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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巴金-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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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埃先生的朋友希望我为画展的目录作序，这是对我的信任和重视，我很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是我终于辞谢了，因为我拿起笔准备写作的时候发现自己对绘画一无所知。我喜欢画，却不懂画。
同时我喜欢诗，却不懂诗。朋友们送诗给我看，新诗也好，旧诗也好，我看后也可以背上几句，但是意见我一句也提不出。对小说、散文也是如此。
记得两年多以前一天晚上，有一位青年跑到我家里来，拿出一篇小说要我看后给他提意见。他以为小说不长，不过几千字，看起来不费事，提意见更容易。可是我差一点给逼死了。幸而我的女婿在我家里，他当时还是文艺刊物的编辑，我想起了他，把他叫了出来，解了我的围；他很快就看完作品提了意见，把客人送走了。
有人不相信，就说：“你不是编辑过文学刊物和文学丛书吗？”有这么一回事。不过那些文学期刊都是友人靳以主编的，我只是挂个名，帮忙拉点稿子。丛书呢，我倒编过几种，但也只是把书推荐给读者，请读者做评判员，我自己很少发表意见。
所以到今天我还是一个不懂文学的外行。然而我写文学作品写了五十多年，这也是事实。当然，评论家也可以说它们不是文学作品，一九六七年就有人（甚至有些作家）说它们是“破烂货”，而且我自己反复声明我决不是为了要做“文学家”才奋笔写作。我写作，因为我在生活。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当时怎样看，怎样想，就怎样写。没有作品问世的时候，也就是我停止探索的时候。
我的探索和一般文学家的探索不同，我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的问题。我想来想去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生活得更好，或者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怎样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一句话，我写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我发表文章，也曾想到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但是我所想望的社会效果与作品实际上产生的常常有所不同，我只是一方面尽力而为，另一方面请读者自己评判。作者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
但我是不是做到了呢？这很难说。回想起来，我也说过假话，而且不止一次，那就是听信别人讲话不假思考的时候。我还记得一件事情：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我在上海《中学生》杂志上用“马琴”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篇《广州》，是杂志社约我写的地方印象记。文中提到那座可以拆开的海珠桥，我写道，听说这是从瑞士买来的旧桥。一位广东朋友对我这样讲过，我不加考虑，就把他的话抄录在文章里。这句毫无根据的话让当时的广州市政府的人看到了，他们拿出可靠的材料，找发行《中学生》杂志的开明书店交涉，书店无话可说，只好登报道歉，广告费就花去两百多元。我贩卖假话闯祸的事大概就只有这一件。但我写文章时并不知道这是朋友的信口“随说”。像这样的事以后还有，只是没有闯祸罢了。因此我应当补充一句：坚持不说假话，也很困难。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欺骗读者。我倒愿意拿本来的面目同读者见面，我说把心交给读者，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不是以文学成家的人，因此我不妨狂妄地说，我不追求技巧。如果说我在生活中的探索之外，在写作中也有所探索的话，那么几十年来我所有追求的也就是：更明白地、更朴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旧社会中写作，为了对付审查老爷，我常常挖空心思，转弯抹角，避开老爷们的注意，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决不是追求技巧。有人得意地夸耀技巧，他们可能是幸运者。我承认别人的才华，我自己缺少这颗光芒四射的宝石，但是我并不佩服、羡慕人们所谓的“技巧”。当然我也不想把技巧一笔抹杀，因为我没有权利干涉别人把自己装饰得更漂亮。每个人都有权随意化妆。但是对装腔作势、信口开河、把死的说成活的、把黑的说成红的这样一种文章我却十分讨厌。即使它们用技巧“武装到牙齿”，它们也不过是文章骗子或者骗子文章。这种文章我看得太多了！
