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全记录第二卷－中原逐鹿-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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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看着心爱的老青马游向西岸，这才松了一口气，默默地道：“‘马’犹如此，人何以堪？再见了，陕北！等全国解放了，我一定会回来的！”
　　十几条木船把中国革命的统帅部送到了黄河东岸，送到了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前沿。这时，毛泽东凝望着汹涌飞卷的浪花，深情地说：“黄河真是一个大天险啊！如果不是黄河，我们在延安就住不了那么长时间，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可能又到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
　　毛泽东还说：“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该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航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船队经过一片浅滩，按预定方向在黄河东岸山西省临县下滩里平稳靠岸。岸上早有成群结队的干部群众迎候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边下船边向大家招手。
　　下船后，毛泽东等又与船工交谈，嘱咐当地干部要关心他们的生活。
　　毛泽东刚上岸一会儿，那匹落水的老青马又被西岸的木船载送过来了，毛泽东抚摸着老青马，连声向送马的同志道谢。为了按时到达宿营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首长没顾得上休息，就又踏上了北上的路程。沿黄河北上，经临县达士、磁口，下午2　时左右到达临县寨则山，决定在这里过夜。
　　54．走下马背，非同寻常的喻义
　　一到寨则山，毛泽东立即展开调查工作。他让任弼时及有关人员调查当地1947年受灾情况和群众生活情况，他让人找来当地的干部转达中央对当地人民的问候。
　　送走村干部，毛泽东不顾疲劳，坐在院子里审阅文件，一直到天黑。
　　晚饭后，周恩来、任弼时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商量行军事宜，一直到很晚才结束。毛泽东继续夜间工作，直到天近拂晓才休息。
　　3　月24日中午，毛泽东一行沿崎岖的山路，循漱水河上行，到达临县三交镇的双塔村。
　　这里是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所在地，中央土改工作队也在这一带。这里在转战陕北时是承上启下的枢纽机关。那时，党中央只有一部电台，而中央后委有几十部电台，中央同各地的联系一般通过后委下达。中央后委还负责陕北前方的供应工作。后委的领导机关，本来由叶剑英主持，毛泽东、周恩来。任强时来到双塔村时，叶剑英已先期率队前往西柏坡，由杨尚昆留在这里迎接。
　　25日，召开了行军动员大会。周恩来首先作行军动员讲话。他说：“这次我们离开陕北到河北平山县去，到了那里中央机关就汇合了，彻底打败蒋介石，离解放全中国的日子不远了！”
　　接着是任弼时讲话。
　　周恩来朝着正在北房台阶上来回踱步的毛泽东问道：“主席讲话吗？”
　　“不讲了。”毛泽东摆了一下夹着香烟的右手。
　　不料，大家热烈地鼓起掌了，他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听到毛泽东那极富感染力的讲话了，在即将踏上胜利征途时，多么希望能聆听毛泽东熟悉而又亲切的声音啊！
　　毛泽东理解大家的心情，他止住脚步，大手一挥，像发表宣言似的大声朝大家说道：“同志们，行军是艰苦的，可前途是光明的！”
　　这时人群中有人突然说了一句：“一年多没有听毛主席讲话，请主席多讲几句。”又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毛泽东被这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大步走下台阶，来到大家面前，充满激情地说：“咱们都是转战陕北的战友啊！大家同甘苦共患难一年多，你们帮助我们做了许多事情，这要好好谢谢你们。你们记得吗？那次十几天的急行军，走了几百里、上千里的路程，打了沙家店，我们就算翻过了山拗，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在陕北战争中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里了。我们现在要到华北去，还是要翻山越岭，还要经过华北的最高山脉，路上还有敌人，虽然我们有部队掩护，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但我们仍要提高警惕，不能粗心大意。到河北平山县一带，那里条件要好些，对指导全国有利，所以我说，行军是艰苦的，可前途是光明的。翻过太行山这个最高山拗，我们在全国也将是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以后就越来越好了，全国的胜利很快就要到来，同志们，努力吧！”
　　动员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由警卫班长张瑞歧引路，专程去看望老的马夫侯登科。
　　侯登科是专门给毛泽东饲养牲口的马夫，一直跟随毛泽东的老青马就是他一手喂养的。他喂养牲口的精细讲究程度，在陕北老乡中是出了名的，他养的老青马滚瓜溜圆，皮毛油，而且很通人性。
　　正在牲口圈里忙活的侯登科没想到毛主席会来，虽与毛泽东朝夕相见，可他看见毛泽东微笑着走来却有些手足无措，。两只手不自然地在衣襟上擦了又擦。
　　毛泽东笑微着走过来，握着他的手，老侯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刚张口说了声“主席”，就说不下去了。
　　毛泽东带着分别时特有的心情，关切地说：“老侯同志，谢谢你。咱们在陕北转战一年多，都是你喂马给我骑，今天我要坐汽车了，你要随机关一起行军，你年纪大了，走路不方便，就骑上这匹老青马吧！”
　　侯登科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颤动着双唇，不知说什么才能表达对毛泽东的深深谢意。
　　毛泽东眼里也分明噙着泪花，他转身来到老青马身旁。
　　老青马看见自己的主人来了，摇头摆尾。毛泽东两只手不停地抚摸着老青马，若有所思，似乎在说：老青马，你陪着我不知度过了多少日日夜夜，不知跋涉了多少山山水水，今天我是来与你道别的，谢谢你了。
　　毛泽东就晋西北土改中“左”的做法对后委提出严厉批评。他说：“你们后委就住在这里，这些事都知道，可是你们根本不反映，究竟你们读的马克思主义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同中央后委副书记杨尚昆谈了他对中国局势的判断。他说：“我们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由于形势发展很快，要早日赶到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双塔村住了两个晚上。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师哲等，带少数电台，机要、警卫人员乘汽车先走。前委和后委的其他人员由杨尚昆率领，从塔村步行前往西柏坡。
　　出发之前，3　月25日下午，召开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行动的路线和注意事项，并分析了全国的形势。他说：毛主席这次由陕北到河北，是因为已经完成了留在陕北的光荣任务，是为了转移到更合适的地方去，以便更好地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这是向胜利进军。到了那里，中央机关就会合了。这次行军，大部分同志还要步行，要翻山越岭，还要经过太原附近的游击区。大家要有敌情观念，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要努力奋斗，为全国取得完全的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
　　3　月26日上午10时许，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各乘一辆吉普车，其余领导乘一辆吉普车，随后是电台人员和警卫人员乘坐的大卡车，离开了双塔村。
　　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和中央首脑机关终于告别了马背上的颠沛行军，乘上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这在中国革命征途中有着深刻的喻义。
　　55．建立报告制度
　　在离开双塔村之前，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对报告制度作了补充规定。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一）你们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军事、土改、财政、经济。整党、政权、外交、工青妇运、宣传、组织、文教、城工、肃反、打人杀人及对待中间人士等），不论是用电报发出的或用书面发出的，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
