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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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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节：第十八章 叫你来是搞原子弹的（2）
王淦昌1934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曾与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梅特纳共过事。1956年，他进入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从1959年到1960年底返回前，他担任这个所的副所长，并在此期间和另两名同事发现了反西格玛超子，蜚声中外。虽然他的个人志向是研究基本粒子物理学，但国家却需要他转变研究方向，并且要求王淦昌绝对保密，要长期隐姓埋名，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妻子。从1961年4月3日起，王淦昌更名为王京。别人向他老伴打听王淦昌哪里去了，他老伴回答说到信箱里去了，因为她只知道一个信箱代号。
王德基说，我父亲去了哪里我们全家都不知道，也再没见过他，他的名字也改了，叫王京。那时候我和父亲通信，他就是用的这个名字，所以我妈妈说，你爸爸调到信筒里了。
从杜布纳回国的还有周光召、何祚庥、吕敏等人。何祚庥说，1960年9月，钱三强去了莫斯科，作为中方学术的总代表参加杜布纳学术委员会。在钱三强来以前，我们已经多次谈到了中苏关系问题。苏方撤退了专家，看来中国缺人，我们在这搞点粒子物理又怎样呢，只不过是可以写点论文，但这点东西的用处离国家的建设还是比较远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我们就起草了一个报告，意思是要求回国一起干。报告写好搁了一两天，钱三强来开会，就找钱三强说了我们的意思。那时候怕失密，报告本身没留底稿，看完就毁掉了。正好晚上刘杰打长途电话给钱三强商量有关的事情，钱三强就在电话里汇报了这件事，刘杰说很好，就这样大体定下来了。我和吕敏回去不成问题，因为本来就是核工业部管的。但周光召当时是北京大学的讲师，他能不能从北大调过去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按当时的政治条件，周光召的社会关系非常之复杂，他家里有人在台湾，以前他出国来杜布纳就没通过审查，当时还是钱三强跟彭桓武两个人极力为他争取通过的，因为他只不过是作点粒子物理的研究嘛。现在要调去核武器研制部门，钱三强问我，周光召这个事怎么样？我说这个事情照我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种事情我们说不上话，我们太年轻了。问周光召的业务能力怎么样？我说极强极好，他点了点头回去了。当时我们就那么点儿人，一开始觉得有这些人就可以开始搞原子弹了。等到真正搞起来才发现，这个摊子规模之大、人员之多，远远超过我们最初的想象。
1963年1月初，曹本熹从石油部来二机部报到后，在核工业领域内领导了铀、钚、锂、氘、氚的化学研究和生产试制任务，并且研制成功了用氟将二氧化铀氟化为四氟化铀、将四氟化铀氟化为六氟化铀、将六氟化铀还原为四氟化铀的三个流态化。白文治说，曹本熹的女儿曹瑛在清华大学二年级读书，儿子曹珏在一○一中学初三读书，全家生活安宁稳定。不料到了1963年初冬，他夫人魏娱之告诉我，女儿曹瑛突然病了，住进北医三院，诊断是白血病。我大吃一惊，几乎难以置信，我立即请局里的卫生防护处李毅民处长和李学群大夫同我一起赶到北医三院，首先我们到病房去看曹瑛，看她精神状态还好，我们就下来到医务处，了解一下诊断的情况。他们介绍诊断结果是白血病，我问会不会不是白血病，有没有误诊的可能啊？他们说没有误诊的可能，确实是白血病。我在失望之中，几乎失去控制，只好委托北医三院多予照料。当时曹本熹在北京的技术攻关已全部通过验收，他到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执行生产任务去了。晚上魏娱之也来了，我打电话通知曹本熹回来，叫他交代交代工作，把工作安排好，先回来，需要他回来汇报。我没有说他女儿病了。他回来之后，只呆了一个月，又走了，因为那边工作实在离不开他。白血病的医疗费用很大，女儿住进协和医院治疗，后来又重新回到家里。当时的办法就是输血，输了好几次血，而输血是要花钱的。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都是自费，曹瑛当然也不能例外。我见到曹本熹跟他讲，准备给他补助。我曾几次同曹本熹说，女儿的医疗费用，公家可以补助。曹本熹答复说，我还有一点积蓄，现在不需要，等到需要时再开口。后来我才得知，他为了给女儿治病，花光了家里多年的积蓄，却仍无法挽救爱女的生命。协和医院医生提出希望能在他女儿去世后，进行尸体解剖，以便对白血病进行研究。曹本熹和夫人魏娱之商量后，流着泪同意了。1965年女儿曹瑛悄悄地离开了人间，曹本熹谁也没有惊动，悄悄地打电话请协和医院来了一辆救护车，把女儿的尸体送到协和医院，贡献给医学科学研究。
