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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寒资料集-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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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挟其学游于京师,‘公卿士大夫多礼问之,莫不叹异‘。其后有旌阳公四传徐异、五传赵宜真、六传刘渊然等。
《逍遥山万寿宫志》卷五《净明嗣教四先生传》有黄元吉、徐异、赵宜真、刘渊然四人的传记。刘渊然以下的传承系谱不明。《净明忠孝全书正讹》附载了许迈、许穆、吕洞宾、白玉蟾、傅大师、朱真人、张真人等七人的传记,前四人显非净明道人物。傅大师为宋代豫章人,其名不详,为铁柱宫道士,小有名气,曾得朱熹赠诗。朱真人是明太祖第十五子朱权,因对封藩不满,转而学习净明道法,后被明成祖封为涵虚真人。张真人,《古今图书集成》卷二百五十九称张逍遥,河南杞县人,慕净明之旨,入南昌西山修道,死于顺治十八年(1661)。据《逍遥山万寿宫志》卷十三《人物志》载:明末清初之际,全真道龙门派邱处机的第八代嗣法弟子徐守诚于顺治九年(1652)入南昌西山研修净明忠孝道,感叹玉隆万寿宫的荒废,曾致力于宫观的修复。康熙三十一年(1692)徐守诚死后,净明道的法统就由其弟子谭太智、张太玄、熊太岸继续维持。以后,净明道的历史已难查考。
净明道的‘净明‘二字应作何解释?,据《玉真刘先生语录》内集称:‘何谓净?不染物;何谓明?不触物,不染不触,忠孝自得。‘刘玉认为:‘净明只是正心诚意,忠孝只是扶植纲常‘,‘本心以净明为要,行制贵在忠孝‘。《太上灵宝净明法序》亦称:‘净明者,无幽不烛,纤尘不染,愚智皆仰之为开度之门,升真之路。以孝悌为之准式,修炼为之方术,行持为之必要。‘净明二字还取佛教常言心性本净本明之义。净明道认为修炼首先要达到内心一尘不染、不触之思想境界,忠孝则是日常行为活动的准则,二者缺一不可。倡言净明,旨在教人清心寡欲,使心念和行为符合封建伦理规范,做忠臣孝子良民。
净明道的宗教伦理据称以许逊所谓忠、孝、廉、谨、宽、裕、容、忍的‘垂世八宝‘为依据,尤以忠孝为首,即‘忠孝大道之本也‘,认为恪守净明忠孝即可修仙得道。《净明大道说》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要不在参禅问道,入山炼形;贵在乎忠孝立本,方寸净明。四美俱备,神渐通灵,不用修炼,自然道成。‘
净明道的基本宗旨是‘以忠孝为本,敬天崇道、济生度死为事。‘忠孝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可见净明道和儒学之间的密切思想渊源。它还融合道、儒、释,倡导三教归一。刘玉认为‘太上之净明,夫子之忠恕,瞿云之大乘,同此一也‘。
净明道与正一等符箓派一样,道士不一定出家。黄元吉说:‘道由心悟,玄由密证,得其传者,初不拘在家出家。……
而吾师玉真先生遇都仙(许逊),亦以在俗之身焉。‘刘玉对西山道教教法进行了更新,改革了符咒、斋醮、告斗等修炼方术,提倡孝道,不重祈祷仪式中的繁文缛节,制定了‘日知录‘、‘功过格‘,作为教徒日常生活的规范。
元明时期净明道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元代官僚士大夫对其教义极为赞赏。知经筵事张珪、国子司业虞集、国史院编修滕宾和曾巽申、建昌路儒学教授彭野分别为净明道基本经典《净明忠孝全书》作序,称赞‘大道至德之要其在兹‘。明代阳明学派的王龙溪、罗近溪、高攀龙、屠龙等人与净明道士过从甚密,对其学说评价甚高。高攀龙认为‘仙家惟有许旌阳最正,其传只净明忠孝四字‘。实际上,净明道的忠孝教义也颇具理学色彩。元明统治者对净明道也颇重视。黄元吉至治三年(1323)赴京师讲学,极得公卿的赞誉。徐异游学京师大行祈禳,得‘净明配道格神昭效法师‘之赐号。刘渊然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被明太祖称为‘高道‘;并在永乐(1403~1424)年间担任道录司。
