看守打倒，从窗子跳到一个花园中，跳过一个堵墙，进了一个女修道院。他在那里打电话给他的一个女友。他的女友给他带来了衣服和证件。然后，他想找一种办法再次向伦敦发出警报，说明他的电台已被德国人控制。但是，他没有找到办法。结果，戈茨仍然继续进行无线电游戏直到进攻发起日的那天中午才停上。应假“巴特勒”发出的指示，大量的金钱和军需品以及一批批特务被送到德国接待委员会那里。戈茨想利用“巴特勒”获得一个重要的战果，那就是了解到进攻发起日的三大秘密之一，盟军大举进攻的时间。
　　这种解释不是很确切的，但很接近。因此，德国人就等着英国广播韦莱纳两句诗的第二句，这样他们就可以知道进攻将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发起了。
　　这就最严重地违犯了进攻的整个保密计划。即使德国通过无线电游戏的努力是值得的。但是，英国却把价值千千万万镑的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空投到德国人手里，并且在许多法国人看来，故意地牺牲了数十个特务，那么，用什么事实可以证明英国的这些努力也是值得的呢？
　　战后，欧洲广泛地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即特种行动局为了进行无线电和军事欺骗出卖了自己的一些特务，特别是包括诺尔在内的三个女特务。但是，要是向法庭提出这种指控，法庭会认为证据不足，甚至不受理。在法国欢庆胜利，而在恢复自立方面却面临着许多问题的时刻，这件事没有什么进展，只是停留在圣·日尔曼德普莱的政治家和记者的“布拉塞利”餐厅饭桌上激情的闲谈阶段。而在荷兰，对类似的指控却认真得多，而且设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负责进行调查。这个委员会出示了一些证据，证明特种行动局为了继续进行旨在使人看来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