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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巴金-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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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着担心形式的问题。我个人始终认为形式是次要的，它是为内容服务的。在写作的道路上中国作家从未停止探索，总想找到一种能够更准确地表达自己思想、使它打动人心的形式，就像战士们总想找到一件得心应手的武器。让他们自己挑选吧。读者们的锐利的眼光正在注视他们。
“至于西方化的问题，我不大明白您指的是哪一方面。我们在谈论文学作品，在这方面我还看不出什么‘西方化’的危机。拿我本人为例，在中国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响比较深，我是照西方小说的形式写我的处女作的，以后也就顺着这条道路走去。但我笔下的绝大多数人物始终是中国人，他们的思想感情也是中国人的思想感情。我多次翻看自己的旧作，我并不觉得我用的那种形式跟我所写的内容不协调，不适应。我的作品来自中国社会生活，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它们是中国的东西，也是我自己的东西。我没有采用我们祖先用惯了的旧形式。我正是为了反对旧社会制度，有志改善旧生活、改变旧形式，才拿笔写作的。今天可能有一些作家在探索使用新的形式或新的表现手法，他们有创新的权利。他们或成功或失败，读者是最好的评论员。作家因为创新而遭受长期迫害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部作品发表以后就成为社会的东西，好的流传后世，不好的自行消亡。不论来自东方或者西方，它属于人类，任何人都有权受它的影响，从它得到益处。现在不再是‘四人帮’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时代了。交通发达，距离缩短，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互相影响，互相受益。总会有一些改变。即使来一个文化大竞赛，也不必害怕‘你化我、我化你’的危险，因此我不在信里谈克服所谓‘西方化倾向’的问题了。”
一封回信（2）
十月二十六日
愿化泥土
最近听到一首歌，我听见人唱了两次：《那就是我》。歌声像湖上的微风吹过我的心上，我的心随着它回到了我的童年，回到了我的家乡。近年来我非常想念家乡，大概是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吧。有一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三年半了。我访问巴黎，在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家中吃晚饭。朋友是法籍华人，同法国小姐结了婚，家庭生活很幸福。他本人有成就，有名望，也有很高的地位。我们在他家谈得畅快，过得愉快。可是告辞出门，坐在车上，我却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想法：长期住在国外是不幸的事。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想。我也知道这种想法不一定对，甚至不对。但这是我的真实思想。几十年来有一根绳子牢牢地拴住我的心。一九二七年一月在上海上船去法国的时候，我在《海行杂记》中写道：“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一九七九年四月再访巴黎，住在凯旋门附近一家四星旅馆的四楼，早饭前我静静地坐在窗前扶手椅上，透过白纱窗帷看窗下安静的小巷，在这里我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却是北京的长安街和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湖和广东的乡村，还有成都的街口有双眼井的那条小街到八点钟有人来敲门，我站起来，我又离开了“亲爱的祖国和人民”。每天早晨都是这样，好像我每天回国一次去寻求养料。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仿佛仍然生活在我的同胞中间，在想象中我重见那些景象，我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支持我。于是我感到精神充实，心情舒畅，全身暖和。
我经常提到人民，他们是我所熟悉的数不清的平凡而善良的人。我就是在这些人中间成长的。我的正义、公道、平等的观念也是在门房和马房里培养起来的。我从许多被生活亏待了的人那里学到热爱生活、懂得生命的意义。越是不宽裕的人越慷慨，越是富足的人越吝啬。然而人类正是靠这种连续不断的慷慨的贡献而存在、而发展的。
近来我常常怀念六七十年前的往事。成都老公馆里马房和门房的景象，时时在我眼前出现。一盏烟灯，一床破席，讲不完的被损害、受侮辱的生活故事，忘不了的永远不变的结论：“人要忠心”。住在马房里的轿夫向着我这个地主的少爷打开了他们的心。老周感慨地说过：“我不光是抬轿子。只要对人有好处，就让大家踏着我走过去。”我躲在这个阴湿的没有马的马房里度过多少个夏日的夜晚和秋天的黄昏。