净明道所存经典颇多,主要的有《太上灵宝净明洞神上品经》《净明枢真经》《净明正印经》等。《净明忠孝全书》还载有刘玉、黄元吉语录,是研究净明道教义的重要资料。
全真道
全真道是中国道教后期的两大派别之一。创建于金初,后再与其他丹鼎小派合并而成。大派一直流传至今。
全真道的创始人王嚞(1112~1170)。原名中孚,字允卿。
入道后,改名嚞,字知明,号重阳子。陕西咸阳人。金正隆四年(1159),声称于甘河镇遇仙,改儒为道。曾居终南山修道。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去山东传教,先后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莱州等地建立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传道说法。在这期间,先后收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人为徒,创立全真道。
(一)
全真道建立后的相当长段时间内,以其本身所具有的活力和统治阶级的支持,保持着向上发展的势头。与此同时,又保持着清楚的传承体系和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在金元时期,经历了王嚞、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尹志平、李志常、张志敬、王志坦、祁志诚、张志仙、苗道一、孙德彧、兰道元、孙履道、完颜德明等十数代掌教的传承。它整个发展的历史,大略经历了四个时期。
初传时期
全真道从初建至金末,是初传时期。王嚞经过多年努力,于大定七年(1167)把教派建立起来之后,于大定十年死于从山东返回陕西的途中。马钰嗣教,七大弟子分别在秦、翼、鲁、豫等地修炼、传教,而以马钰所活动的关陕一带为传播中心。尹志平《北游语录》称,马钰掌教时期,遵行‘以无为为主‘的教旨。所谓无为,指全真道的个人内修之‘真功‘,即以很大精力从事个人修炼,而不以太多的精力与时间去发展教徒,营造宫观。此时期他们大多过着清修苦炼、云游乞食的生活。但却逐渐吸引了一部分信徒,也赢得了一些中下层官吏的敬信和保护。此时与金廷上层统治者也无直接关系,组织规模和力量也比较小。
自刘处玄于金大定二十六年、邱处机于金泰和四年(1204)相继掌教以后,始逐渐重视创立宫观和收徒活动。
《北游语录》称刘处玄遵行的教旨是‘无为、有为相半‘,至邱处机则‘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焉‘。所谓有为,即指创观收徒活动。在此时期,他们以山东半岛为活动中心,收了相当数量的信徒,建起了一批宫观。从而引起了金廷的重视。大定二十七年,王处一被召至京,世宗问以养生之道。次年又召邱处机进京,命庵于万宁宫之西,以便皇帝召见问道,并命他主持万春节醮事。翌年,又召王处一。王抵京时,世宗驾崩,章宗即位命王处一为世宗设醮冥福。
皇帝的一再征召问道,抬高了全真道士的身价,促进了全真道的发展。元好问《紫微观记》描述了当时全真道传播的盛况:‘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明昌元年(1190),金廷‘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虽‘以惑众乱民‘为由,下令‘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但一直未能遏制其发展,以致‘已绝而复存,稍微而更炽‘。这样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之后,全真道组织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它在鲁、豫、秦、冀等地,已有了相当深厚的组织基础。
