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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巴金-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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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示众的也首先是自己。这里用了“首先”二字也有原因,自己解决之后才有可能想到别人,对自己要求应当比对别人更严格。但是我自己要过关就十分困难。前不久我写过一篇“再认识”托尔斯泰的文章,有人说我替托尔斯泰“辩护”。伟大的作家并不需要我这样的“辩护”。我只是从那些泼向老人的污泥浊水,看出《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后半生所走的那么艰难的道路。他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他要讲真话,照自己说的做,却引起那么多的纠纷,招来那么大的痛苦,最后不得不离家出走,病死在路上,他始终没有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但是他交出了生命,再也不怕谁把别人的意志强加给他了。写完“再认识”的文章,我才明白:讲真话需要多么高昂的代价,要有献身的精神,要有放弃一切的决心。这精神,这决心,试问我自己有没有?我讲不了真话,就不如索性闭口! 
  二 
  听别人讲真话也是好事。 
  好些年来我养成了一种习惯:沉默地观察人。我听人讲话,常常看他的动作,揣摩他的心思,回忆他以前讲过的话,再把它们同他现在讲的连起来,我便得出了结论:假话多于真话。老实说,从人们的嘴里,从电台的播音,从报刊的报道,从到处的广告,还有,还有我一直在怀疑究竟有多少真话!不知是不是我的脑子有毛病,根据我的经验,越是好听的话,越是漂亮的话,越不可信,所以话讲得越漂亮,就越是需要有事实来作证,即使只是一些普通的事情。 
  于是我又回到了自己身上,观察了别人以后应当解剖自己。我这一生讲过太多的话,有些连自己也早已忘记,但可能别人还记在心上,图书馆里也还留存着印在书刊上面的字句。它们是真是假,固然别人可以判断,但自己总不能不做个交代吧。我经常想起它们,仿佛在查一笔一笔的旧账。这不是愉快的事。午夜梦回我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往往为一件事情或几句假话弄得汗流浃背。我看所谓良心的责备的确是最痛苦的,即使别人忘记了你,不算旧账,你躲在一边隐姓埋名,隔岸观火,也无法得到安宁。首先你得不到自己的宽恕。 
  人不能用假话欺骗自己。即使脸皮再厚的人,假话说多了也要红脸。在十年“文革”期间我确实见过一些人大言不惭地颠倒是非、指鹿为马,后来他们又把那些话赖得干干净净,在人前也不脸红。但甚至这种人,他们背着人的时候,在没有灯光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想起过去的事,知道自己说了谎骗了人,他们是不是也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是不是也会红脸?我常常想这个问题,却始终想不出什么道理来。近二三十年中发生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那许多办案的人难道对蒙冤者就毫无歉意,一点也不感到良心的谴责?据说还有不少人斤斤计较地坚持要给受害人身上留一点尾巴。“怎么可能呢?”我常常向熟人发出这样的疑问。朋友们笑笑或者叹口气说:“这种事情太多了。”的确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不但说了假话,而且企图使所有那些假话都变成真理。我自己就花费过许多宝贵的时间去学习那些由假变真的东西。而且我当时总相信我是在拥抱真理。我还以为火在心里燃烧。一觉醒来才发现是许多毒蛇在噬自己的心。一阵烟,一阵雾,真理不知消失在什么地方。我自己倒变做了一个贩卖假药的人。卖过些什么假药,又卖了给什么人,我一笔一笔地记在账本上,又好像一刀一划地刻在自己心上,刀痕时时在作痛,即使痛得不厉害,有时也会妨碍我平稳地睡眠。一连几年我到处求医,想治好这个心病,才写了那么几篇关于真话的文章,我也不过干嚷了几声。   
  卖真货(2)   
  三 
  几年过去了,我的确只是干嚷了几声。 
  可是我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呢? 
