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王卢作孚 作者:胡凤亭-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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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机关组织轮船大撤退。共计退至宜昌280艘，退至长沙60艘，退至常德16艘，后又由宜昌退入川江150艘。

　　各轮船公司还按照当局部署，将吨位过大不能驶入长江或航线较远不及驶回长江的船舶驶送香港或其它港口。

　　1937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非常时期轮船转移外籍办法》，准许未能退入长江的海轮及避泊香港或在海外的商船，暂时移转中国国籍，以免被日本人利用。先后批准转籍的船舶达130艘，计14。5万吨。

　　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大家阴沉着脸，抽着烟，一言不发。

　　今天的会议很特别，有戎装抖擞的军人，也有身着便服的绅士。大家被通知来开会，具体内容却不太清楚，但能看出，这次会议有些异样。

　　知了在树上热热地叫着，让人更加心烦几分。

　　随着一串急促的脚步声，大家不约而同地向门口望去。

　　“诸位，这位是海军部长陈绍宽将军。”

　　“这位是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陈以鼎将军。”

　　“这位是招商局副总经理沈仲毅先生。”

　　“这位是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

　　

　　一一介绍完参加此次会议人员之后，主持人宣布开会。

　　陈绍宽部长开门见山：“诸位，日本人不宣而战，意在亡我中华。由于敌我海空军力量悬殊，我们不得不另图他策。日本海军拥有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等各型舰只约300余艘，共计约130万吨，除战斗舰外，均加入对华作战。而我国海军仅有战舰53艘，约5。6万吨。如此，我海军舰只数量约当敌军的六分之一，吨位约当二十二分之一，以这样的劣势，既无法拒敌于海外，也不能有效地守卫长江。加上敌人空军的绝对优势，我海军朝夕难保为防敌溯江而上，唯有消极抵制，自谋堵塞之法。然水上防御工事之建筑，并非一蹴而就，临时应变，不得不征用船只，沉入港口，及布置水雷，以为阻塞工具。”

　　陈绍宽一口气说完，腾地从座位上站起：“经当局研究，蒋委员长训示，选定地势险要，航道狭窄的江阴港口，构筑长江第一道御敌工程。时间紧迫，还望大家同心同仇，共赴国难！”

　　陈绍宽坐下后，一名参谋站起来接着说道：“除了海军的舰只参加封锁长江——江阴要塞外，当局决定征用民船。这次征用民船的原则有两条：一是不能进入内河行驶的大轮，二是船龄较大者。望各位深明大义，慷慨应征。”

　　这名参谋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方案，念道：

　　首次调集江阴执行封江任务的商船共计23艘，计43963吨。这些船是：

　　招商局7艘，计13706吨；

　　三北、宁绍、天津等16家民营航业商船16艘，计30257吨。

　　参谋念完名单后，陈绍宽霍地站起：“军令如山。散会！”

　　各商船主深明大义，很快将征用船只调往江阴，排成队形，有的来不及卸下船上的货物，便沉入江中。

　　江阴封锁线顺利构筑成功。

　　首次沉船封江，没有征用民生公司的船只。这是因为民生公司将要运送刘湘所属4个师、两个独立旅出川抗战，开赴前线。

　　这是一个阴沉的早晨，重庆码头上，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一队队士兵斗志昂扬地登上了民生公司的船队。

　　在汽笛声中，民生公司的船只一艘艘驶离码头，顺江而下，消失在海天一色的碧波中。

　　值得往后提一笔的是，8年抗战中，川军共计6个集团军和部分独立旅，先后开赴抗日前线。川军的兵力约占国民政府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而运送如此庞大的部队的任务，大多落在民生公司的肩上。

　　“打兵差”，过去无异于谈虎色变。船主们一听要“打兵差”，一个个敢怒不敢言，他们宁愿空跑一趟，也不愿打兵差。现在，他们心甘情愿！

　　民生公司首当其冲。

　　为构筑江阴封锁线之辅助封锁线，国民政府再度征用各种民船185艘，载近万立方米的石头，沉入江中。

　　民生公司这次也被征用4艘铁驳，计14811吨，沉塞于十六铺，分别配置水雷，最后在长江上构成了数道封锁线。

　　民生公司其余的船只仍参加抢运兵员的任务，整整两个星期，民生公司的船队在长江上川流不息，往来如梭，日夜兼程，胜利完成了运送兵员的任务。

　　卢作孚多少个昼夜没合过眼，也记不清。他日夜趴在桌上，有条不紊地组织指挥着民生公司的抗战行动。

　　枪炮声连绵不断地从远方传来，敌机终日在头顶盘旋轰炸，成吨成吨的炸弹如雨落下。直到民生公司的船只和器材全部撤退到川江后，他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卢作孚又开始了新的忙碌。

