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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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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经在自我认识中看到了哲学的开端。 在全部历史中,哲学思维面向着自我认识,把它作为认识世界的道路。 然而,这种自我认识是什么呢?进行这种自我认识的恰恰是这个具体的人,唯一不可重复的人吗?
这是他的认识和关于他的认识吗?
我想,这不是关于他的认识,而是关于人的一般的认识。 自我认识的主体是理性的,具有共同理性的,他的认识对象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主体。 一般认识一般,普遍认识普遍。 人对自我进行的认识变得模糊不清,在认识中保留下来的只有一般的特征,非一般的个人特征则消失了。 古希腊哲学,尽管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口号,仍然努力认识统一的——普遍的和不变的东西,而摒弃多样的和运动的世界。 希腊哲学创立了站在一般普遍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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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的理性,这个创造为全部欧洲哲学所采用。 只是偶尔才产生向实际的自我认识的断裂,例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在帕斯卡尔、阿米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基尔克果那里,在19—20世纪的人们那里,狂热的主体——个体性压倒了他的客体性。 只有忏悔录、日记、自传和回忆录冲破这种客体性而走向存在主义的主体性。 爱(只有在19世纪才完全显示出来)
是人自我认识的真正道路,因此它获得了哲学意义。 就此而言,最需要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是真正的人类学和形而上学。然而,当认识主体以自身为认识对象时,会产生困难,对此已经很多次地指出,并被过分夸大。 那个主体过于关怀自己的对象,对它既有热情又有酷爱,倾向于自我推崇,把那个自己的“我”理想化,而这个“我”常常是令人痛恨的。 为此,我的书给我提出了关于真实与真诚的问题,提出了关于自我认识的非普遍的界限问题。 在对作为被自己认识的自我的关系中,客体化、异化、用一般消化个体等都消失了,这是很大的优点,它给予期望:认识将是存在主义的。 被我所认识的我自己是存在主义的,这种存在主义性同时是我的非客体化的认识对象。 但是,当我开始美化自己或者当表现出谦恭多于骄傲时,当还没到末日时,当没有达到最后的深刻、真诚与真实时,客体化总要产生。 在这条道路上我开始创造自己的形象,吹捧的或者贬低的、外在客观化的形象。 我开始自我模似,并且开始喜爱我模拟的形象。 我创造了关于自己的神话。有时我引起了对自己的厌恶,觉得自己是Lemoi
est
haisable(可憎恶的自我)。
但是,这个引起讨厌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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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同样是客体化的和模拟的。 我个人完全不是演员,我不想也不能起任何作用。 我很想自己在这本书里是诚实的和真实的,我认为这本书完全是个人的、存在主义的哲学体验。不过,我完全不相信,我一直能顺利完成它。 重读这本书时,我会感到,它不完全是我所想说的那样。 按类型来说它是混杂的,按风格来说它是不彻底的。 想必是我常常将自己理想化,将自己的面貌对别人表现出来,甚至当我说自己不好和贬低自己的时候,也是如此。 其实,我并不具有自我贬低的热情,我认为那也是一种将自己抛在外面的客观化,正如自我吹捧一样。 最后的真诚与真实存在于主观性之中,而不在客观性之中。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说:“我们能述说什么?
呜乎!
永远只有开始凋落和恶化的东西。“
在我的思想和这种思想的语言表述之间存在着折磨人的不适应。 时间与记忆在欺骗我们,而我们甚至都没有发现。圣伯夫①根据夏多勃里昂的回忆录说:“Il
a
substitue
plus
oumoins
les
sentiments
quil
se
donait
dans
lemoment
ou
ail
ecrivait,a
ceux
quil
avait
relement
auxmo-ament
quil
raconté。“
(“他多少用写作时所使用的情感来a替代他讲话时使用的真正情感。”)和这种现象斗争几乎是不可能的。 人是不自觉其深奥和不直接坦露的实体,是错综复杂和不容易被理解的实体。 我不是沉默寡言的人,我喜欢交谈,但我常常想起那些比所有表达痛苦题目都要好的绝妙诗
①圣伯夫(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1804—1869)
,法国文学评论家。 提倡文学研究中的传记手法。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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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自我认识
句:
沉默,掩盖和隐藏起自己的感受和幻想;让它们走向和沉入灵魂深处。
心灵怎样表述自己?
又怎样理解你?
心灵能捕捉你那活跃的思维吗?