  仍然是报刊的报道,电台的播音,它们告诉人们: 
  这里在制造假酒,那里在推销假药;这个商店发卖致病的点心,那个企业制造冒牌的劣货可怕的不再是讲好听的话骗人,而是卖有毒的食品骗钱。不小心,我们每个人都会中毒受害。为了保全大家的性命,应当要求:卖真货。 
  单单讲真话已经不够了,太不够了。 
  一九八五年八月   
  再说知识分子   
  一 
  近年来到处都在议论“知识分子”,好像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什么新奇的东西似的。不少人替知识分子讲好话,也有人对他们仍然不满。但总的说来,过去所谓的“臭老九”似乎一下子又吃香了。总之,一片“尊重知识”声。不过向来瞧不起知识分子的人多数还是坚持己见,“翘尾巴”论就是从他们嘴里嚷出来的。“知识分子政策”到今天还不能完全“落实”,也就是由于这类人从中作梗。他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尊重知识分子?我想不通。”但我看道理也很简单,“要使用知识分子嘛”。我要你替我卖命,就得对你客气点,做个笑脸,说两句好话,让你心甘情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是有好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优秀的科学家在困难条件下辛勤工作,患了病不休息,反而加倍努力,宁愿早日献出生命,成为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吗?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别的国家中也很少见,你要他们出力卖命,为什么不该尊重他们?但是“翘尾巴”论者却又有不同的看法:“要他们卖命还不容易!拿根鞭子在背后抽嘛!”“四人帮”就是这样做过的。结果呢,肯卖命的人都给折磨死了。不要知识,不要科学,大家只好在苦中作乐,以穷为光荣。自己不懂,也不让别人懂,指手画脚,乱发指示,坚持外行领导内行,无非要大家都变成外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整了别人,也整到自己。这样一来,知识真的成了罪恶。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矛头都是对准知识分子。“文革”期间批斗难熬,我感到前途茫茫的时候,也曾多次想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朝皇帝的文字大狱,希特勒“元首”的个人迷信等等,等等这不都是拿知识分子做枪靶子吗?那些人就是害怕知识分子的这一点点“知识”,担心他们不听话,惟恐他们兴妖作怪,总是挖空心思对付他们,而且一代比一代厉害。奇怪的是到了我的身上,我还把知识当做草原上的草一样想用野火烧尽它们。人们这样说,我也这样相信,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知识”,我也必须把属于知识分子的这些“毒草”烧尽铲绝,才能得到改造,做一个有用的人。几十年中间,我的时间和精力完全消耗在血和火的考验上,最后差一点死在“四人帮”的毒手上。当时我真愿意早一天脱胎换骨,完成改造的大业,摘去知识分子的小帽。我本来“知识”有限,一身瘦骨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大油锅里熬来熬去,什么“知识”都熬光了,可是却给我换上一顶“反革命”的大帽,让我做了整整十年的“人下人”、任人随意打骂的“人下人”。罪名仍然是:我有那么一点点“知识”。 
  我还在痴心妄想通过苦行改造自己,我还在等待从一个大运动中受到“洗心革面”的再教育。我有时甚至希望做一个不会醒来的大梦。但是我终于明白,把那么一大段时间花费在戴帽、摘帽上面,实在是很可悲的事情。光阴似箭,我绕了数不清的大弯,然后又好像回到了原处。可是我也用不着再为这顶知识分子的帽子麻烦了。我就只有在油锅里熬剩下来的那一点点油渣,你用鞭子抽也好,开会批判也好,用大道理指引也好,用好听的话鼓励也好,我总要交出它们,我总要走完我的路。我生长在中国,我的一切都属于中国人民。为自己,这样生活下去,我已经心安理得了。 
  二 
  我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中间,我写过不少作品替知识分子讲话,为他们鸣冤叫屈,写他们的艰苦生活,写他们的善良心灵,写他们的悲惨命运。我不是写一本书,写一篇文章,我写了几十年,我写“斯文扫地”的社会,在其中知识分子受罪,知识受到践踏,金钱是惟一发光的宝物。在那个社会里,“秦始皇”、“清朝皇帝”、“希特勒”一类的鬼魂经常出现,知识分子是给踏在他们脚下的贱民。谁不曾胆战心惊地度过那些漫长的、可怕的“寒夜”!黑暗过去,新中国成立,知识分子用多么欢快的心情迎接灿烂的黎明,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新的生活开始了。三十几年来他们的欢乐和愁苦也是有目共睹的。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了好的政策,更盼望认真落实,痛痛快快,不打折扣,也不拖泥带水,更不必留下什么尾巴,不让人有使用鞭子的机会。拿鞭子抽人不是新社会的现象,我们的社会也不会有甘愿挨打的“人下人”了。 
  知识分子也是新中国的公民,把他们当做平等的公民看待,这才是公平合理。国家属于全体公民,有知识或者没有知识,同样有一份义务和一份权利,谁也不能把别人当做待价而沽的货物,谁也不是命运给捏在别人手里的奴隶。我读过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我也读过《汤姆叔叔的小屋》。倘使有人把某一个时期我们知识分子的生活如实地写出来,一定会引起无数读者同情的眼泪,唤起他们愤怒的抗议吧。但是这样的时期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根据知识划分公民的等级,并不是聪明的事。用恩赐的优惠待遇也收买不了人心。我们说肝胆相照,应该是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我为你创造并保证工作和生活的条件,你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大家同样地心情舒畅,什么事都好办了。谁也用不着再为香臭的问题操心了。 
  九月十日病中   
  再说创作自由(1)   