　　（二）下级向你们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我们，文长者摘要电告或函告。
　　（三）每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
　　加强党的统一领导，集中权力于中央，这是毛泽东经常考虑的一项重要工作。他提出在各中央局和分局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扩大党内民主，改进宣传工作，培训大批干部等，以便强化全党的指挥系统，提高各级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政策水平，为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做好组织上的准备。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在各中央局和分局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
　　由于我党我军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和农村的环境之中，为使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能够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中央曾允许各地方保持很大的自主权，这有助于克服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同时也助长了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有的地方领导人遇到重大问题往往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甚至还擅自修改中央的政策。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形势，要求全党全军必须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实行完全统一的领导。
　　早在1　月7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指出：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今年起，规定如下报告制度：（一）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二）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
　　4　月10日，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提出，要“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他说：“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统—各地领导同志必须迅速完成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
　　在这一制度开始实行之后，毛泽东经常督促，要求各兵团及各地负责同志“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
　　在中央发出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的指示后，各地区领导人一般都能按时向中央报告。例如，邓小平在大别山那样紧张的环境中做了几次很好的报告，毛泽东十分满意。3　月8　日，邓小平致电中共中央，报告新解放区全盘的策略与政策问题。3　月14日，毛泽东复电取小平：“寅齐电悉，非常之好，立即转发各地仿照办理。”同一天，毛泽东将邓小平的寅齐电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并对报告制度再次提出严格的要求，指示说：“没有全盘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是，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看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该忙的事务工作，而忽视了策略指导与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责任上的主要工作），我们要求你们每两个月做一次（每年共六次）的综合性的工作报告，就是要求你们将这种策略与政策的规定、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这些就是你们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我们作报告。
　　但是，也有少数地区因迟迟不做报告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其中，要数林彪受到的批评最多。
　　就在3　月下旬，毛泽东致电林彪并东北局，批评他们已两次没有发来政策性综合报告。
　　8　月上旬，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再次批评林彪和东北局，指出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负责同志均已严格遵照实行中央规定的报告制度，惟独东北局没有实行，3　月、5　月、7　月三次报告均未做，亦未声明理由。
　　8　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致电催促林彪并严厉地说：“你们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六个月以后才声明理由，是不对的，并且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关内各中央局领导同志所处环境，均不如你们好，均无如你们那样畅通的交通工具，何以他们能按规定做报告，而你们则反而不能做？”“在这件事上在你们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
　　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一再催促之下，林彪才向中央写了综合报告并做了检查。
　　收到东北局的来电后，毛泽东于8　月20日、22日两次复电，指出：“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
　　毛泽东还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像你们现在所作的这种认真的自我检讨，“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种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问题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
　　经过毛泽东的严格督促，各地加强了请示报告。当年秋天，中央召开9　月会议时，党的高级干部对于“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这一点已经有了充分一致的认识，一些地方存在无纪律无政府现象也基本克服。
　　56．神游五台山
　　1948年3　月26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行来到兴县蔡家崖。
　　坐落在蔚汾河河畔的蔡家崖，是一个不满百户人家的小山村。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是模范的根据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先后设在这里，是陕甘宁边区的战略屏障，为保卫党中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有“小延安”的光荣称号。
　　贺龙和李井泉在司令部的门口等候他们。这里的条件比陕北要好得多，屋子里有电灯，有电话，办公室的家具、用具都很齐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离开延安后一年多了，还是第一次在这样明亮的环境里工作和休息。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连续用三天时间，听取贺龙等晋绥分局和军区负责人汇报军事作战、土地改革、整党、工农业生产、工商业政策、农民互助合作及支前等工作。随后又召开了贫农团代表、土改工作团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的几次座谈会，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反映和意见。毛泽东希望扩大宣传范围，希望把这里的整党、整军工作搞好，把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