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全记录第二卷－中原逐鹿-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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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就在这时，傅作义、阎锡山为配合胡宗南集团对陕北的进攻，分别向晋西北和晋西攻击，并已占领了左云、孝义、兑九峪等地。直接威胁到已经转移到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干部、家属，包括董必武、谢觉哉、吴玉章等的安全。
　　由于事关重大，大家都赞成毛泽东的提议，请周恩来亲自到河东去一趟，直接同贺龙司令员和先期抵达晋绥的叶剑英。杨尚昆等商量，并转达中央对晋绥军区兵力使用方向的意见。
　　3　月27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连发数电，向各战略区通报：“冲央决定在陕北不走。”为了消除各战略区对党中央安全的担心，尤其是对陕甘宁边区的担扰，毛泽东在给贺龙、李井泉并告彭德怀、习仲勋的电报中，特意强调：中央率数百人留在陕北不走，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
　　周恩来离开王家坪赴河东后，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又就中央书记处的分工进行了讨论，主要是谁代表中央留在陕北的问题。
　　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仍是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考虑，摆出了种种理由，都表示要把自己留下来，请毛泽东和其他人到河东去。
　　毛泽东则仍然坚持他一定要留下来，和陕北人民一起打败胡宗南。
　　四位书记都执意自己留在炮火连天的前线，谁也不愿意到后方去。毛泽东留在陕北的决心已定不可更改，而朱、刘、任则坚持毛泽东的安危事关重大，不容轻率。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直至3　月28日深夜，中央机关转移到清涧县石嘴驿以北的枣林沟以后，才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作出了三项决定：一、中央书记处的多数同志，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领导全国并直接指挥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
　　二、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解放区，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三、将已进入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大部分工作机构，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和后方支队，统筹后方工作。
　　3　月30日，毛泽东发电报给贺龙，请他直接转告周恩来：朱、刘明晚动身去临县与董必武、叶剑英会合。请周速返陕北，与毛、任主持中央工作。
　　的确，毛泽东历来是不顾及自己的。就在中共中央的决定开始实施，中央工委的领导人即将离开陕北，中央警卫团为此进行着警卫力量安排的时候，毛泽东接见了警卫团长刘辉山。毛泽东对刘说：“你们给我留一个班就行了，其余的都随总司令和少奇过河，保卫总司令和少奇同志要紧。”
　　“主席，您这个命令我们很难执行呀！”刘辉山为难地说。“朱总司令早已交待过，要把身强力壮、有战斗经验的战士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总司令还专门指示，留在陕北的警卫部队，要我和张庭贞政委、古远兴参谋长亲自带领。既然总司令已经要求得这样具体，我就不能另搞一套了。”
　　最终，还是按照朱德的指示，中央警卫团将警卫力量重新作了调整，留一个手枪连、一个骑兵连和两个步兵连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其余部队跟随刘少奇、朱德、叶剑英、杨尚昆等东渡黄河。
　　3　月31日下午，中央机关就要离开枣林沟分路行进，一路随朱德、刘少奇乘车东渡黄河，一路由毛泽东、任弼时带领奔向绥德方向。
　　在山坡下的岔路口，两路人马都已列队待发，毛、朱。刘、任相互—一握手道别。毛泽东与朱德的两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都以深情的目光瞅着对方。毛泽东说：“朱总，请您多多保重。”朱德道：“主席，一定注意安全呀！”在场的人们不禁由此想到了井冈山的朱毛会师，都坚信这次两位伟人道别后的更大胜利的到来。
　　为了适应战争需要，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机关工作人员，按照战时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分编为4　个大队。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还成立了一个司令部，由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治委员，叶子龙任参谋长，汪东兴任副参谋长，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支特殊的部队。
　　根据新任司令任弼时的建议，这支部队的番号暂时称“3　支队”，下辖的中央警卫团暂时叫“9　团”。为了保密，任弼时还要求中央和支队领导都必须使用代号。
　　在周恩来返回陕北，与毛泽东等会合后的一天，几位领导人在一起议论起各自的代号。
　　毛泽东首先风趣地说：“真理一定得胜利，我叫李得胜。”