  三个多月没有写“随想”,原因仍然是写字困难,杂事不少,既无精力,又无时间。几位老朋友看见我这么久不发表文章,以为我要搁笔,担心我心上那点余烬已经冷却。有一位在晚报社工作的朋友来信问我是不是“找不到题目”。他的用意我很理解,倘使要我说真话,那么根据我目前的健康情况,我似乎应当“搁笔”了。我从来不“找题目”做文章,只是有话才说,但我也有避开摆在面前的题目不声不响的时候。因为有病,经常心烦意乱、思想不易集中,抓住题目讲不清楚,不如不写,沉默对养病的确有好处。不过为了报答朋友们的关心,表示火种犹在,我又带病执笔,无论如何我总要完成一百五十篇“随想”的计划。 
  前些时候大家兴奋地谈论“创作自由”,确实热闹了一阵子。大半年过去了,现在人们又在议论怎样加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可能还要谈一年半载吧。能够谈出一个名堂来,倒也是好事。免得像小道消息传播的那样,一提到“创作自由”,有人就想起这一段时期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坏事,担心又出现了什么“自由化”的问题。有位朋友开玩笑说,“创作自由”好像一把悬挂在达摩克利斯头上的宝剑,你想着它拿起笔就有千万斤重。我劝他不必提心吊胆,我说:“不会有人打小板子了。”我从小看惯了大老爷升堂打大、小板子,因此在我的脑子里小板子比外国的宝剑更具体,更可怕。 
  我这一生和“创作”的关系不能说不密切。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我写任何作品,譬如我在巴黎拉丁区外国穷学生住的公寓小房间里写头一本小说《灭亡》,或者在贵阳和北碚的小客栈中写《憩园》,或者在重庆和上海两地断断续续地写《寒夜》,并没有人来看我如何下笔,或者指导我怎样写作,我自己也从未想到我有没有这样或那样写下去的权利或自由。我只顾照自己的想法写下去,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我就这样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其中有好有坏,我把它们全交给读者去评判。读者愿意花钱买我的书,我才能够靠稿费生活下去。我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懂得一些写作的甘苦,可是我并没有花费时间考虑过“创作自由”。“创作自由”就在我的脑子里,我用不着乞求别人的恩赐,也不怕有人将它夺走(后来我在自己的脑子里设置了不少框框条条,到处堆放石子,弄得举步艰难,那又当别论了)。我下笔之前从来不曾想好完整的、不会变更的小说情节,我是边写边想的,因此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我的写作计划(腹稿),也没有人告诉过我应当写什么或者不写什么。我始终相信那一句老话:生活是创作的惟一的源泉,我写我熟悉的生活。我执笔的时候从来不问自己:为什么写作?我活着总是希望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换句话说就是要尽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我不能“白吃干饭”,而且别人也不让我“白吃干饭”。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责任感吧,不过这责任是我自己感觉到的,并不是别人强迫地放在我肩头的。作家要是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他的作品对社会起不了好的作用,读者就会抛弃他。那才是可悲的事情。 
  总之,自由也罢,责任感也罢,问题还得在创作实践中解决。我一生不曾遇到“创作自由”的问题(除去“文革”的十年,那个时期我连做人的“自由”也给剥夺了),但是在旧社会中因为没有“发表自由”和“出版自由”,虽然也曾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保护自己,我却吃了不少苦头。一九三三年我的小说《萌芽》被国民党政府查禁,第二年当时在上海的图书杂志审查会又不让我的中篇《电》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但是这些不成熟的作品并不曾因此消亡,它们还留在人间。当然它们终于会消失,因为读者需要新的作品。 
  有人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未免把我们抬得太高了。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能够起多大的作用?一部作品给送到读者的手中,总要经过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三道关口。而且任何书刊都不会自己走到读者面前,它们必须经过出版机构和发行机构的挑选,发行机构不订购,作品就见不了天日,哪里谈得到产生影响?!作家并不是高高在上,像捏面人似的把读者的灵魂随意捏来捏去。他也不是俄罗斯作家笔下的末等文官,在上司面前唯唯诺诺,低头哈腰。我当了几十年的作家,我看不如说作家是一种职业,他的笔是工具,他的作品是产品。作家用作品为读者服务,他至少不应该贩卖假货、贩卖劣货。要是读者不需要他的作品,他就无法存在。作家并无呼风唤雨、点石成金的法术,单靠作家的一枝笔,不会促成国家的繁荣富强,文学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物质文明的建设。我们有句古话:“衣食足,而后礼义兴”。崇高的理想不会脱离现实世界而存在。责任再重大,也得有个界限。坐在达摩克利斯的宝剑底下,或者看见有人在旁边高举小板子,胆战心惊地度日如年,这样是产生不了伟大的作品的。 
  前一个时期人们谈到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也讲过几句。其实关于“黄金时代”,关于“我们文学的春天”,我在作家们的集会上已经谈过多次了。我不是预言家,我的“豪言壮语”不过是我个人长期的愿望。有人问我这个黄金时代什么时候到来。我只能说:等待了三十几年,今天我终于明白黄金时代决不会自己向人们走来,它等着作家们去迎接它,拥抱它。要迎来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其中包含着作家们的辛勤劳动。空谈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即使开一百次会,人人表态,也解决不了问题。还是多创造条件鼓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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