说出来的思想是谎言。
智慧只生活在自身之中:整个的世界都存在于你的奥秘—神奇的思维中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对人的认识、对作家及其写作的书的秘密的理解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当时发现人可能在自己的思想中掩盖自己,写与他实际相反的东西。 这个发现被十分夸张了,几乎承认它是规律:在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作品中,人永远掩盖自己;人们必须按他关于自己所说的相反的方面去想象他。 尼采、基尔克果和他们的假名系统、爱情的心理分析、特别是心理分析学派给写作以这样的理解:人不是他自己所说的那个样子。 舍斯托夫滥用了这个,经常成为此间能手。 关于人,人们完成了更大的发现,就是下意识的发现。 在这种揭示中,不是企图从上面观察人,而是从下面观察他。 基督教关于人的本性之罪孽的学说(它很轻易地便可看出是完全空洞的)具体化了,并且具有了科学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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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马克思、尼采、弗洛依德、海德格尔的学说、现代的爱情、战争与革命的灾祸、古老的残忍性的暴发和新的虚伪的国家——这一切都使关于人的崇高学说痛心。 我想,与这一切相比,巴斯卡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据最为有力,他们没有任何的幻想,但是发现了人有二重化的本质:低的本质和高的本质。 我在人们中有很多的发现,我看到卑鄙、欺骗、仇恨、残忍、变节,我企图在人们的交往中有更多发现,我自己就是这些发现的罪人。 我不知道有什么比人的这些变化更让人痛苦的了,因为这些变化帮助了统治和暴力,促进了背叛。 毕竟我还保持着这样的信念:在人中,在上帝中有关于人的构想,人的信念是关于上帝和神的信念的表现之一。所有的信念——真理的信念、意义的信念、价值的信念——中最高的是上帝的信念。我带着很大的真诚来谈论我自己,但不很顺利,我也不很感激时髦的心理分析的研究方法。 尽管我的特点有隐蔽性,但我无论自觉地还是无意识地都不能达到在自己的思想中掩盖自己的目的,也不能按与自己灵魂深处相反的方向来写自己。 在这本书里,我当然还保留了很多隐秘的东西,甚至不想公开它们。 这完全是有意识的,这是有意识地提供了我的自我认识的界限。 我不是为了向神甫忏悔而写,也不是为了让医生作心理分析而写,也不是为普通人们而写。 我没有提出在未经加工的形式中揭示自己裸露自己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完成关于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的认识行为,思考自己的精神道路。不好的只是我没有坚持风格,写得混杂和过于自由。纪德写了两本书,其中他讲到自己并坦露自己,比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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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前的《日记》来,《假若种子不死》则是经过艺术加工的自传。 大家知道,在纪德那里,真诚问题是基本的,他希望成为狂热追求真诚的人。 他的《荣誉攸关的事》讲述了自己所有最不好、不美和令人厌恶的方面。 对他来说,这种真诚能顺利实现吗?我想不完全能。 真诚,如果走到极端,就可能转化为对丑陋东西的描绘和畸形的坦白。 这种真诚不是直爽的,而是机械的、分裂的;不是“朴素的”
,而是感伤的。 在任何一个的潜意识“地窖”中,在他的浅层的“我”之中,都存在着不成形的、畸形的、潜在犯罪的东西,但重要的是高层的深层的“我”对待这些东西的态度。 纪德的《日记》为认识人特别是认识现代的人提供了很多内容。 另一个情况是托尔斯泰。 这是世界文学中最真诚的作家之一,是热爱真理的人。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他的《忏悔录》完全不是对他的罪孽的真正忏悔。 他简直是在夸大自己的罪过,称自己是杀人犯、贼、通奸者等等,但他讲这些时是抽象地一般地讲人的罪孽,而不是讲他的具体的和可能是比较小的罪过。他的《忏悔录》是作为真实的具体的个人的罪行坦白录而引起关注的,它之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它讲述了寻找真理的精神道路。 歌德把描绘自己的书题名为《我的生活中的诗和真理》,这种尝试也是使人感兴趣的,在这本书中有真理,但是也有诗,有臆造的东西,有关于自己的创作。 卢梭的《忏悔录》,尽管它在发现人的热情洋溢的生命方面是整个一个时代的标志,但其中完全没有真诚的忏悔。卢梭跟在纪德之后,谈到关于自己的丑陋的、坏的事情、但他又自认为是像一般的“人”
一样的本性善良的和美好的人,他陶醉于这种感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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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命题完全是另一样的,对这个命题来说,真诚问题也是另一样的。 重复地说,我的这本书不是一本坦白书,这是一本思考的书,认识生活意义的书。 有时我想,这本书可以称为《理想与现实》,因为我和我的生活的某种基本的东西规定了它。 很显然,它叙述的是我和我的生活中主要的内容,我生活中主要的冲突——和世界的冲突,和因另一种世界而激起的巨大想象力相关的冲突。 同时,这本书还讲述了想象在心灵中的优势地位。 我宁可缩小也决不夸大我和社会世俗世界断裂的程度,我从童年起就处于与自然和社会的“等级制度”