　　“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我叫胡必成。”周恩来紧接着脱口而出。
　　任弼时一时失去了主意，笑着说：“我叫个什么好呢？”
　　毛泽东说：“你是支队司令官，就叫史林；定一同志是政委，就叫郑位吧！”
　　就在大家的笑声中，这些代号连同以后他们传奇的故事，便随着那艰难而又雄壮的转战岁月，写进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光辉史册。
　　自此开始，这支队伍就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坚强地战斗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山山岭岭，直到1948年3　月23日，胡宗南被打得东躲西藏，蒋介石对陕北重点成为泡影，延安的收复在即，整个西北的解放指日可待，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她才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使命。
　　解放军撤离延安仅6　天的青化伏击战，干净利落地歼灭了国民党军第31旅，给了正在起劲吹嘘攻占延安“大胜利”的胡宗南当头重重一个问棍。
　　好大喜功，志大才疏的胡宗南，挨了打也不敢吭声。他从中得出的教训是：因为兵力分散，才被共军所歼。
　　西安绥署在其“得失检讨”中也认为：31旅之所以被歼，一因兵力单薄，再因疏于搜索警戒，三因未走山地而专走川道，遇伏击不能立即占领高地作坚强之抵抗而使全军覆没，是为前车之鉴。
　　于是，胡宗南令其部队，采取国防部制定的“方形战术”，实行党正面集团式的“滚筒”前进战法。队伍开进时，集结几个旅为一路，数路并列，缩小间隔，互相策应。并且要求白天走山窜岭，不轻易下山沟，夜间露宿山头，构筑工事，稳扎稳进。胡宗南暗自得意地认为，这样一来，既可以避免分散孤立而被歼，又可以找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进行决战。
　　由于蒋介石频频来电催要西北解放军主力去向的报告，督促胡军尽快寻歼西北野战兵团，使得胡宗南惶惶不可终日。
　　还是根据飞机空中侦察的情报，胡宗南推断，青化战役后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很大可能就在延安东北地区，即于3　月25日令其整编第1　军、第四军共＊个旅，由安塞、延安、临真镇地区，兵分3　路，经延长向延川、清涧地区前进，企图在这一线寻歼野战军主力。
　　与此同时，西安绥署也发出命令：要求胡军各部“以主力由延川、清涧地区先切断黄河各渡口，尔后向左旋回包围匪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
　　彭德怀对于胡宗南的“新战术”，一眼就看出并无新意，只不过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堡垒战法”的翻版。随即采取了与之针锋相对策略，组织小部队在胡军重兵团的前后左右不断进行袭扰，以此长时间的疲惫消耗胡军。野战兵团主力则选择有利于机动的地点隐蔽，以静对动，以逸待劳，耐心等待胡军弱点暴露和兵力分散时再行聚歼。
　　在前线指挥所里，彭德怀对习仲勋和张文舟说：“你胡宗南的大部队，滚筒式地一跃再跃，我就让你在滚动中推磨转圈，把你当小毛驴那样牵着走。”
　　习仲勋笑了，说：“彭总高见，看他胡宗南的滚筒，在那高高的山梁上能滚多久。”
　　“等他的‘滚筒’散了架，我们再一点一点地收拾他。”张文舟接着补上了一句。
　　听着他们三人的谈话，屋子里正在忙碌的参谋们也禁不住笑了起来。
　　根据国民党军的新动向，3　月26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胡宗南寻我主力决战心切，目前他已兵分3　路向延川、清涧地区进犯。我们拟顺应敌人企图，诱敌向东。以新4　旅之两个营，宽正面置于青化东及其东南，节节向延川方面抗击，引其就范。
　　国民党军的大部队，摆着十数里的方阵，从3　月四日至4　月3　日，先后占领了延川、清涧、子长三城。但连连扑空，未找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却被拖得疲惫不堪，给养严重困难，官兵怨声载道。
　　彭德怀以少量兵力同敌人纠缠周旋，使胡宗南的数万军队，在延长、延川、清涧、子长一带兜了一个大圈，处处扑空，连西北野战兵团大部队的影子也未寻见。
　　国民党军在陕北的千山万壑之间转了12天，“武装大游行”400　余里，也不知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何处。国民党军士兵在无数山梁之间爬上爬下，睡野地、啃干粮，还经常挨游击队袭击，筋疲力尽，士气沮丧。
　　4　月5　日，毛泽东在青阳岔给彭德怀、习仲勋发电，提出：“我军歼击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打31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意在寻机聚歼分散弱小之敌。”
　　接到毛泽东的来电，彭德怀即召集习仲勋、张文舟、王政柱、徐立清等西北野战兵团的领导进行研究。经过认真分析讨论，他们认为，国民党军已经改变战法，十几天来，他们一直重兵集团密集行动，要以不足3　万人的兵力，对付挤成一团的10旅国民党军，既难包围，也难分割，因而我方也需随之改变战术，主动创造战机。
　　彭德怀不无歉疚地说：“这也怪我们只顾忙于指挥部队与敌周旋，没能及时将这里的情况向主席详细汇报，以后你们要多提醒啊！”
