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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巴金-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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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耶稣’就是一个;还有×××。这两人将永为我一生最敬爱的朋友吧。”后面还有关于另一位朋友的三句话。但是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南国出版社港版《点滴》中这一段话从“我们的耶稣”起却改为“朋友Y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有着病弱的身体,但是他却在做着一个健康人的工作。他将永为我的敬爱的朋友吧。他的质朴、勇敢和坚定在我的胸膛里点起了长明灯。”这最后一句原来也有,但它是用来讲另一个朋友的,在这个修改本中另一个朋友的名字给删掉了,我就改用它来赞美叶非英,觉得更恰当些,因为我从日本回上海,听说另一个朋友已经做了官。这也说明我写文章,谈印象,发议论,下结论,常常有些夸张,轻易相信一时的见闻,感情冲动时自己控制不住手中的笔。一九七八年我在两卷本《选集》后记中说:“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们,或者用梦代替现实,我写过一些宣传、赞美的文章,结果还是一场空。”这些话有点像检讨,其实是在替自己解释,但“还是一场空”却是我的真实的感受。   
  怀念非英兄(2)   
  上面说的这次修改是什么时候搞的,我已经记不起了,南国出版社印的是“租型本”,纸型一定是早改好的,那么可能是解放初期的改订本。我又翻看一九六一年十月出版的《文集》第十卷,《月夜》还给保留着,可是关于“朋友Y”的整整一段都没有了,代替它的是六个虚点,说明这里有删节。这删节和上一次的删改都是我自己动手做的,用意大概就是让读者忘记我在福建有过几个办教育事业的朋友,省得在每次运动中给自己添麻烦。我今天还感到内疚,因为删节并不止一次。我编印《文集》第十卷,还删去了《短简》中的那篇《家》,那是一九三六年写的一篇书信体散文,后来收在《短简》集里,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四九年共印过两版,文章里也提到“被我们称为耶稣的人”,我接着说:“他的病怎样了?他用工作征服了疾病,用信仰克服了困难。我从没有见过如此大量、如此勇敢的人。大家好好地爱惜他吧,比爱自己还多地爱这个人吧。我知道你们是能爱他的。”《短简》以后不曾重印,编入《文集》时我删去了这封公开信。这也就是所谓“划清界限”吧。我只说:“感到内疚”,因为我当时删改文章确有“一场空”的感觉,我也为那些过分的赞美感到歉意。所以我重读旧作,我并不脸红,我没有发违心之论。不像我写文章同胡风、同丁玲、同艾青、同雪峰“划清界限”,或者甚至登台宣读,点名批判;自己弄不清是非、真假,也不管有什么人证、物证,别人安排我发言,我就高声叫喊。说是相信别人,其实是保全自己。只有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落井下石”?!我今天仍然因为这几篇文章感到羞耻。我记得在每次运动中或上台发言,或连夜执笔,事后总是庆幸自己又过了一关,颇为得意,现在看来不过是自欺欺人。终于到了“文革”发动,我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死敌”,所有的箭头都对准我这个活靶子,除了我的家人,大家都跟我“划清界限”,一连十载,我得到了应得的惩罚,但是我能说我就还清了欠债吗? 
  二近两三年我的记忆力衰退很快又很显著。《文集》第十卷中明明有《黑土》,《黑土》中明明有《南国的梦》,我拿着书翻了两天,只顾在《旅途随笔》中追寻《南国的梦》。只有写完本文的第一节,昨天我才发现在另一篇《南国的梦》里我的确写了不少叶非英兄的事情。说不少其实也不算多,因为我同非英就只见面几次。用《南国的梦》作题目,我写过两篇短文,第一篇是一九三三年春天在广州写的,那时我刚刚去过泉州,在他的学校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带走了较深的印象,我一直在思考,我的心始终无法平静,我又准备到广东朋友新办的乡村师范去参观,因此文章写得短,也没有讲什么事情。第二篇是一九三九年春天在上海脱稿的,我从桂林经过温州坐船回到上海,不久在报刊上看到日本侵略军占领鼓浪屿的消息,想念南国的朋友和人民,在痛苦和激动的时候我写了像《南国的梦》那样的“回忆”文章,叙述了我三访泉州和几游鼓浪屿的往事。我手边没有当时在上海刊行的文学小丛书《黑土》,不过我记得它就只印过一次,一九五九年我编印《文集》第十卷时对这篇回忆也不曾做过大的改动,我只是在文章的最后加了一个脚注。我这样说:这篇回忆是在我十分激动的时候写成的。我当时写的并不是真实的人,大部分是我自己的幻想。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再见到“耶稣”,我对他的看法已经改变了。我最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们,或者用梦想代替现实,用金线编织的花纹去装饰它们,结果还是一场空,我不仅骗了自己,也骗了别人。”用这几句话来解释以上的两篇回忆,也很恰当。 