三十年代我在北平和一个写文章的朋友谈起文学技巧的问题，我们之间有过小小的争论，他说文学作品或者文章能够流传下去主要是靠技巧，谁会关心几百年前人们的生活！我则认为读者关心的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我说，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什么是技巧？我想起一句俗话：“熟能生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经验。写熟了就有办法掩盖、弥补自己的缺点，突出自己的长处。我那位朋友写文章遣词造句，很有特色，的确是好文章！可是他后来一心一意在文字上下功夫，离开生活去追求技巧，终于钻进牛角尖出不来。当然他不会赞同我的意见，我甚至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我还说，生得很美的人并不需要浓妆艳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个生得奇丑的人，不打扮，看起来倒顺眼些。我不能说服他，他也不能说服我，我们走的是两条不同的探索的路。
探索之三（2）
四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两个都还活着，他放弃了文学技巧，改了行，可是取得了新的成绩。我的收获却不大，因为我有一个时期停止了探索，让时光白白地飞逝，我想抓这个抓那个，却什么也不曾抓住。今天坐在书桌前算了算账，除了惭愧外再也讲不出什么。失去了的时间是找不回来的。但是未来还不曾从我的手中飞走，我要抓紧它，我要好好地利用它。我要继续进行我生活中的探索，一直到搁笔的时候。
我不能说我的探索是正确的，不！但它是认真的。一九四五年我借一个小说人物的口说明我探索的目标：“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那么我已经做到了？没有，远远没有！所以我今天仍然要说：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也不想做一个艺术家，我只要做一个“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的人。为了这个，我决不放下我的笔。
二月二十八日
探索之四
人各有志。即使大家都在探索，目标也不尽相同。你想炫耀技巧，我要打动人心，我看不妨来一个竞赛，读者们会出来充当义务评判员。
我在这里不提长官，并非不尊敬长官，只是文学作品的对象是读者。例如我的作品就不是写给长官看的，长官比我懂得多。当然长官也可以作为读者，也有权发表意见，但作者有权采纳或者不采纳，因为读者很多，长官不过其中之一。而作者根据“文责自负”的原则对他的作品负全部责任，他无法把责任推到长官的身上。任何人写文章总是讲他自己的话，阐述他自己的意见，人不是学舌的鹦鹉，也不是录音磁带。
前些时候人们常常谈起“长官意志”，我在去年发表的《随想录》中也讲了我对“长官意志”的看法。我认为长官当然有长官的意志。长官的意志也可能常常是正确的。长官也做报告，发表文章。这些报告和文章中所表达的就是长官的意志，而且它们大都是人们学习的材料。我没有理由盲目反对任何长官的意志，可是我无法按照别人的意志写作，哪怕是长官的意志。我有过一些奇怪的经历。五十年代有一份杂志的编辑来向我组稿，要我写一篇报道一位劳动模范的文章，人是编辑同志指定的，是一位技术员，编辑同志给了我一些材料，又陪我去采访他一次。我写好文章，自己看看，平平常常，毫无可取之处，但是到期又不能不把稿子送出去。结果文章不曾在杂志上刊出，编辑同志不好意思退稿，就把文章转给一份日报发表了。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编辑的“意志”并不错，错在我按照别人的意志写作。当时我也为这种事情感到苦恼，但是我总摆脱不了它。为什么呢？大概是编辑同志们的组稿技巧常常征服了我吧。这位去了那位来，仿佛组稿的人都是雄辩家，而且都是为一个伟大目标服务的。我无法拒绝他们的要求，也可能是我的思想不解放。我总以为过去所作所为全是个人奋斗、为自己，现在能照刊物的需要办事，就是开始为人民服务。这种想法，我今天觉得很古怪，可是当时我的确这样想、这样做，在“文革”的头三年中我甚至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传达室工作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因此我只好经常暗中背诵但丁的诗篇，想象自己就站在阿刻龙特（Acheronte）河岸上，等着白头发的卡隆（Caron）把我当做“邪恶的鬼魂”渡过去。① 真是一场但丁式的噩梦啊！
现在大梦已醒，我不再想望在传达室里度过幸福的晚年了。我还是要写作，而且要更勤奋地写作。不用说，我要讲我自己心里的话，表达我自己的意志。有人劝我下笔时小心谨慎，头伸得长些，耳朵放得尖些，多听听行情，多看看风向，说是这样可以少惹是非，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九十。好意可感，让我来试一下，也算是一种探索吧。但这是为聪明人安排的路。我这个无才、无能的人能走吗？
二月二十九日
友谊
《随想》第四十在《大公报》发表后，我就放下笔访问日本。我在日本朋友中间生活了十六天，日子过得愉快，也过得有意义；看得多，也学到不少；同朋友们谈得多，也谈得融洽。人们说“友情浓于酒”，我这次才明白它的意义，我缺乏海量，因此我经常陶醉，重要的感觉就是心里暖和，心情舒畅。我忘不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我到东京后不久，日本电视台安排小说家水上勉先生同我在新大谷饭店的花园里对谈。对谈从上午九点开始。那是一个很好的晴天，但忽然刮起了风。我们坐在园子里晒太阳，起初相当舒适，后来风大了，负责接待我们的清水正夫先生几次到园子里来，可是他只能站在线外，因为我们正在谈话，录像的工作正在进行。他几次仰头看看风向，匆匆地走了，过一会又跑回来望望我，伸起手辨辨风向，似乎急得没有办法。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可是我不能对他讲话，我的膝上盖着大衣，还是他先前给我送来的，我没有把大衣穿在身上，只是因为我不愿意打断我们的对谈，即使风吹过来我感到凉意，却也可以对付过去。