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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巴金-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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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是集体的事业，这个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与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有关系，大家都有责任。大家都在从事一种共同的有益的工作，不能说谁比谁高。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倒符合实际。
我想起一件事情：大概在一九六二年吧，上海一位出版局的负责人写了一篇文章，替编辑同志们讲了几句话。他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也知道一点编辑工作的情况，听到一些人的牢骚，想“安抚”他们，对他们做思想工作。没有料到一篇文章闯了大祸，姚文元的“金棍子”马上打到他的身上来了。他从此背上“杂家”的包袱，吃够了苦头。没有人出来替他说一句公道话，只是因为有一位官比他大得多的人坐在姚文元的背后。但是解决是非问题，不靠官大官小。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仍然听见作家们在抱怨、编辑们在发牢骚。我觉得两方面都有道理，又都没有道理。对每一方面我同样劝告：对自己要求高一点，对别人要求低一点。前些时候我读过一篇文章，说“批评也是一种爱护”，我不这样看。不过“爱护”二字引起我一些想法，我要说，真正爱护作家的是好的编辑，同样，好的编辑也受到作家的爱护。好作品喜欢同好文章排列在一起，这也是所谓“物以类聚”吧。一种刊物发表了两三篇好文章，好的作品就像流水一样汇集到它那里，刊物选择作品，作家也挑选刊物。我听见一位作家对别人说：“某某是我的责任编辑。”声音里充满感情，我看除了读者们的鼓励外，这就是对编辑的莫大酬报了。但是我又听见一位作家抱怨，编辑不向他组稿，他连杂志社的门向哪里开也不知道。他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我想劝他不要生气，我说：“这样倒好，主动权就在你手里了。你有两个办法：第一他不组稿，你就不投稿，组不到好作品是他那个刊物的损失；第二他不来组稿，你也可以投稿，看他识货不识货。漏过了好作品是编辑的过失，他会受到读者的批评。”拿我自己来说，我的作品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好些篇，可是《小说月报》编辑部的大门我一次也不曾进去过。正因为我不管这些，才有时间多写作品。我从来不管谁来约稿谁不约稿，经常考虑的倒是在什么刊物上发表作品比较好。当然别人用不用我的稿子，并不能由我自己决定。我也只是写稿、投稿。作家嘛，时间应当花在写作上。我还听见有人批评编辑“偏心”，说他们“重名气轻质量”。这已经是几十年的老话了。不能说别人就没有缺点，但我们更应该相信读者。不要以为读者对当前生活一无所知，对作品毫无欣赏力和判断力。我看，一部作品的最高裁判员还是读者。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是靠谁保留下来的呢？还不是读者！也只能靠读者。编辑不可能跟读者对着干，硬要编一本没有人要看的刊物。刊物没有人要看，一定办不下去，编辑也得改行。让两方面都来经受时间的考验吧，都来经受读者的考验吧。
我还想谈一点个人的经验和个人的感情。我在一些不同的场合讲过了我怎样走上文学的道路，在这里我只想表示我对叶圣陶同志的感激之情，他是很好的作家和教育家，但我是把他当做很好的编辑而感谢的。我写了长篇小说缺乏自信不敢投稿，从法国寄给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托他代印几百册。我赴法前看见过一位朋友的兄弟自印的小说，还记得书名叫《洄浪》，印费并不贵。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一见面就告诉我：“你用不着译书卖稿筹印费了，《小说月报》明年第一期起连载你的小说。”原来当时《月报》的代理主编叶圣老经常去开明书店，他在我的朋友那里看到我寄去的原稿，认为可以发表，就拿去推荐给读者。倘使叶圣老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作为编辑，他发表了不少新作者的处女作，鼓励新人怀着勇气和信心进入文坛。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我感激叶圣老，因为他给我指出了一条宽广的路，他始终是一位不声不响的向导。
致《十月》（2）
我从来没有把写作当做成名成家的道路。作家不过是一种职业，一个工作岗位。作家不是一种资格，不是一种地位，不是一种官衔。我重视、热爱这个职业、这个岗位，因为我可以用我的笔战斗，通过种种考验为读者、为人民服务。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作家会是“社会名流”或者“太平绅士”或者“万应膏药”。我决不相信作家可以脱离作品而单独存在，可以用题字、用名字、用讲话代替自己的文章。我常常静夜深思，难道我当初拿笔写作，就是为了大写“苦学自学”的经验谈，引导青年如何青云直上，充当各种活动、各种场面的装饰品？难道我所有辛勤的劳动都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我一切热情的语言都是欺骗读者的谎话？