  对!这就是那位写信人,那位我朋友的朋友所指的“划清界限”的文章吧。我当初加上这个“脚注”,只是为了回顾过去,解剖自己,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确在当时表态就是检讨,就是认罪,就是坦白,“坦白”就可以得到从宽处理。我好像还不知道叶非英和曾在广东办学的陈洪有都给划成了右派,我的朋友中作为右派受到批判的人已经不少了。据说我在一九五七年“漏了网”,五八年几次受批判,特别是在第四季度所谓“拔白旗”运动中被姚文元一伙人揪住不放,在三个刊物里讨论了整整三个月。我内心相当紧张,看不清楚当前的形势,从鸣放突然“转化”为反右,仿佛给我当头一棒,打得我头昏眼花,浑身打战。五八年因为一篇批评法斯特的文章我主动地写过两次检查。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辑《巴金选集》。责任编辑看了全稿,还希望我写一篇表态的前言或后记。我不想写,却又不能不写。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法斯特的悲剧》记忆犹新。我战战兢兢,仿佛大祸就要临头,一方面挖空心思用自责的文字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让自己的怨气在字里行间流露。后记写成,我把它寄给出版社,算是完成了任务。没有想到不久曹禺经过上海,到我家来,看了我这篇后记的底稿,认为它“并不是心平气和地写出来的”,说是我有委屈,他回到北京便对荃麟同志讲了。荃麟和曹禺一样,不赞成用这后记,他们都认为“不大妥当”。他后来征得我的同意,就让出版社取消了它,改用一篇出版说明。荃麟同志当时是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我感谢他对我的关心,不过我也有我的想法:既然写出来了,表一表态也没有害处。这些年运动一直不断,日子不会好过,我把抽出的后记保留下来,我想会用得着它,不久我便摘出一部分作为散文《我的幼年》的脚注塞进我的《文集》第十卷。《南国的梦》的脚注中引用的几句话也是从那篇后记中摘录下来的。这是一九五九年的事,十九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又约我编辑《选集》,那篇难忘的后记在我享受抄家的“政治待遇”后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边,我无意间翻出它,重读一遍,略加删改,就放在新的《选集》里面。我什么话也没有讲,我心里想着一个朋友。在姚文元一伙人围攻我的时候,他安慰过我。可是在“文革”发动以前,一九六四年底他就因所谓“中间人物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我在全国人代会上见过他一面,是那样瘦弱,那样严肃。我希望他早日渡过难关,却想不到问题越来越多,形势越来越坏,他居然给关进监牢,而且死在狱中。他为了说服我同意抽去后记,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在新版《选集》中又采用那篇后记,不仅是为了解剖自己,也是在纪念这位敬爱的亡友。我不想保全自己,也用不着编造假话。形势改变,我不再整天战战兢兢地念着“臣罪当诛”,等待死亡,我又能用自己的脑筋思考了。   
  怀念非英兄(3)   
  因此再一次请求那位朋友的朋友的原谅,将来如果有机会重印《南国的梦》,我还想保留一九五九年加上的脚注,我也许没有精力更深地挖自己的心,但是我觉得解剖自己还远远不够彻底。我说一九四七年再看见非英,对他的看法“已经改变”,并不是在他蒙冤的时候向他投掷石块,也没有人逼着我发表文章跟他“划清界限”。而且经过八年抗战,我自己也有改变。但这些改变并未减少我对非英的敬爱。只是全国解放以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一次接一次的学习仿佛把我放进一个大炉子烘烤,一切胡思乱想都光了,只剩下一个皮包骨的自己。我紧张,我惶恐,我只有一个念头:要活下去。不过我并未想过不惜任何代价。我并不那样重视生命。然而我们中国人有一种长处:生命力很强。我居然经过十年东方式的残酷的折磨而活了下来。我也有了用苦行打动人心的经历,我走出了地狱回到人间。我又想起了我的朋友叶非英。他为什么不能活到现在?他在什么地方? 