为了加强九所核武器研制与试验的力量，从苏联人走后的不长时间里，配备了五个技术副所长，即朱光亚、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和程开甲。程开甲说，我当年从英国回来，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共产党起来了。当时英国放映他们的军舰紫石英号由于向人民解放军挑衅而在长江上遭到炮击的新闻片，他们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说明新中国多么野蛮，但我看过后，心里却激动极了。在英国地盘上，看到以往总受欺负的中国人敢于回击，第一次有一种出了口气的感觉。1960年的夏天，我正在南京大学，突然接到一个命令，让我到北京去报到，我也不知道去干什么，第二天就走了。到了北京之后我找到二机部，二机部让我去九所，我也不知道找谁，一个人都找不到，没有一个认识的，因为当时是保密的。后来九所知道了我在招待所，他们派车把我接去了。当时南京大学和九所协议，我是两边兼的。南京大学不愿意放，而九所一定要。吴际霖和李觉对我讲，叫你来是搞原子弹，把我任命为九所的副所长，当时来的已经有朱光亚，还有郭永怀。他们把苏联专家讲的一套东西给我介绍了一下，朱光亚把苏联专家讲的原子弹模型给我讲了讲。但原子弹是什么样子我一无所知。我去的时候给我两种工作，一是化学爆炸，再有炸药波传递以后里边状态的变化，因为我懂这方面的状态方程式。但是炸药我一无所知，炸药从来没碰过。当时，张爱萍和郭英会、郭永怀、吴际霖几个人到八达岭，找爆炸试验用的地方，原来是工程兵三所的一个场地，叫17号工地。陈能宽主要管外面的部分，我分管里面的部分。那时并不清楚外面的炸药爆炸对里面核反应的作用。就在这个时候，我却生病了。休息了一些日子，回来以后，王淦昌、彭桓武也来了，彭桓武是研究理论的，研究核爆炸、核反应过程的理论。我对化学方面是不大懂的，所以就把这方面的工作交给了王淦昌。这个过程复杂得很，我用简单的方法来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的一个经验，就是要善于把复杂的问题变成简单的问题。紧接着就开始拼命干了。那时候，虽然饿得人发虚，但大家都通宵达旦地拼命干，说是废寝忘食可真一点不假。记得有一次我忙了半天，从办公室走出来，看到大家正在呼呼大睡，心里就有些恼火，马上找来负责人责问。结果是我自己搞混了时间，错怪了别人。原来早已吃过了午饭，都进入了午休时间。
在九所的几位技术副所长中，彭桓武是唯一搞不清自己角色的一位。彭桓武常说，不管你是总理还是总统，我这人说话都特别随便，所以我第一不会办事，第二搞不清谁管谁。因为不是党员，所以开始他也就根本不知道苏联和中国关系怎样了。苏联专家走了以后，丢下了一个烂摊子，中国自己的专家们便顶了上来，自力更生。彭桓武形容当时的情景，说他们就像大宅门门口那两个石狮子，能辟邪，能震住，先把局面稳住了，再一起往前走。
第71节：第十九章 龙头舞起来了（1）
第十九章龙头舞起来了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和苏联人的技术指标不符合——算到九次结果都一样——周光召把紧箍咒摘了——彭桓武大刀阔斧抓主要矛盾——周毓麟越过计算高山——南有任越千，北有秦元勋——搞到概率就想起姜德培——11点通知，2点报到——过了24年家里才知道我是搞原子弹的洋拐杖没了，中国人只好手脚并用，跌跌撞撞往前摸索。原子弹初期的研制工作大致确定了六个大环节，而理论设计就成为这六个环节的龙头，如果原子弹的研究是一条龙的话，那么理论设计就是龙头。这是邓稼先的话。九所当时的一个要紧举措，就是在彭桓武、邓稼先和周光召的领导下，继续原子弹理论及基本结构模型方面的研究。
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是1960年4月开始的。邓稼先领着几个年轻伙伴，在四台半自动的电动计算器上进行特征线法数值计算。二十多天之后，取得了第一次计算结果。由于缺乏经验，差分网格取大了，没有体现出几何形状的特点，从中却发现了一些新的物理现象。大家分析后认为这些新问题出现是合理的，又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法，为此又进行了三次计算，即第二、三、四次计算。
傅樱说，用特征线方法进行一次物质运动全过程的数值计算，工作量是十分庞大的。以中等粗细的网格来说，从启爆到碰靶，全区要分成上千个网格，每个网格点要计算很多个参量，解很多个方程。其中有三分之一个点需要算两套参数，有些网格点还要进行多次迭代，除此之外，对每个网格点还要计算1至2个检验方程。为了保证计算正确，我们还采用两人对算的做法，因此一次就要算出好几万个数据。如果算到中心，那工作量就更大了。这时，领导看到我们人手实在不够，就又从中子组临时抽调了三位同志支援。苦干了两个来月，三次计算所得结果十分接近，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却和苏联人讲的技术指标不符合。经过反复验证和讨论，又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物理因素，建立了三个数学模型，形成了第五、六、七次计算，结果出来，和前三次的结果一样，这就促使我们进一步怀疑原数据的正确性。清晰的物理图像，多次重复的数据，都说明我们的计算不容置疑，但是我们却缺乏理论上的论证，没有足够的论据来否定苏联专家所讲的那个指标。这就再次引发了我们之间的激烈争论。