有时我的思想似乎进入了迷宫，落到了痛苦的深渊，束手无策，不知道怎样救出自己。忽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位老人的笑颜，我心安了。五十年来他的眼睛一直在注视我。真是一位难得的好编辑！他不是白白地把我送进了“文坛”，他以身作则，给我指出为文为人的道路，我们接触的时间不多，他也少给我写信，但是在紧要关头，他对我非常关心，他的形象也是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的文集开始发行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四人帮”垮台后我每年去北京都要到他府上探望，他听觉减退，我们交谈已有困难。但是同他会见，让他知道我的脑子还很清楚，使他放心，我自己也仿佛尽了责任。我们最近两次会见，叶圣老都叫人摄影留念，我收到他从北京寄来的照片，我总是兴奋地望着他的笑脸对人说：“这是我的责任编辑啊！”我充满了自豪的感觉。我甚至觉得他不单是我的第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他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
对编辑同志，对那些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极大的敬意外，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但是我记得作家们抱怨过编辑同志的硃笔无情，那么我就向同志们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现在“文责自负”，就让作者多负点责任吧。我一生改过不少人的文章，自己的文章也让不少编辑删改过，别人改我的文章，如果我不满意，后来一定恢复原状。我的经验是：有权不必滥用，修改别人文章不论大删小改，总得征求作者同意。我当编辑的时候，常常对自己说：“要小心啊，你改别人文章，即使改对了九十八处，你改错了两处，你就是犯了错误。最好还是笔下留情，一，可以不改的就不改，或者少改；二，一切改动都要同作者商量。”我现在还是这样看法。
以上只是我对一般编辑工作的意见。这个小小的要求并不是向《十月》提出的。很惭愧，说到《十月》，我就想起那一笔不曾偿还的文债。《十月》创刊的时候我答应投稿，可是三年中我没有给刊物寄过一行文字。看来，我再也写不出适合刊物的像样文章了，编辑同志不会责怪我。但是作为读者，我读到好的作品就想起编辑们的勤劳和苦心，既高兴又感谢。刊物在发展，在前进。读者的眼光永远注视着你们前进的脚步，奋勇直前吧，亲爱的朋友们。
七月二十五日
《序跋集》跋
几十年来我编选过不少的集子，有长篇，有短篇；有创作，有翻译。我保留着一个印象：为自己编选集子是一件愉快的事。可是这一回编选《序跋集》，我感到了厌倦，说句老实话，我几乎无法完成这工作。
为什么呢？我不能把责任全推给“衰老”。固然我现在拿笔写字手就发抖；我越是着急，手和笔尖都停在原地越难移动，但我也挣扎着抄写了一些较短的前言后记。而且在这方面我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我的侄女国煣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大部分的序跋，特别是那些滔滔不绝的“代序”都是她抄录的。我应当感谢她。
为什么呢？是不是在编选上花了很多功夫，使我感到十分吃力？不。其实编选工作并不繁难，何况我（一）定下了一个范围：只收文学著译的序跋。（二）又声明会有遗漏，收集不一定完全。“不完全”，这是事实。但先来一个声明，等于网开一面，留一条出路：反正有遗漏，多一篇，少一篇，关系不大。我也用不着苦心“求全”了。
那么为什么会感到厌倦呢？是由于阅读五十四年中间自己写的那一大堆前言后记吧，我看一定是这样。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在一九七○年或者七一年我还在奉贤县“五·七干校”的时候，有一天工宣队老师傅带着我们机关“造反派”到我家去抄书，拿走了几本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著作，这些书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在上海出版的，一直放在书架上，我想它们该是最保险的吧。没有想到给没收的偏偏是它们。后来我回家休假，萧珊讲起这件事，我们起初大惑不解，想了一阵，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可能他们过去写的文章并不都证明他们生来就正确，而且一贯正确，因此不利于身居高位的今天的他们，还是将它们没收烧毁为妙。
我坚持这个看法，我有够多的经验和体会。我写过多少很不正确的文章，连自己也搞不清楚。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揭发一篇，就斗一次，还要我写检查交代。不让我看原文，也不对我说明文章的内容，却要我像猜谜一样承认有罪，我实在应付不了！我怕极了，真的朝夕盼望来一场天火把我过去写的文章烧光。我的这种想法，我的这种精神状态也许是接连不断的多次运动的后果。倘使我迟生几十年，就不会背上那么沉重的包袱，我可能一个字也不会写，更有可能不让人抓住辫子。我有幸躲掉了几次运动，可是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给揪住算总账，一笔也不放过。那么重的包袱！那么多的辫子！我从小熟悉一句俗话：“在劫难逃”，却始终不相信。但听惯棍棒声音的人很难说自己毫无余悸。