门房里听差的生活可能比轿夫的好一些，但好得也有限。在他们中间我感到舒畅、自然。后来回想，我接触到通过受苦而净化了的心灵就是从门房和马房里开始的。只有在十年动乱的“文革”期间，我才懂得了通过受苦净化心灵的意义。我的心常常回到门房里爱“清水”恨“浑水”的赵大爷和老文、马房里轿夫老周和老任的身边。人已经不存在了，房屋也拆干净了。可是过去的发过光的东西，仍然在我心里发光。我看见人们受苦，看见人们怎样通过受苦来消除私心杂念。在“文革”期间我想得多，回忆得多。有个时期我也想用受苦来“赎罪”，努力干活。我只是为了自己，盼望早日得到解放。私心杂念不曾消除，因此心灵没有得到净化。
现在我明白了。受苦是考验，是磨炼，是咬紧牙关挖掉自己心灵上的污点。它不是形式，不是装模作样。主要的是严肃地、认真地接受痛苦。“让一切都来吧，我能够忍受。”
我没有想到自己还要经受一次考验。我摔断了左腿，又受到所谓“最保守、最保险”方法的治疗。考验并未结束，我也没有能好好地过关。在病床上，在噩梦中，我一直为私心杂念所苦恼。以后怎样活下去？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漫长的不眠之夜仿佛一片茫茫的雾海，我多么想抓住一块木板浮到岸边。忽然我看见了透过浓雾射出来的亮光：那就是我回到了老公馆的马房和门房，我又看到了老周的黄瘦脸和赵大爷的大胡子。我发觉自己是在私心杂念的包围中，无法净化我的心灵。门房里的瓦油灯和马房里的烟灯救了我，使我的心没有在雾海中沉下去。我终于记起来，那些“老师”教我的正是去掉私心和忘掉自己。被生活薄待的人会那样地热爱生活，跟他们比起来，我算得什么呢？我几百万字的著作还不及轿夫老周的四个字“人要忠心”。（有一次他们煮饭做菜，我帮忙烧火，火不旺，他教我“人要忠心，火要空心”。）想到在马房里过的那些黄昏，想到在门房里过的那些夜晚，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我多么想再见到我童年时期的脚迹！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可是我像一只给剪掉了翅膀的鸟，失去了飞翔的希望。我的脚不能动，我的心不能飞。我的思想但是我的思想会冲破一切的阻碍，会闯过一切难关，会到我怀念的一切地方，它们会像一股烈火把我的心烧成灰，使我的私心杂念化成灰烬。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
我惟一的心愿是：化做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病中（一）（1）
整整七个月我不曾在书桌前坐过片刻。跟读者久别，我感到寂寞。我是去年十一月七日晚上在家里摔断左腿给送进医院的。在好心的医生安排的“牵引架”上两个月的生活中，在医院内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我受尽了回忆和噩梦的折磨，也不断地给陪伴我的亲属们增添麻烦和担心（我的女儿、女婿、儿子、侄女，还有几个年轻的亲戚，他们轮流照顾我，经常被我吵得整夜不能合眼）。我常常讲梦话，把梦景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有一次我女婿听见我在床上自言自语：“结束了，一个悲剧”几乎吓坏了他。有时头脑清醒，特别是在不眠的长夜里，我反复要自己回答一个问题：我的结局是不是就在这里？我忍受不了肯定的回答，我欠下那么多的债，决不能这样撒手而去！一问一答，日子就这样地捱过去了，情况似乎在逐渐好转，“牵引”终于撤销；我也下床开始学习走路。半年过去了。
我离开了医院。但离所谓“康复”还差很大一段路。我甚至把噩梦也带回了家。晚上睡不好，半夜发出怪叫，或者严肃地讲几句胡话，种种后遗症迫害着我，我的精神得不到平静。白天我的情绪不好。食欲不振，人也瘦多了。我继续在锻炼，没有计划，也没有信心。前些天我非常害怕黑夜，害怕睡眠，夜晚躺在床上，脑子好像一直受到一个怪物的折磨。家人替我担心，我也不能不怀疑：“结束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到来？”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坚持一个念头：我要活下去。我不相信噩梦就能将我完全制伏。这两夜我睡得好些，没有梦，也没有干扰。女婿在我的床前放了一架负离子发生器，不知道是不是它起了作用。总之睡眠不再使我感到恐惧了。
在病中我得到很多朋友和读者的来信。写信的有不少熟人，也有从未见过面的读者。除了鼓励、慰问的话外，还有治病经验、家传秘方、珍贵药物，等等，等等。最初将近三个月我仰卧在床上不能动弹，只能听孩子们给我念来信的内容。那么真挚的好心！我只能像小孩似的流了眼泪。我无法回信，而且在噩梦不断折磨下也记不住那些充满善意的字句。信不断地来，在病床前抽屉里放了一阵又给孩子们拿走了。我也忘记了信和写信的人。但朋友们（包括读者）寄出的信并未石沉大海，它们给了一个病人以求生的勇气。倘使没有它们，也许今天我还离开不了医院。
我出院，《大公报》上发表了消息，日本朋友也写信来祝贺。我在医院里确实受到了优待，在病房内几次接待外宾，还出院去会见法国总统。《寒夜》摄制组的成员到过病房，找我谈塑造人物的经过和自己今天的看法。还有人来病榻前给我塑像，为我摄影。最使我感动的是春节期间少年宫的儿童歌舞团到医院慰问病人，一部分小演员到病房为“巴金爷爷”表演歌舞。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在我耳边报告节目，并做一些解释，他们表演得十分认真。看见他们告辞出去，我流了眼泪。