  三 
  现在回到叶非英的事情上来。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一九三○年秋天。当时我的朋友吴克刚在泉州黎明高中做校长,约我到那边去过暑假。学校利用了武庙的旧址,我住在楼上吴的寝室里,外面有一个小小的凉台,每天晚饭后我常常和三四位朋友在那里闲聊。吴校长起初同我在一起,他喜欢高谈阔论,可是不久他患病住进医院,就由朋友陈范予帮忙他照料学校。非英是范予的好友,我在武庙里先认识范予,过三天非英从广州来,我也认识了他。他是一个数学教员,喜欢同年轻学生交谈,对文学似乎并无特殊兴趣。这一年我同他接触的机会不多。他也不常到凉台上来。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总是穿蓝色西装上衣和翻领白衬衫,他给我的印象是服装干净,整齐。 
  过了将近两年,一个在泉州搞养蜂事业的朋友到上海来,遇见我,约我再去那里看看,我便同他去了。我们旅行非常简单,坐船到厦门,买一张统舱票,带一张帆布床睡在甲板上,然后搭长途汽车到泉州。这样来来往往,毫无麻烦,也用不着事先通知朋友。 
  到了泉州在养蜂朋友家里休息一会,吃过晚饭我就去找叶非英。我没有先去武庙,我的几个朋友都不在那里了。非英的学校在文庙,我上次在泉州不曾去过平民中学,当时非英也只是一个兼课教员,现在他做了这个学校的主持人。我看见他那微驼的背,他那凹进去的两边脸颊,他那一头乱发,还有他那一身肮脏的灰布学生服。他瘦多了,老多了!学校办得有生气,这成绩是他的健康换来的。拿我的生活同他的相比较,我不能不佩服他。 
  在他的房里搭一张帆布床,我同他住在一起,我们却少有时间交谈,白天他忙,晚上虽然蚊子多,他却睡得很好。他太疲劳,倒在床上就打呼噜。其实我不是来采访,不需要记录什么,我只是在旁边看他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对他的所作所为,我只找到一个解释:都是为了学校和学生。有时我从别的朋友那里知道一些他的事情,但总是苦行一类,讲话人一方面称赞他,另一方面又带了点批评的口气,我们都担心过度的工作会弄坏他的身体。他患痔疮,又不认真治疗,听说他每次大便后总要躺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工作。我提醒他注意身体,我劝他放下工作休息一两个月,他只是笑笑,说是时间不多了,说是学生们需要他。 
  我不能做任何事情减轻他的工作负担。我又不愿意照他那种方式生活,这一次我在泉州住了十天光景。经过十天的接触,我们成了谈话毫无顾虑的朋友,但还不能说是互相了解。对他的苦行我表示充分的敬意。他希望我带点书给学校,我捐了两箱书给他们送去。为学校我就只做过这件小事。当时我有不少的朋友,又有许多杂事,常常办了这一件,就忘了那一件,人不在泉州心上学校的影子就渐渐淡了。 
  又过了一年我第三次去泉州,是和西江乡村师范的陈洪有同去的。这次我也只停留了一个多星期,不过同非英谈话的时间多一些。学校又有了发展,但他的健康更差了。我劝他治病,先治好痔疮再说。他却认为工作更重要,应当多做工作。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主张,不过他那种“殉道者”的精神使我相当感动,因为我自己缺乏这精神,而且我常常责备自己是“说空话的人”。我总是这样想:从事文化建设的工作,要有水滴石穿数十年如一日的决心,单靠“拼搏”是不够的。 
  洪有陪我在广东乡村旅行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和中山大学教授朱洗夫妇同船回上海。经过厦门船停在海中,两个朋友从泉州赶来同我见面,我们坐划子到鼓浪屿登上日光岩,眺望美丽的海,畅谈南国的梦。分别的时候我还把未用完的旅费拿出来托他们转交给非英,请他一定治病。我说:“这是一个关心他的朋友对他的一点敬意。”回到上海不久我得到他的信,他把钱用来帮助了一个贫苦的学生。第二年听说他带了二十几个学生到北方徒步旅行。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又听说他第二次带学生到北方徒步旅行。这不是在摧残自己吗?后来我回国,他也从北方旅行回来经过上海,在闲谈中他流露出他感到疲乏、身体有点支持不住的意思。我劝他留在上海治病,他还是同学生们一起走了。我不能说服他,他总是表示要尽可能多做事情。他常说:“时间不多。”我们的分歧似乎就是我多说空话,他多干实事。而且我越来越不赞成吃苦拼命的做法,我佩服他,但是我不想学习他,我因为自己讲空话感到苦恼,可是我缺少愚公移山的精神。   
  怀念非英兄(4)   
  一九四七年他来上海,在我家里住过一两夜,我们谈得不少,可是还保留着一些分歧。他回泉州后给我来过一封信,记得信里有这样的话:“我并没有大的希求,我一向是小事业主义者,我只想我们应设法努力多做点好事。”除了教书办学校,他还想办小刊物,印书 
  四 
  全国解放后我忙着“改造思想”,跟多数朋友断了联系,仿佛听说非英、洪有都在广州教书,而且都参加了民主同盟,我一九五五年去印度开会,经广州去香港,也不曾打听他们的消息,我应该承认生活的经验使我懂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一九六二年我和萧珊在广州过春节,洪有到宾馆来找我们,他讲起五十年代发生的事情,我才知道非英已经死亡。他死在劳役中,而且不曾摘掉右派帽子。 
  怎么办呢?我叹了两口气,这个热爱教育事业、喜欢接近学生的数学教员没有家,没有孩子,关于他的不幸的遭遇,关于他的最后的结论,没有人出来过问,也没有人讲得出具体的情况。洪有知道的就只有那么一点点。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四周一片阳光,到处听见“发扬民主,加强团结”的歌声,我心情舒畅地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做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发言。当时我洋洋得意,以为自己讲出了心里话,没有想到过了不久上面又大抓阶级斗争,从此我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一直到“文革”。我和洪有在广州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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