　　上海失守。南京沦陷。一道又一道封锁线被日军迂回攻占。

　　在这危急关头，国民政府于1938年1月1日任命卢作孚为交通部次长。

　　临危受命，卢作孚没有推辞。他带了几名随从，在武汉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国民政府已宣布迁都重庆，为长期抗战作准备。民族工业随之开始了大迁徙。

　　长江这条大动脉成为入川的生命线。

　　政府机关、逃难的人群、工厂设备涌入码头，有限的船只难以为计。

　　紧急疏运任务异常繁重。

　　长江航业在他的运筹下，迅速地调动了起来。他想尽千方百计，争取多抢运一些人员和物资。

　　什么办法都用上了。间道转运、分段接运、水陆联运该用的办法都用上了。

　　南京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中央机关、公物分别由民生公司和招商局两家承运。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其随从到宜昌后，就是乘民生公司的“民风”、“民贵”、“民政”等轮船，运抵重庆的。民生公司另外还派出部分轮船，抢运金陵兵工厂器材约2000吨至重庆。

　　当时，需要内迁的工厂，多达500余家。所有的撤退迁移任务重担，压在了卢作孚一人的肩上。

　　为高效地使用有限的船只，卢作孚一面抢运人员、器材入川，一面运送兵员出川。

　　刘湘率领川军出川抗战，就是民生公司的轮船运送的。据资料记载：

　　经民生公司运到下游的部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大战、保卫武汉。仅一年时间，民生公司抢运到前线的作战部队共30余万人，4600多吨弹药后又参加了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兵员270余万！

　　1938年夏，安庆失守，武汉告急。战区机关、学校、工厂纷纷撤退，争先恐后地涌向宜昌。

　　宜昌一时堵塞，抢运工作异常艰难。

　　接着，从徐州等地前线撤下来的大量伤员要转运入川。6月21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电示民生公司：“前线伤兵，必以宜昌为唯一后送区域，预计伤兵在短时内，有5000人至1万人到达宜昌，设非在宜昌每日控制1000人运力抢运，必难完成任务。”而此时，拥集在宜昌的除大量人员外，还有紧急待运的军工器材12万多吨，珍贵的航空油料1万多吨，各类公物6万吨。“可以说全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真个是“八方风雨会宜昌”。

　　此时的宜昌，满地是人。然而川江天堑，滩多流急，船只吨力转小，运输力有限。按常规计算，滞宜物资和人员的运送，需要等到第二年底才能完成。武汉距宜昌630多公里，敌机频频轰炸，前有高山阻挡，后有追兵逼近，人心惶惶，秩序混乱。

　　1938年9月，卢作孚这位交通部次长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宜昌。望着堆积如山的物资，蜂拥的人群，卢作孚当机立断，抽调最得力的人员参加抢运。民生公司的骨干力量童少生、李肇基、袁子修、陈国光很快赶到宜昌，与卢作孚一起商讨抢运大计。

　　这个周密的计划是：由民生公司领衔签订运输合同，招商局和三北公司参加协运。计划在40天内抢运完各种物资、人员。

　　次日，卢作孚通过军事委员会驻宜昌船舶运输指挥部，召集所有需要托运的单位，宣布了自己的计划，得到各方的拥护。之后，卢作孚又马不停蹄地去码头巡视了一遍，然后回到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迅速召集云聚在宜昌的24艘轮船的负责人和各轮船公司的负责人继续开会。卢作孚根据长江上游只有40天是中水位，制订出一套40天的紧急抢运计划，确定了参加航行的船只，定下了抢运的人员、物资数量，这个计划采用了1936年民生公司在枯水季节创造的著名的三段航行经验，采取分段航行，以最大的限度抢运。

　　卢作孚的三段航行计划是：“各个交运物资的单位，必须按照分配的吨位，将自己的设备器材分出轻重缓急。重要的器材，配合成套，首先启运；其余不重要的，交由木船运输，或者等待40天后，另外安排计划运输；实在来不及运走的，甚至准备抛弃。至于什么单位的器材由什么轮船运输，则全部由我的父亲亲自分配。”卢国纪回忆说，“长江航线，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要4天，下水航行至少需要两天，费时太长，必须采取尽量缩短航程的办法，以争取多运物资。于是，除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万县即卸下，交由其他轮船转运。这样就节省了一半的时间。更轻、更不关紧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还有的甚至运进三峡即卸下，让轮船当天即开回宜昌。这样，每天早晨，必有六七只装满物资的轮船从宜昌开出去；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来，充分地利用了难得的40天中水位时间，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运输能力，使成千上万吨至关紧要的军工和民用工厂设备，从宜昌抢运出去，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据一份资料统计，抗战初期，民生公司经由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旅客，共约64000多人。其中抢运入川的学校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

　　为优先抢运伤兵，民生公司调派民联、民生、民康、民俗、民贵、民风、民元等轮船，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抢运。轮船舱底装兵工器材，舱面装运伤兵，伤兵船票实行半价结算，伤兵眷属按6折计算。仅1938年抢运入川伤兵人数即达1万多人。

