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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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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司法过程，被从自己的祖国驱逐出来，对于哲学家的使命来说这是够多的了。 职业革命家经历的事情要多得多，他们忍受的痛苦要大得多，但哲学家习惯的是更为平静的生活。按照本人经验，应该说，旧制度下的监狱比起苏维埃制度下改进了的监狱来，是更多宗法制的和更加宽大的机构。当然，彼得洛那洛夫斯基堡垒和阿利克塞夫斯基三角堡垒①是可怕的，这样的体验我没有。 但是，在普通的情况下，我是这样对比的：在旧制度下监狱的卫队是由很善良的俄国士兵组成的，他们认为监禁的不是“人民的敌人”
，而是政府的敌人。监狱的首长，如果不是特别残暴的人，就按宗法制来管理，当然，特别残暴的人也有过。 在苏维埃的革命的制度中，监狱的卫队把犯人看作“人民和革命的敌人”
，监狱的管理绝对不是宗法制的，而是专制和恐怖的。我第一次被逮捕是在基辅，由于我参加了大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而被监禁几天，所有被捕的人一起被罚作苦工。 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是怀着可能被打死，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生还的心情的。 哥萨克包围着我们并发生了某些冲突。 但这些被当作一件小事而结束了。 我带着义务感去参加游行。 我几乎不参加任何很有组织的大学生运动。 社会民主党人不认为大学生运动是自己的运动，对待它的态度比较高傲，他们认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才是真正的革命事业。１８９８年，我由于参加俄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民主运动而再次被捕，并被大学开除。有近１５０人被捕，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成员都被捕了。 第一天，所有被捕的
①在彼得堡的一个要塞中，沙俄用来关禁革命者。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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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都坐在城近郊的卢克雅诺夫斯基监狱的一间大屋子里。当时，基辅是社会民主党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那里有地下印刷厂，出版革命著作，和国外侨民有联系，和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里奇的团体有联系。 当我到国外去的时候，在瑞士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奠基人与首脑会晤过，这时，列宁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而不能起领导作用（后来才起了这种作用）
，这说明我与列宁没有任何的来往。我的确从一开始就属于马克思主义中的其他派别。 现在回忆起被捕的那段经历，仍然很激动，甚至极度兴奋，无论何时我也没有体验到比和共产主义者交往更强的那种感受，当时我成为个人主义情绪最少的人。 在被捕和被审讯时，我和对待生活上其他灾难性的事件一样，根据自己的本性从不灰心丧气，而永远是情绪高昂，充满战斗热情，那时是这样，在苏维埃时期同样如此。 当大批社会民主党人被投入监狱时我们所体验的那种状况，现在应当认为是可笑的。 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失败的感觉，相反，我们具有的是胜利的情绪，我们认为，解放运动中的新纪元开始了，我们的被捕甚至在西欧会引起反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监狱中的自我感觉是十分令人愉快的，最初我在大家一起住的大屋子里读了一系列报告。 被捕后的一天，基辅总督德拉戈米洛夫来到我们这里，他与我的双亲有着相当近的关系，德拉戈米洛夫是和宪兵司令、检查长一起来到监狱的，他对我们讲了话，记得是这样的：“你们的错误在于不了解社会的过程是一个有组织的过程，而不是逻辑的过程，孩子不可能早于十个月而出生。”
宪兵司令不能忍受德拉戈米洛夫，准备告他的密，十分可疑地监视着。 以后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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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到一个单人房间（但连着一个在走廊上的打开的门）。
监狱的制度是比较温和的，所以我能看到那座监狱楼的顶层，那里住着太太们，我和她们相处得很好，放风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集中在监狱的院子中并且进行集会，在这些会上我经常成为主席。 最后，我转到上了锁的真正的单人房间，这样，我终止了与其他人的交往，但可以读书，由于我的父亲和总督的关系，我被较快地释放了，但是不许离开基辅，在处理完我的事情之前受警察的监视。在审讯时，宪兵头目对我说，从你的文稿看，你企图推翻国家、教会、私有制和家庭。 由于此事，我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三年。 只有很少的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在那里我们继续交往。这件事开始按照惯例当作司法案件，后来则是由行政机关结案，并且拖延了近两年。 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写作，并完成了我的第一篇文章和第一本书《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时期不存在物质上的负担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 这种困难我在自己的基督教时期才有较深感受。 一般说来，在我年轻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很理想化的。