　　随后，彭德怀亲自拟写了电报文稿，向毛泽东报告，说明自青化战斗后，敌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道山梁，不就房屋设营多在山头露营，不单独一路前进，而是数路并列，纵横三四十里以10个旅布成方阵，以致三面伏击已不可能，任何单面击敌均会变成正面攻击。敌人此种小米碾子式的战法，减少了我各个歼敌的机会，须耐心长期地疲困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寻找弱点歼灭之。并表示一定要更加主动地去创造战机。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回电十分满意，并连连赞许说：“作为一个指挥员，就是要像彭德怀这样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独立地作出决断。”并当即给彭德怀、习仲勋发电：“敌10个旅密集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
　　后来，毛泽东在提出解放军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时，还非常认真地考虑和吸收了彭德怀的有关作战指导思想。这也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
　　就在国民党军急于寻找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决战，到处瞎扑乱问的时候，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　纵队，在陈赓、谢富治率领下，向晋南展开强大攻势，横扫汾河两岸，直捣秦晋天险禹门口；关中军分区游击兵团也主动出击，先后解放了土桥、梁庄等地区，直接威胁胡宗南老巢的安全。
　　晋南告急，西安危急，胡宗南的后院起火了。他不敢再北进转圈，便慌忙命令整编第76师守备延川、清涧；第135　旅留守瓦窑堡，要董钊、刘戡率主力于4　月5　日南下幡龙、青化集结。尔后，视情况变化再确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彭德怀及时抓住这一战机，乘胡军主力南撤之时，于4　月6　日，在永坪地区对刘戡的整编第29军打了一次伏击。由于部队组织的匆忙，加之胡军前后靠接紧密，就在歼击其600　多人后，主动地撤出了战斗。
　　这时，胡宗南又判断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转移到牡丹I　；D　（延安市）、李家川（子长县）地区，遂决定置晋南存亡和西安险情于不顾，决计要彻底“扫荡”牡丹川以北，并摧毁解放军的游击根据地。
　　于是，胡宗南集中主力8　个旅，分别由幡龙、青化向西北方向移动，并命令整编135　旅南下策应，意欲“逐次扫荡牡丹川以北各山沟并向右回旋，会同瓦窑堡南下之一部包围匪军而歼灭之。”‘毛泽东在指挥整个解放区战场作战的同时，始终关注着西北战场的局势。4　月11日，他收到西安地下党组织发来的情报：清涧敌第24旅一个团于本日调赴瓦窑堡。该团到后，135　旅可能调动。毛泽东意识到这一情况反映了胡军的动向，当即将此情报电告彭德怀，并明示要彭德怀特别注意135　旅，如可能就坚决在其南下之时寻机将其歼灭。
　　整编第135　旅的前身是国民党第135　师，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鄂西进入江陵、沙市一带接受日军投降，曾一度执行蒋介石驱逐大洪山区人民地方武装的任务，归国民党第6　战区指挥，以后编为第15军建制。1946年夏，八路军抗日纵队中原突围时，该旅追击八路军中原突围部队至陕南。1947年1　月，胡宗南将该旅由商县调到咸阳，后又开赴洛川集结，3　月中旬编人第29军建制，归刘戡指挥，从此便执行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在进攻延安和对西北野战部队作战中，135　旅一直比较卖力。胡宗南于3　月下旬至4　月上旬组织的两次“大扫荡”中，第135　旅就紧随在刘戡兵团的侧翼行进，以掩护该兵团左翼的安全。当时，整编第135　旅旅长祝夏年因腿部骨折在西安住院，由麦宗禹任少将代旅长职务。
　　4　月4　日，该旅接到胡宗南的指令，要他们承担守备瓦窑堡的任务。4　月5　日，到达瓦窑堡后，麦宗禹立即召集团长陈简、成耀煌等人在瓦窑堡附近侦察地形，并布置守备瓦窑堡的任务，立即加强寨内外工事，采取深沟高垒，严防西北野战兵团部队的进攻。
　　因此，歼灭第135　旅不仅对胡宗南是个打击，也是对那些长期为蒋介石卖命，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军队的一个教训。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关于西安情报的电报后，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快速侦察。4　月12日，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在查明董刽。刘勘两个整编军的主力，正由蟠龙、青化向西北方向移动的同时，经对胡军调动情况的综合分析，也判断出第i35　旅可能南下向其整编第四军靠拢。
　　事实正与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提供的情报，与毛泽东的意料和彭德怀的分析判断相符，胡军确实在进行着如此的调动。具体情况为：4　月11日，第24旅第72团由清涧开抵瓦窑堡，接替了第135　旅的守备任务。13日他们双方交接完毕。下午，麦宗禹即召集第404　团团长成曙煌、第405　团团长陈简、参谋处主任朱祖舒等人，研究翌日行军部署。
　　歼灭胡军、再敲胡宗南的机会终于到来了。西北野战兵团的领导们异常兴奋，彭德怀决心来一个“虎口夺食”，在第135　旅与第29军会合前，坚决干净地把它消灭掉。
　　在西北野战兵团前线指挥所里，彭德怀久久地站在挂图前面，脑子里反复考虑着歼灭第135　旅的作战方案。他判断这个旅沿瓦窑堡至蟠龙大道而行动的可能性很大，因其路程短，且距敌主力近。最后决意在羊马河高地一带将其歼灭。
　　决心已定，彭德怀马上作出作战部署；以第1　纵队于幡龙西北牡丹川、云山寺一线，坚决阻击敌8　个旅，迟滞其北进；以第2　纵队、教导旅、新4　旅设伏于瓦窑堡以南，准备伏击。
　　为此，4　月13日，彭德怀在后四湾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驻地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