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寒资料集-第5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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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关盼盼原是徐州名妓，后被徐州守帅张愔纳为妾室。白居易远游徐州，张愔设宴款待他，席间，还让宠妾关盼盼歌舞助兴，白居易大为赞赏关盼盼才艺，写下了“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诗。两年后张愔病逝，姬妾们作猢狲散，只有关盼盼难忘恩情，移居旧宅燕子楼，矢志守节，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一晃，十年过去了。白居易听闻了关盼盼守节一事，认为她既已坚持这么久，何不索性以死殉夫，留下贞节烈妇的名声，成就千古美谈呢。于是提笔作诗，托人转交关盼盼只见上书：
黄金不惜买娥眉，
拣得如花四五枚，
歌舞教成心力尽，
一朝身去不相随。
关盼盼看到这首诗，立刻大哭一场。她之所以不死，是唯恐别人误会张愔自私，让爱妾殉身，反辱没了张愔名声，所以苛延残喘，偷生了这些年，而白居易竟以诗作讽，逼她殉夫，怎不悲愤？性情贞烈的关盼盼在十天后绝食身亡。一个出身风尘的女子，本来就无法以忠诚贞洁来要求她，就算良家妇女为亡夫守节，也只是个人选择，或取决于夫妻感情。
像关盼盼这样痴情重义的，只能说是张愔的福分，遇上一个知恩图报情深意切的女子。注意，关盼盼守了十年，而不是一年半载地摆摆姿势，沽名钓誉。
惨淡哀戚地活十年，不是更难于一死了之吗？但是，向来都很悲天悯人的白居易不仅不同情她的境遇，还狠推一把，认为她应该自杀殉情，用粗暴的男权主义给她指出一条绝路，译成口语就是，你怎么不去死？
殉葬这种事有多么不人道，已不用再三论证，而殉情，完全要看个人意愿，你死了，我也无法独活，那我们就一起去。可白居易作为一个旁观者，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呢？
吃人的礼教终于生吞了关盼盼，她临死前念了一句，儿童不识冲天物，漫把青泥汗雪毫———你白居易稚若幼童，怎识得我冰清玉洁。
她以自己高贵的死，回敬了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听闻死讯也大为后悔。若干年后，他归隐洛阳香山，心知时日不多，就遣散了侍姬樊素与小蛮（其实这是白又反下的第二个错误，两个小妾本就命苦，又已是“残花败柳”之身却被老白扫地出门，老白看来是没想过她们其实也是也自己一样的人），不想她们重蹈关盼盼的悲剧。
白居易逝世时，时年75岁。葬于龙门山。他去世后，唐宣宗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文学创作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75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
同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鬼李贺等，白居易被称为‘诗魔‘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自编其集《白氏文集》（初名《白氏长庆集》），收诗文3800多篇，后散乱。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刻本，收诗文3600多篇（羼入几十篇他人作品）。明马元调重刻本和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本与绍兴本基本相同。清初汪立名《白香山诗集》仅收诗。今人顾学颉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而成《白居易集》及《外集》，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近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日本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等，都是较重要的研究参考书籍。
白居易的诗
贺雨
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
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
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
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
帝曰予一人，继天承祖宗。
忧勤不遑宁，夙夜心忡忡。
元年诛刘辟，一举靖巴邛。
二年戮李，不战安江东。
顾惟眇眇德，遽有巍巍功。
或者天降沴，无乃儆予躬？
上思答天戒，下思致时邕。
莫如率其身，慈和与俭恭。
乃命罢进献，乃命赈饥穷。
宥死降五刑，已责宽三农。
宫女出宣徽，厩马减飞龙。
庶政靡不举，皆出自宸衷。
奔腾道路人，伛偻田野翁。
欢呼相告报，感泣涕沾胸。
顺人人心悦，先天天意从。
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
凝为悠悠云，散作习习风。
昼夜三日雨，凄凄复蒙蒙。
万心春熙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