G我的第一篇文章《朗格及其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哲学》用德文发表于考茨基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杂志《新时代》上。 这是在１８９９年。 由于这篇文章，我与考茨基进行了通信。 他很欢迎我的文章，并且说在进一步从理论上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寄予厚望。 他认为，德国的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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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者为了发展理论，过多地注重实践的政治。 他也未必欢迎我所选择的理论发展的方向，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则开始感觉到，我不是正统的人，不完全是他们的人，我在思想上的冲突，开始得相当早。 完全转向唯心主义和唯灵论的。司徒卢威为我的第一本书《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Q人主义》写了篇很长的序。这本书体现了我在当时的世界观，但是，它在体现我的生活态度的更隐秘方面则是不够的。 这本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的形式中与康德的、部分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哲学相综和的体验。 我完全不像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是个黑格尔主义者，我的书中更多的是我的坚定的、根本的观点，即：真、善、美不依赖于革命斗争，不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而是先验的意识。 我坚定地站在康德的“先验”立场上，认为“先验”的意识具有的不是心理上的性质而是逻辑的和伦理的性质。 而心理的意识则依赖于社会环境，依赖于阶级地位。 可能存在着对于掌握扎根于先验意识中的真理和正义的或大或小的有利条件，“阶级的真理”
则是荒唐的词组，不过，可能存在阶级的谎言，比如，与人剥削人有牵连的资产阶级所传播的东西。 在这个基础上我构造了无产阶级“弥赛亚说”的唯心主义理论。 无产阶级要从剥削制度的罪恶下解放出来，并被赋予接受先验意识（它决定了真理与正义）的有利的社会心理条件，要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心理意识和先验意识的最大限度的接近与一致，这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哲学根据，对这种革命的社会主义，我比其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接近。我接受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但是我拒绝赋予它以形而上学意义，拒绝把它和一般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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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 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性质的思想相关，我保卫真理的独立性和哲学的独立性。 我在所参加的那个派别中开辟了思想自由运动的可能性。 后来我又针对宗教的正统思想捍卫哲学的独立性。 我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极权主义的，我完全不能接受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很好地感觉到这一点（我与他这时在苏黎士会晤）。
他对我说，由于我的哲学，我不可能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一年我经常在马克思主义小组里和Ａ。Ｂ。 卢那察尔斯基（他也是基辅人）争论。 卢那察尔斯基不承认真理脱离革命阶级的斗争而独立，认为哲学的自由产生于认识的过程中，他在我这里看到了危险的个人主义。 斗争有时十分激烈。 我是激烈的好争论的人，同我争论是不轻松的。 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卢那察尔斯基因这些争论而生气。 当然，应该说他本人并不完全是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把马克思和阿芬那留斯及尼采结合起来，醉心于艺术中的新流派。他是阅读范围很广、才能出众的人，但是有着轻浮的痕迹。当时谁也没有预见到，卢那察尔斯基将在严厉专政的政府中成为人民教育委员。 他本人完全不是一个严厉的人，他想必为契卡的活动感到难堪，他希望成为科学和艺术的保护者，并且因此惯坏了作家和演员。