我在医院里度过春节。除夕的午后女儿告诉我，孩子们要带菜来同我一起吃“团年饭”。我起初不同意，我认为自己种的苦果应该自己吃，而且我已经习惯了医院的生活。但是孩子们下了决心，都赶来了。大家围着一张小桌匆匆地吃了一顿饭，并没有欢乐的气氛，我也吃得很少，但心里却充满了感激之情。刚吃完这一顿“团年饭”，孩子们收拾碗筷准备回家去（这一夜由我的兄弟“代班”），曹禺夫妇来了。他们说过要陪我度过除夕，还约了罗荪夫妇。孩子们走了，他们一直坐到八点，他们住在静安宾馆，来往方便。我这种冷清清的病人生活打动了他们的心，曹禺又是一向关心我的老友，这次来上海，几乎每天都要来探病，他比较喜欢热闹，因此不忍把孤寂留给我。我和我兄弟费了不少唇舌才说服他们夫妇穿上大衣离开病房。
我兄弟照顾我睡下不久，罗荪夫妇来了，他们事情多，来迟了些，说是要同我一起“守岁”，但是曹禺已去，我又睡下，进入半睡眠的状态，他们同我兄弟谈了一会，也就扫兴地告辞走了。
我想，现在可以酣畅地睡一大觉了。谁知道一晚上我就没有闭过眼睛。友情一直在搅动我的心。过去我说过靠友情生活。我最高兴同熟人长谈，沏一壶茶或者开一瓶啤酒，可以谈个通宵。可是在病房里接待探病的朋友，多讲几句，多坐一会，就感到坐立不安、精疲力竭。“难道你变了？”我答不出来，满身都是汗。
“把从前的我找回来。”我忽然讲出了这样一句话。不仅是在除夕，在整个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一句。但是连我也明白从前的我是再也找不回来的了。我的精力已经耗尽了。十年“文革”决不是一场噩梦，我的身上还留着它的恶果。今天它还在蚕蚀我的血肉。我无时无刻不在跟它战斗，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且为了下一代的生存。我痛苦地发现，在我儿女、在我侄女的身上还保留着从农村带回来的难治好的“硬伤”。我又想起了自己的梦话。即使我的结局已经到来，这也不是“一个悲剧”。即使忘掉了过去的朋友，我想我也会得到原谅，只要我没有浪费自己最后的一点精力。
我的病房朝南，有一个阳台，阳台下面便是花园。草地边有一个水池。这次我住在三楼。八○年七月我在二楼住过，经常倚着栏杆，眺望园景，早晨总看见一个熟人在池边徘徊，那就是赵丹，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已身患癌症，我也不知道三个月后就要跟这个生龙活虎般的人永别。三年过去了。这次住院，我行动不便，但偶然也在栏前站立一会。我又看见水池，池边也有人来往，也有人小坐。看见穿白衣的病人，我仿佛又见到了赵丹，可是我到哪里去找他那响亮的声音呢？！
病中（一）（2）
我在栏前看见过黄佐临同志在草地上散步，他早已出院了。这位有名的戏剧导演住在我隔壁的病房里，春节大清早，他进来给我“拜节”。同来的还有影片《家》的编导陈西禾同志。西禾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进房。他是二楼的老病人，身体差，谈得不多，但熟人见面，有说有笑。几个月过去了，出院前我到二楼去看过西禾两次：第一次他在睡觉；第二次他坐在床上，他的夫人在照料他，他十分痛苦地连连说：“非人生活。”我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我想起四十年代我们在霞飞坊相聚的日子，想起他的剧本《沉渊》的演出，我永远忘不了他在李健吾的名剧《这不过是春天》中有声有色的表演。我忍住泪默默地逃走了。多少话都吞在肚里，我多么希望他活下去。没有想到我出院不到五十天就接到他的讣告。什么话都成了多余，他再也听不见了。
七月五日
汉字改革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佐藤女士转来“活跃在纯文学领域中的”日本作家丸谷才一先生的信，信上有这样的话：“一九八一年夏天在上海见过先生，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夜晚；特别是，先生对敝人提出的有关文字改革的问题予以恳切的回答，并且允许我在敝人的书里介绍那一次的谈话”他那本“批判日本国语改革的书”出版了，寄了一本给我，表示感谢我同意他引用我的意见。
我翻读了丸谷先生寄赠的原著，书中引用了我们的“一问一答”，简单，明确，又是我的原话。关于文字改革，我说：“稍微搞一点汉字简化是必要的，不过得慢慢地、慎重地搞。”他又问起是否想过废掉汉字。我笑答道：“这样我们连李白、杜甫也要丢掉了。”他表示要在他的新作中引用我的意见，我一口答应了。
关于日本国语改革我并无研究，不能发表议论。但说到汉字改革，我是中国人，它同我有切身的关系，我有想法，也曾多次考虑。我对丸谷先生讲的是真心话。我认为汉字是废不掉的，我单单举出一个理由：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文化遗产，谁也无权把它们抛在垃圾箱里。
我年轻时候思想偏激，曾经主张烧毁所有的线装书。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要是丢掉它过去长期积累起来的光辉灿烂的文化珍宝，靠简单化、拼音化来创造新的文明是不会有什么成果的。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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