鼎盛时期
金元之交,直至南宋覆灭的数十年间,是中国大地铁骑纵横、血火纷飞,生民涂炭的苦难年代,但也是全真道的鼎盛时期。鼎盛局面的积极推动者为邱处机,转变的契机则是成吉思汗对他的召见。在金世宗、章宗两朝(1161~1208),经过刘处玄、邱处机的努力,全真道在民间已拥有了较大势力,金贞皊二年(1214),邱处机又应山东驸马都尉之请,出而招安杨安儿的起义军。于是邱处机及其全真道,成为蒙古、金、南宋三方交相争取的对象,在金贞皊、兴定(1213~1221)年间,三方先后派遣使臣征召邱处机。邱处机审时度势,鉴于金王朝行将灭亡,南宋十分屠弱,唯有蒙古力量方兴未艾,乃作出:却金使,谢宋聘,独赴正在西征西域的成吉思汗之召的重大决定。他不辞年届七十三岁的高龄,甘冒风沙大雪之苦,于1219年率十八随行弟子登上征途,经历两年多的万里跋涉,终于在1222年到达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都库什山)成吉思汗的军营。成吉思汗对邱处机的到来慰勉有加,亲自两三次召见并作长谈。邱处机对其所问为治之方及长生久视之道,皆作了仔细的回答。深得成吉思汗的礼敬,尊称其为‘邱神仙‘。当他于1223年请准东归时,令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并敕免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赋税。
1224年邱处机返抵燕京,被请住大天长观(后改名长春宫),他顿时身价百倍,成为北方道教的风云人物,所居长春宫从此成为全真道活动的中心。‘由是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邱处机乃不失时机地着手全真道的大发展工作。实际上,他早在西觐东归途中,即大约在1223年五六月之某日,夜宿盖里泊(抚州之丰利县境内)时,就语其随行弟子曰:‘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
故在此后,全真弟子们大建宫观,广收门徒的活动,就以空前的规模开展起来了。
全真道大建宫观、广收门徒的活动,从邱处机住长春宫起,一直持续到尹志平、李志常掌教期间。在这三十余年里,到底建了多少宫观,收了多少门徒,现已难于详考。仅就《顺天府志》所引《析津志》和《元一统志》所记之宫观作粗略统计,燕京及其附近地区即有宫观百余所,其中绝大部分为全真道宫观,又皆属邱处机至李志常掌教期间所建。其次,在河北、河南地区,李志柔及其弟子根据邱处机‘立观度人‘的意旨,先后在河北的大名、磁州等地‘起建大小庵观殆三百区,化度道流称是‘。刘志源也在大名路‘建宫立观,亦二百余所‘,‘度门弟子三千余人‘。赵志源也在河北‘大名、磁、相之间,度学者凡数百人,立庵观十有余所‘。李志远则在河南卫州胙城等地建立庵观。又其次,在山东、山西地区,张志渊在山东‘主东平郓城白云观,度弟子千余人,庵观称是‘。潘德冲则在山西芮城县建了全真道三大祖庭之一的纯阳万寿宫。俗称永乐宫。宋德方利用在山西平阳编《道藏》的机会,‘犹假余力,即莱州神山开九阳洞及建立宫观,自燕至秦晋,凡四十余区‘。薛知微也‘度门弟子数百人‘,‘立观度人于河东云、应‘之间。⑾再次,在陕西、甘肃地区,于善庆(后改名志道)根据邱处机的安排,长期活动于陕西陇县、凤翔一带,‘诣门求度为道士者数百人,俱立观院于凤翔、汧、陇之间‘。⑿綦志远在李志常掌教期间,提点陕西教事,曾‘度门弟子数百人,建立宫观二十余所‘。⒀冯志亨在尹志平嗣教后之庚子年(1240),随志平去陕西改葬王嚞的路途中,‘自燕至秦三千余里,凡经过道家宫观,废者兴之,缺者完之,至百余所‘。⒁
在邱处机的‘立观度人‘的号召下,大约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全真道的宫观、弟子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称:
‘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修武清真观记》称:自‘邱往赴龙廷之召,……