在我年轻时代的如此不完善的著作《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中，我终究成功地提出了使我一生不得安宁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我在更完善的形式中进行了表述。问题是这样的：认识依赖于人们社会交往的水平。 认识不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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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应遵守的逻辑性质，而且有人人应遵守的社会性质，这就决定了，正如德国的唯心主义所主张的那样，进行认识的不是先验的主体，不是万能的理智，而是具有一定的精神结构，依赖于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具体的人。 任何先验的东西都不能自我保证，因为它们处于人之外，处于超越经验的范围。必须规定具体的人对先验的东西的关系。 这个问题最终将我引向存在主义哲学。 我在书中后来这样表述：“我与客体世界”。
我很早就意识到需要关于认识的社会学。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时期，我就表现出苦闷及其他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有关的感受，所有这些导致我发生内在的转变。在流放到沃洛格达以前我经历了上升与繁荣时期，我的生活中最好的时期之一。 这个时期里，正如整个青年时期一样，我是忧郁的，陷入充满冲突的境况里。 但是有时回忆起这个时期却带有喜悦的心情，尽管回忆对于我是痛苦的。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了内在的转变。 这种转变为我揭示了一个新的世界，决定了我的精神生活的复杂化和新的情感的丰富。 但是，我任何时候也不能表现自己的激情，而是经常自我压制。 这大多不仅是理智的过程，而且是和我的生活的全部事件相联系的。 向我展示的新的世界是美妙的，同时我越来越增强了彼岸的超验的感觉，我也越来越嫌弃那种满足于此岸的、地上世界的闭塞圈子的世界观。 当时，易卜生的学说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易卜生深深地吸引了我，他成了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一样让我喜爱的作家，我的被称作个人主义的东西，我对个人命运的敏锐感受全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易卜生有关。 同样，我也读了象征主义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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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所有这些使我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圈子疏远了，其实，我与它从来也没有融合。 如果认为我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在“同志们”的圈子里旋转，那是不对的。 我经常与其他的团体交往。在大学一年级时我还与学院里教授哲学的。 。 d ‘切尔帕诺夫有密切交往。 他是很受欢迎的哲学教授，听他的唯物主义批判课能获得好的收益，星期六我常到他那里去，我们进行长时间的专门哲学谈话。 这种谈话对我是有益的，使我从自己的封闭思想中走出来。在政治上我们是有分歧的，但这并不重要。 切尔帕诺夫在哲学上首先是教育家。 他是一个很活跃的人，是使所有的人都感兴趣的人，在当时，他是一个新型的教授。 在流放前，我还认识一个人，他是我的终身朋友，也可能是唯一的朋友，我认为他是我这一生中所看到的才能出众和最优秀的人之一。我说的是利夫。 舍斯托夫，他也是基辅人。 当时出版了他的第一批著作，我特别对他论述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感兴趣。 我们经常争论，我们的世界观不同，但是在广泛的问题上看法是相近的。 这不仅是兴趣的智慧和交流，而且是存在主义的交流，是对生命意义的探讨。 一直到他在巴黎去世以前我们的交往都很密切。 另外一些人也和舍斯托夫有联系，这些人对我没有哲学上的意义。 在我流放启程前，一位美丽的女士对我说了这样告别的话：“在生活中没有比爱更美好，没有比痛苦更真实。”——出自阿尔福来德。 法。 穆塞。尽管我的精神危机开始了，尽管我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增强了，但是在流放前这段时间仍是我大受欢迎的时期。我第一次作公开演讲，讲的是《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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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中的一章，当时我听到了真诚热烈的掌声。 这与听众知道我行将流放北方有关。 后来，当我受到特别的指责和文章的谩骂时，我经历了长久不受欢迎的时期。 我甚至喜欢上不受欢迎的痛苦滋味。 流放前这个时期对我好似春天，充满了诗意。 这种情绪延续到我流放的最初阶段，我的思想和情绪反映在《为唯心主义而斗争》这篇发表在《神的世界》上的文章中。 这篇文章引起了知识分子左派集团的愤慨，这些人大多数是墨守陈规的。 文章的序言引用了我所喜欢的易卜生的戏剧《建筑师索尔尼斯》。我从来也不是唯物主义者，不是实证主义者，这也就使我与左派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及其“此岸性”
产生了更彻底的决裂。精神的价值和一直不受重视的美的价值，被宣布占有首要地位。我亲身感受到２０世纪初创造了俄罗斯文化繁荣的精神潮流，这是对个人与社会之间冲突的极强烈的感受，这种感受对我来说，比唯心主义运动的其他代表可能更加是本性使然。 关于个人与自由的课题是我一生中的课题。 我一生都感到，在完全与人们进行社会配合的情况下，我所固有的才能便衰弱，而在冲突和孤独的情况下，我的才能反而增强。这些年我深入研究的不仅是精神思潮，而且是狄奥尼索斯（酒神）思潮，这两种思潮在我这里是结合在一起并且常常相互矛盾的。 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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