这一个上午的对谈并不曾使我受凉，见到清水先生我还笑他像一位善于呼风唤雨的法师，后来听说他当天晚上在事务局（接待办公室）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是既然有风就不该安排在园子里举行对谈。我二十五年前就认识清水先生，当时他带着松山芭蕾舞团第一次访华，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舞剧《白毛女》，以后在东京和上海我都见过他，可是少有交谈的机会。他是有名的建筑师，又是松山芭蕾舞团的团长，这一次他领导事务局的工作，成天陪同我们活动，就同我相熟了。他和其他在事务局工作的朋友一样，从清早忙到深夜，任劳任怨。他究竟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
我再说第二件事：主人作了安排，要我在东京朝日讲堂里宣读一篇讲稿，题目是《文学生活五十年》，规定的时间是四十分钟。我在上海家中写好一篇七千字的讲稿，在北京请人译成日文，一起带到东京。讲演会在四月四日举行，前一天晚上，事务局的朋友建议请作家丰田正子女士在会上念译文。丰田女士是亡友江马修的夫人，也在事务局工作，她一口答应下来。为了念得流畅，取得更好的效果，她熬了一个通宵把译文重新抄写一遍。她又是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友谊！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不少，我也不想在这里列举了。在一次招待会上我讲过这样的话：“当中国作家由于种种原因保持沉默的时候，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水上勉先生和开高健先生却先后站出来为他们的中国朋友鸣冤叫屈，用淡淡的几笔勾画出一个正直善良的作家的形象，替老舍先生恢复了名誉。我从日本作家那里学到了交朋友，爱护朋友的道理。”这决不是说过就忘记的“外交辞令”，我讲的是简单的事实。他们都是为了什么呢？
每天我睡得晚，想得多，我需要解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我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我对朋友们讲真话，讲心里的话。我虽然是一个感情不外露的东方人，可是谁触动了我最深的感情，我就掏出自己的心交给他。究竟为了什么？我一直在想。我想得多，但不是想得苦。我越想越是感到心里充实，越想越是觉得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掏出了自己的心，我并不感到空虚，因为我换来了朋友的心。我感到我有两倍的勇气，有两倍的力量。究竟由于什么？我得到回答了：由于友谊。
在日本访问的十六天中我流过两次眼泪，第一次是在羽田机场，我们离开东京去广岛，同朋友们握手告别，一位在事务局工作的年轻姑娘忽然哭出一声，泪珠滚滚地落下，这个时候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另一次在长崎机场，我们结束了访问从那里动身回国，西园寺公一先生从横滨赶来送行，他的腿关节有毛病，拄着手杖陪我们到机场，我走出候机室的时候，最后一次向着站在平台上的朋友们挥手，忽然看见了西园寺先生、清水先生和其他几位朋友的眼泪，我真想转过身跑回去拥抱他们。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却无声地哭了。我含着泪水上了飞机。我感谢这样的眼泪，它们像春天的雨灌溉了我干枯的心灵，培养了友谊，培养了人间最美好的感情。
从长崎到上海只需要一个半小时，访问结束了，但是友谊将继续发展，流传到子孙万代，即使我的生命很快化为尘土，我那颗火热的心仍然在朋友们中间燃烧。我们的友谊决不会有结束的时候。
四月二十四日
春蚕
我在中国“文坛”上混了五十几年，看样子今后还要混下去，一直到我向人世举行“告别宴会”为止。我在三十年代就一再声明我只是一名“客串”，准备随时搁笔，可是我言行不能一致，始终捏住我那枝秃笔不放，无怪乎后来激起了“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公愤”，他们将我“打翻在地，踏上一脚”，要叫我“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的确把我赶出了文坛。我自己没有办到的事他们办到了，这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吧。但可惜不多久“四人帮”及其爪牙们忽然无踪无影，我说不出他们躲到哪里去了，不过我知道有不少的人真想一口一口地咬他们身上的肉。
由于读者们的宽大，我又回到了文坛。我拿起了被夺去十年的笔，而且参加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阔别十七载的友好邻邦。对日本朋友、对日本读者我也说我不是文学家，我缺乏文学修养，但是我有一颗真诚的心，我把心掏出来交给朋友，交给读者。我对一位日本作家说，我不是文学家，所以我不用管文学上的什么清规戒律。只要读者接受，我的作品就能活下去。文学事业是人民的事业，而且是世界人民的事业，这个事业中也有我的一份。除非我永远闭上眼睛，任何人也不能再一次夺走我的笔。
我从日本回来，有人紧张地告诉我某某“首长”做了报告，某某“首长”讲了话。有人担心地问我：“你看会不会收？”我笑笑。长官讲话，做报告，都是正常的事。奇怪的是有些作家喜欢伸起头辨风向，伸起鼻子闻闻空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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