我明白了。一大堆包袱和辫子放在我面前，我要把它们一一地清理。这决不是愉快的工作。我多么想把它们一笔勾销，一口否定。然而我无权无势，既毁不了，又赖不掉，只好老老实实把包袱和辫子完全摊开展览出来，碰碰运气。即使等待我的是批判，我也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在劫难逃”嘛。
我又想起一桩往事：我开始写第一本小说《灭亡》的时候，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旅馆里，离先贤祠很近。我经常在飞着细雨的黄昏，在先贤祠前广场上卢骚（梭）的铜像下徘徊。我尊敬卢骚（梭），称他为“老师”，一，我学习他写《忏悔录》讲真话；二，我相信他的说法：人生来是平等的。五十四年过去了，可是今天还有人告诉我：人是应该分为等级的。那么根据我几十年的写作经验，我大概属于挨批的一等吧。我即将进入八十高龄，看来到死我也不会上升为批人的那个等级了。因此对着五十四年来留下的包袱和辫子，我不会感到心情舒畅。
但是我终于把它们阅读完毕了。我回过头重走了五十四年的路。我兴奋，我思索，我回忆，我痛苦。我仿佛站在杂技场的圆形舞台上接受批斗，为我的写作生活做了彻底的交代。《序跋集》是我的真实历史。它又是我心里的话。不隐瞒，不掩饰，不化妆，不赖账，把心赤裸裸地掏了出来。不怕幼稚，不怕矛盾，也不怕自己反对自己。事实不断改变，思想也跟着变化，当时怎么想怎么说就让它们照原样留在纸上。替自己解释、辩护，已经成为多余。五十四年来我是怎样生活的，我是怎样写作的，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究竟做过些什么样的事，等等等等，在这本书里都可以找到回答。有人要批判我，它倒是很好的材料。至少我的思想的变化在这里毫不隐蔽地当众展览了。
“四人帮”还在台上的时候，“革命造反派”不止一次地威胁我，说是批判我“要一直批到共产主义社会”。说话人的凶相我至今忘记不了。我不想死后得到安息，我知道自己进不了天堂。但倘使有一位伟大的诗人能把我的灵魂带进“共产主义社会”，即使去受批判，即使必须走遍“地狱”和“炼狱”，我也心甘情愿。
结束了这个使我感到厌倦的工作，我吐一口气，觉得轻松多了。这本集子是那位北京的朋友鼓励我编辑的，我感谢他的帮助，我还请求他允许我把我的《序跋集》献给下一代和再下一代的读者，我非常愿意接受他们的批判。
八月十日在莫干山
怀念鲁迅先生（1）
四十五年了，一个声音始终留在我的耳边：“忘记我。”声音那样温和，那样恳切，那样熟悉，但它常常又是那样严厉。我不知对自己说了多少次：“我决不忘记先生。”可是四十五年中间我究竟记住一些什么事情？！
四十五年前一个秋天的夜晚和一个秋天的清晨，在万国殡仪馆的灵堂里我静静地站在先生灵柩前，透过半截玻璃棺盖，望着先生的慈祥的面颜，紧闭的双眼，浓黑的唇髭，先生好像在安睡。四周都是用鲜花扎的花圈和花篮，没有一点干扰，先生睡在香花丛中。两次我都注视了四五分钟，我的眼睛模糊了，我仿佛看见先生在微笑。我想，要是先生睁开眼睛坐起来又怎么样呢？我多么希望先生活起来啊！
四十五年前的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不管我忘记还是不忘记，我总觉得先生一直睁着眼睛在望我。
我还记得在乌云盖天的日子，在人兽不分的日子，有人把鲁迅先生奉为神明，有人把他的片语只字当成符咒；他的著作被人断章取义、用来打人，他的名字给新出现的“战友”、“知己”们作为装饰品。在香火烧得很旺、咒语念得很响的时候，我早已被打成“反动权威”，做了先生的“死敌”，连纪念先生的权利也给剥夺了。在作协分会的草地上有一座先生的塑像。我经常在园子里劳动，拔野草，通阴沟。一个窄小的“煤气间”充当我们的“牛棚”，六七名作家挤在一起写“交代”。我有时写不出什么，就放下笔空想。我没有权利拜神，可是我会想到我所接触过的鲁迅先生。在那个秋天的下午我向他告了别。我同七八千群众伴送他到墓地。在暮色苍茫中我看见覆盖着“民族魂”旗子的棺木下沉到墓穴里。在“牛棚”的一个角落，我又看见了他，他并没有改变，还是那样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小老头子，一个没有派头、没有架子、没有官气的普通人。
我想的还是从前的事情，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
我当时不过是一个青年作家。我第一次编辑一套《文学丛刊》，见到先生向他约稿，他一口答应，过两天就叫人带来口信，让我把他正在写作的短篇集《故事新编》收进去。《丛刊》第一集编成，出版社刊登广告介绍内容，最后附带一句：全书在春节前出齐。先生很快地把稿子送来了，他对人说：他们要赶时间，我不能耽误他们（大意）。其实那只是草写广告的人的一句空话，连我也不曾注意到。这说明先生对任何工作都很认真负责。我不能不想到自己工作的草率和粗心，我下决心要向先生学习，才发现不论是看一份校样，包封一本书刊，校阅一部文稿，编印一本画册，事无大小，不管是自己的事或者别人的事，先生一律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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