这时搞方程的同志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我们又不厌其烦地进行了第八、九次计算，结果自然一样。1961年中，周光召调来，出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他仔细分析了九次计算结果，利用我们在大学都学过的最大功原理，从理论上证明苏联数据出现的不可能。同时，部分数学专业的同志在周敏麟指导下，编出了第一个反应前的总体程序，进行了九组模拟计算，所得结果都与手算结果很接近，误差在5％左右。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某个时刻的打印纸带上出现了苏联专家曾提到过的数据，我们一下子便明白了：哦，原来如此！这个数据是在用人为粘性处理冲击波时，在振动收敛过程中偶然出现的波峰值，其实是一个应该被略掉的数据。当时我们既诅咒它，但也感谢它，因为它使我们仔细地作了各种分析，搞清了每种反应过程的物理图像，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深化和提高，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假设，一直用在以后的工作中。
朱建士说，开始很顺利，每一步都跟已知的数据对上了，大家就很高兴，都对得上，挺好。最后就是一个数据对不上，对不上时就回过头来找问题。我们看了一些书，做了一些假定，把这些假定去掉再算。算来算去最后的结果都一样，就是跟苏联专家的那个数据对不上。当时我感觉我们的工作做得是相当的细了，但是那个数据不让随便推翻。正好周光召来了，他来了以后把我们的计算结果仔细看了。我们其实也有一些看法，对那个数据也有一些怀疑，但毕竟是大学生，第一次工作，真要推翻那个数据还没有那个能力。周光召对于计算结果很了解，跟我们讨论了很多次，最后他很快就用一个简单的方法证明了那个数据是不可能的，把那个紧箍咒摘掉了。但是真正证明我们算的是对的，还是靠后来的试验。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工作，没想到一毕业就碰上了这么个大难题，可以说是整个九所的一个关键问题。我自己感觉也受益匪浅。参加这样的难题对自己是一个锻炼，通过这个工作也确实培养了一批干部，后来许多同志都觉得通过这个工作，对原子弹内部爆炸的力学过程了解得比较细了，因为一个一个点都是手敲出来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我们的很多假定有些是看书得来的，有些假定发现这个数据怎么老不变，算来算去老差不多，后来觉得也可以做成假定。一查书呢，发现书上也讲到了，可以做这种近似。因为当时我们不是书看够了才去做工作，而是在做工作当中发现有些东西回过头再看书，又得到验证。这是我们中国核武器研究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事件，我是从头一直参加到尾，收获不小。
第72节：第十九章 龙头舞起来了（2）
1959年6月，苏共中央来信拒绝了提供原子弹教材和模型之后，中国人下决心自己搞原子弹，逐步调集了不少人。郑绍唐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调来的，和他一起调来的还有吴翔、孙绍麟和陈乐山。
郑绍唐说，我是搞核物理的，吴翔和陈乐山也是北大金属物理系出来的，孙绍麟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当时这边是叫九局还是九所，我们也分不清楚。来了以后，知道九局是很保密的，苏联保密的那套跟美国不一样，美国的地址地名是公开的，苏联则不公开。中国学的是苏联的做法，所有的笔记都记在保密本上，保密本用一根绳子穿起来，盖上章，所有草稿纸都要编上号，每一个室都有保密员，经常有保密检查。刚分到原子能研究所时见到彭桓武先生，他说，你以后路上见到我，不要打招呼，这些关系在公开场合不要暴露。我们在工作中是采取交流的方式，参加交流的有邓稼先、王贻仁、胡思得等。他们的地址也是保密的，过去是不让我们知道的。交流是交流，但不说他们在哪儿，所以只能他到我们那里去。我们进城，原子能研究所还有个一部，找一个房间大家讨论。1960年7月我就过来了。当时我们知识面很窄，调过来以后，他们已经把苏联专家讲的原子弹模型传达了，并且知道他们也没有大规模地开展原子弹研究。刚来的时候我们住在南红楼，一个大屋子十几个人，都是双人铺，后来我们四个人住在11平方米的一个小屋子里，四张床刚好放下，只能放一张小桌子。那个时候工作很忙，条件无所谓，每天工作到很晚，只到宿舍睡睡觉。1961年周光召来了，他也住在南红楼，他和他夫人一起来的。1960年刚好是最困难的时期，中午还有点菜，有点海带丝，晚上根本没什么菜。冬天，把菜帮子晒干做点汤，那时候大家喜欢吃窝头，比较耐饿，食堂也改进技术，同样是二两窝头，但看起来比较大。人们浮肿得厉害，后来领导想办法弄了点东西，从东北调来一些黄豆，青海也打了一些猎物拉到北京来，给我们一点儿。我们都参加了原子弹理论方面的计算工作，开始先听彭桓武先生讲课，彭先生的物理概念特别清楚，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把次要矛盾先忽略掉，大刀阔斧地进行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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