自是而后,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焰隆盛,鼓动海岳。‘
1228年安葬邱处机,和1241年会葬王嚞,可说是对全真道力量的一次大检阅。据载,安葬邱处机时,‘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⒂会葬王嚞时,‘时陕右虽甫定,犹为边鄙重地,经理及会葬者,四方道俗云集,常数万人‘。⒃不仅如此,据《尹宗师碑铭》记载,当尹志平于1236年,去陕西营建祖庭时,‘时陕右甫定,遗民犹有保栅未下者,闻师至,相先归附,师为抚慰,皆按堵如故‘。不久,在去云中化度道士的返回途中,‘道经太行山,群盗罗拜受教,悉为良民。出井陉,历赵魏齐鲁,请命者皆谢遣。原野道路设香花,望尘迎拜者,日千万计,贡物山集。‘这些描写,难免夸大,但全真道及其首领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当是事实。
尽管尹志平利用宗教的号召力,为元统治者效劳,但因其影响过大,却引起元统治者的猜忌。因此在元宪宗时期的佛、道‘化胡经‘之争中,元统治者持明显的袒佛立场,使全真道在(宪宗八年和至元十八年)佛道大辩论中两次败北,予全真道以沉重的打击。全真道发展的鼎盛局面,亦随之宣告结束。
南北归宗时期
自元宪宗八年(1258),全真道在《化胡经》斗争中失败以后,处境十分困难,教徒的发展受到限制,斋醮被禁止举行。中经张志敬、王志坦、祁志诚、张志仙四人相继掌教,一直处于发展的低谷。直至成宗即位后的元贞元年(1295),始宣布大弛禁:‘梗其道者(指权臣相哥)除之,取其业者(被僧人侵占的宫观)还之‘。⒄方使全真道从艰难处境中解脱出来。
全真道的发展尽管有低谷,但并没有停滞。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元朝实现了南北统一,为原在北方的全真道提供了南传的条件,当然也为原在南方的道教南宗提供了北上的机会。据现在所知,最早进入黄河以南传道的全真道士是吉志通,他是陕西郃阳人。‘师乔潜道及潘清容。博学多闻。后居武当山,十年不火食。‘于中统甲子(1264)逝世。⒅乔潜道是马钰弟子,吉志通即是马钰之再传。推其居武当山的时间,当在元宪宗时。比吉志通稍晚,武当山又有鲁大宥和汪真常相继成为全真道士,此后全真弟子日众,武当山遂成为全真道的重要据点。继武当山之后,全真道继续南传至苏、浙、闽、赣等地区,如居江苏仪征的李道纯(或谓居凤阳盱眙),居浙江杭州的徐弘道、丁野鹤、黄公望,居浙江黄岩委羽山的赵与庆,活动于江西、福建一带的金志扬、桂心渊,以及活动于江西、浙江、福建一带的李珏至陈致虚一系等。他们大多是南宗道士而加入全真道者。
全真道的南传,使原来互相隔绝、但却同源于钟吕金丹派的南、北二宗(南宗与全真道)增加了接触的机会。由此经过接触,彼此认同,逐渐产生了合为一宗的要求,特别是组织松散、势力弱小的南宗更有会归全真道的愿望。为了使二宗合为一宗,必须对二宗原来各自尊祀的祖师传系作必要的调整,使之合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祖师系统,以便合宗后共同崇祀。这是二宗合并必不可少的工作。在这过程中,陈致虚是积极的推动者,他根据二宗已有的成说,在《金丹大要》和《金丹大要列仙志》中,提出了如下的祖师系统:
这种安排,显然是抬高了北宗,降低了南宗,但在当时元室已封王玄甫、钟离权、吕岩、刘海蟾、王嚞等为‘真君‘、‘帝君‘的条件下,这是最好的安排,故终被双方所接受,完成了二宗的合并。时间大约在元代中后期。
全真道除合并南宗以外,元代中后期又合并了真大道、楼观道和部分净明道,成为唯一的一个丹鼎大派,与符箓大派正一道平行发展。
自元成宗即位,解除了对全真道的禁令以后,苗道一、孙德彧、兰道元、孙履道、完颜德明等相继掌教。自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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