　　为抢救难区儿童，中华慈幼协会、世界红十字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等先后组织难童撤退入川，由民生公司轮船免费运送到沿线各地儿童保育院。

　　由于川江航道特点，当时只能白天航行，为了争取时间，改为夜间装卸。凡是次日运走的物资，当晚就先装好船。每当傍晚，当民生公司的轮船返回宜昌时，轮船待装，驳船集载，港机起吊的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入夜，轮、驳、岸各处灯光辉映江水，交相辉映，装卸号子声、起重机的轰鸣声、汽笛声交织在一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对敌人的力量”。

　　经航运界的共同奋斗，终于在预定中水位的40天内，将堆积在宜昌的申钢厂、渝钢厂、航空兵站及陕酉、南京等兵工厂的器材，抢运入川，胜利结束了战时宜昌抢运最紧张的一幕。

　　整个宜昌撤退中，抢运军工物资和工业设备器材的担子完全是由中国轮船承担的，其中，民生公司负担了90％以上！

　　宜昌撤退运输的重要意义，当时曾被比喻为“中国实业上的顿刻尔克”，而“中国的顿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顿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美国）还要艰苦些”！

　　　　发展后方水运，开拓战时交通；再度赴难，改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

　　卢作孚站在船尾，望着宜昌渐渐地变成一抹云烟时，才转过身来，江风扑打着他那身粗布制服。他抬起头，望着风中猎猎的民生公司的旗帜在飘扬，仿佛在与他神秘地交谈。

　　40天的宜昌大撤退完成后，1000多名川江水手给国民政府参政会写信，那发自肺腑的声音再次在他的耳边回响：

　　“我们并不顾虑工钱太少，职业无保障，对于战时的交通，曾尽了和正在尽着最大的努力，输送杀敌壮了，抢救生产器材，护送伤员和避难同胞等，在敌人的飞机炸弹下工作，不管死或活。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我们是为了抗战的胜利。”

　　民生公司不仅在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轮船经常被日本飞机炸沉，更让卢作孚沉痛的是116名职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61名船员负伤致残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抗战！

　　卢作孚的心情异常沉重，尽管他留给日本人的是一座空城。宜昌那山呼海啸的人群，堆积如山的物资仍在他的眼前晃动。他不敢再去想象宜昌，假如——他有更多的船，有再多一点的时间，他决不会在宜昌留下一草一木。

　　太阳悄悄地爬了出来，把江水映得一片血红。

　　这时，担任警戒的船员一声高喊：“敌机！”

　　卢作孚向天空望去，一群苍蝇似的黑点开始放大，日本人的飞机追来了。

　　大副拉响汽笛，向船队发出警报。

　　一名船员冲了过来：“总经理，快到舱里躲躲！”

　　卢作孚没理会，两眼死死地盯着日本人的轰炸机群。

　　轰鸣声越来越大，几架日机气势汹汹地向卢作孚的这艘轮船扑来。

　　日机飞得极低，像一片乌云一样压来。

　　卢作孚没有动。他知道，船上没有防空武器，只能躲着航行。当日本人的飞机快要投弹时，他大喊一声：“刹车！”

　　炸弹在船头掀起几股十几米高的水柱。

　　敌机一看没炸中，在天空盘旋了一圈又绕了回来，向轮船俯冲扫射。

　　轮船时而加速，时而紧急刹车，躲闪着敌机的扫射。

　　几串机枪子弹还是打到了船甲板上。

　　敌机正想再次袭击船队时，中国空军的飞机出现在天空，敌机一看不妙，赶紧稀里糊涂地泄掉炸弹，拉起机头开溜了。

　　卢作孚再看江面，有几只木船被炸碎，还有几只在起火燃烧。

　　脱险的船员奋力地向岸边游去。

　　卢作孚的这条船上，有名船员也受了伤，正在包扎。他跑了过去，关切地问道：“伤势重吗？需要送上岸抢救吗？

　　受伤的船员忍受着剧痛，强作笑容地摇摇头：“不要紧，擦破了点皮。”

　　卢作孚低头仔细一看，血从受伤船员的大腿处渗出，染红了他身下的甲板。

　　“谁有烟？”卢作孚问道，“给他一支烟抽。”

　　人群中有人递过一包烟。

　　卢作孚要了火柴，划着，为这名受伤的船员点了支烟。

　　“挺住，很快就会到家。听口音你也是合川老乡啰！”

　　卢作孚坐在这名受伤的船员身边，开始拉起了家常。

　　1938年底，卢作孚回到了久别的重庆。一下船，他就惊讶地看到，重庆人口爆满，各种方言在这里汇成了一条方言的河流。六七百万人迁移到四川，重庆猛增至100多万人。交通拥挤，住房紧缺，许多人露宿屋檐、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