结构的冲突状态,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进入这种结构之中,任何时期我既不想也不能服从某种东西。 在任何场合,这种特点的好的方面是有很大的独立性。 我的存在的奇怪之处在于,在一种意义下,我是非社会的和反社会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下,我又是很社会的,因为我力图实现社会的真理与正义,实现社会的解放,实现人们的兄弟般的情谊。我属于那种类型的人,属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一代里不多的部分,这样的人的个性、非重复的个体性和共性及类之间有非常尖锐的冲突。 在我所体验的这种冲突之中有某种个性的我的存在。 特别的是,我不能被称作通常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
,我经常批判“个人主义”。这个课题对我的生活来说是基本的,它不仅是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冲突问题,而且是个人与世界和谐的冲突问题,非重复的个体性的命运不能掺入任何世界整体之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尖锐地提出这个命题,这有着巨大的作用,在这点上我是他的人,他的依万。 卡尔玛佐夫的继承者(卡尔玛佐夫部分地就是陀思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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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斯基自己)。
在这点上,我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中强调得不够。在我生活的一定时刻,我同样深刻地领会了易卜生,正是在这个题目上,他帮助我发现了自己。 在某些点上,我同舍斯托夫比19世纪初其他俄国思想家有更多的接近,尽管我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我没感觉到自己是现代人,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世界上高深的公民、社会成员、国家成员、家庭成员、职业或其他什么团体的成员,与此相联系,我也没感觉到与命运的一致。 我承认自己仅仅是自由王国的公民,在这点上我不是同时代的人。 我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敌视个人激情、仇视个体性、想让人服从共同的、集体的现实的东西。国家和民族的力量取得了胜利,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感觉到自己堕落于共同的、人人必须遵守的权力(如同基尔克果和舍斯托夫所爱说的)统治之下。 我永远都不能接受作为“右”的和“左”的社会主义派别的基础的类的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使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教权主义、家庭观念或者至高无上的社会性、集体性、囊括一切的极权的共产主义和宇宙主义都同样地受到鼓舞。 类的世界观对我来说一直表现为庸俗的,我不理解任何庸俗的民族主义的世界观。 民族、国家、家庭、外在的宗教仪式、社会性、社会集体、宇宙——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派生的,次要的,比起人的个体的非派生的个人命运来,甚至是虚幻的罪恶的。 我永远不同意作它的部分。 但同时,我又很尖锐地经常痛苦地体验个性的许多怪事。 我努力不把自己隔离起来,不使自己封闭起来,不去自我肯定,而要打开宇宙,吸纳包罗万象的内容,努力与所有的人交往。 我想成为微观宇宙,这是按自己的理想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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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我认识及其界限。 自我鉴定53
人。 当施蒂纳说整个世界是“唯一者(即我)的所有物”时,他是对的。 但这个命题在他那里与完全错误的哲学联系在一起。 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学说在唯物主义世界里可以被看作是日耳曼神秘主义思想的暗淡的影子和蜕化。 整个世界都是我的所有物,那么,任何东西都不应当是外在的、对我有外在地位的,不应当是外倾性的,一切都应当在我之中,太阳也应当在我之中。 但是,现象的、经验的世界并不是我的所有物,它外倾地对待我,外在地强制我。 我并不是微观宇宙,事实应当是:太阳从外面照射着,我个人的边界意识比个人意识还要强烈,它同时也是我在与我异己的世界中的奴役意识,也是我要反对的意识。 外倾性的自然和社会不是我的所有物。 在与它的关系中,我的所有物只是很小的部分,对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来说,我的个体性是很难察觉的(不谈国家的法律)。
但是我同意服从和与之汇合的仅是那种自然和那种社会,它们将是我的所有物,它们将进入我的微观宇宙或者进入作为微观宇宙的我之中。 我从对我来说是“一般的”
、奢望人人都须遵守的规律的外倾世界中解脱出来,我对所有外倾的事物都处于敌对关系之中。 这完全不是通常所说的个人主义,虽然外表看来这可能被看作最明显的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者不致力于包罗万象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掩盖了个性的矛盾,我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矛盾,这种矛盾是与个性最本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 在个性与超个性之间的关系是离奇的。 这个基本的课题是与我完全缺乏任何等级感、没有能力读完任何等级规章也不能感觉任何等级程序相关的。 我固有天生的贵族作风,然而,我想,这种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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