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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变迁-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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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人的征服其实已埋下了此时胡人征服中原的种子。归降汉朝的匈奴部落在中国北部边境地区定居下来，逐渐发展成为半农业社会。胡人以其娴熟的弓马作战技术，亦成为中原军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中国边疆及防御体系沿线就聚集了大量半汉化的胡人。这与晚期的罗马帝国不无相似，因为后者的大部分边疆地区和防御部队这时也同样落到了日耳曼“蛮夷”的手中。
中国第一帝国解体之后，准农业区的胡人及北方的游牧民族不费吹灰之力就突人了中原，他们在此寻找更好的牧场或抢劫杀掠。3 以年，匈奴中的一族宣布独立，306 年又洗劫了当时的国都洛阳，屠杀一了当地的30 万名居民。在此之后的100 多年中，中国北方连续被不同的胡族所争夺和占领。只有四川凭其蜀道天险、长江流域和华南有江河天堑得以躲过异族的蹂箱二大批汉人为躲避战乱纷纷南渡逃往蜀中或江南。结果，中国南方的人口比3 至5 世纪时陡然增长了好几倍，同时该地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融合也随之加快了步伐口
南朝诸国
洛阳失陷的次年（317 年），司马睿在建康（即南京）称帝，史称东晋。建康很快变成与洛阳相坍的大都市，汉朝的豪华生活方式在那里又得到了继承。不过东晋政权仍然很虚弱，一直受制于朝中的大将军，而后者亦每打算篡位自立。东晋一心想收复北地，但每次北伐均未取得任何永久性的成果，而且在本国国内还时时面临叛乱和宫廷政变的威胁。
最后，东晋大将刘裕于420年篡位称帝，国号为“宋”，史称“刘宋”，以区别后世的赵宋。接下来的150 年间，这种篡位的活剧又一再搬演：一次又一次的北伐失败，一次又一次大将军从幼主那里夺来皇位 齐于479 年灭宋，梁于502 年灭齐，而陈于557 年灭梁，其速度之快，令后人叹为观止。
300 多年来，各朝的开国之君均想重建汉时的大一统政权，但他们都遭到了失败。每一朝代都是前一帝国的翻版，无一例外都是朝廷黯弱而完全受制于门阀士族，一如两汉当年。汉朝的遗绪也许能苟延一时（正如在拜古廷衰微的东罗马比西罗马多延续了不少时光）； 但汉朝本身却一去不复返了― 至少汉人只凭一己之力是无法重振这一帝国了。正如拉丁人与日耳曼人共同缔造了欧洲后世的历史一样，中华帝国的后世历史也是由“蛮夷”与中原汉族共同谱写的。
第05章 帝国的再生
一、中原文明所面临的挑战
六朝时期
东汉覆灭后为六朝时期，因为自222 年至589 年先后有六个王朝建都在南京。这360 余年通常被视作反朝代循环而动的一段历史时期，因为这是一个由治（统一）到乱，又从乱到治的一个过程。其间中国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外来文明的挑战，其激烈程度也许只有19 世纪时期的中西文化碰撞方能与之比拟。最终中国通过将挑战者融入本土文明而克服了这一危机，并且，在这种融合中又产生了一种更为丰富的新型中国文化和傲视两汉的强盛帝国。
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最大威胁来自北方诸胡和西域地区。胡人纵横华北，而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又对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础造成了威胁。不过挑战主要还是来自内部。当时之所以产生五胡乱华的局面，正是因为汉朝的政治制度因其内部矛盾不可调和而导致崩溃之故。正是因为汉时杂蹂儒佛家思想、谴纬之学及法家的做法，无法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面对现实政治问题又无能为力，中国人因此便转向了佛学。实际上，当时有头脑的人在转向佛学之前，已经屏弃儒家思想而转向了道家思想。
东汉末年和汉魏六朝时期整个社会秩序都崩溃了，其情形与稍后的罗马帝国不无相似之处，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原始的封建社会。其时王纲毁弃，大部分土地和农民流人大地主的手中，也有不少人托籍豪门大族门下以寻求保护。而后者也随之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于是佃农地位不断下降而沦为事实上的农奴。赤贫的农民为躲避朝廷的赋税和异族的统治，纷纷托籍豪门巨族以换取经济安全和保护，但同时成为后者的家奴或客民，其中有的人甚至成为豪族的家丁（私人武装）。这样，家丁便代替了农村征兵的制度。各豪门巨族都有自己武装的庄园和角楼。异族的入侵、连绵不断的战争与篡位禅代，举族南迁并成为有组织的军事或经济集团，这些因素都促进厂社会军事化的进程。
白给自足的大型庄园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单位，而商品贸易却因此而逐渐萎缩了。朝廷控制的辖地越来越少，商业城市也一踞不振。某些地区实际上已停止使用铜钱，一度限于农业地区的物物交换贸易方式则在全国普遍得到采用。
道家思想的流行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儒家士大夫的地位不断下降，其复古的热情和繁琐的礼仪讲究，面对当时的各种问题也常常是一筹莫展。东汉时儒学的地位一度空前高涨，但王纲解纽之后，有思想的人纷纷抛弃了儒家的道德说教而转向了自我。由于社会与政权已然腐败得无以复加，人们对道家鼓吹的天人关系和自我完善或日超脱重新发生了兴趣。无疑，长久以来社会上（尤其在下层社会中）就存在着这一道家思潮，但此时它开始公开在社会上流行开来。王充（卒于公元100 年）可能是东汉最具创新精神的思想家，在其充满反对权威和怀疑精神的《 论衡》 一书中，他曾预言士大夫将厌弃孔学。早慧的王弼（226 一249 年）是当时最有天才的人，他在评注《 老子》 和《 周易》 时对道家思想也表现出不同于前人的研究兴趣。
公元3 世纪时的这种道家思潮有一突出特点，即崇尚“清谈”。清谈家们远离政事俗务，面对当时社会和政治的种种幻灭，他们的应对之策就是发掘自身的美感，对每一生命冲动均做出充满个性的表达。“竹林七贤”即为其中翘楚，他们出身士族，性情乖僻，隐居在山阳一带，倾心于清谈、作诗、弹琴、欣赏大自然并且纵酒无度。另外还有更为放纵不羁的所谓“八达”。他们采取不与政府合作的态度，尽管他们中也许正有社会所需要的领袖人才，因而最终也促进了社会的总崩溃。道家思潮的另一体现是时人对炼丹长生之术的兴趣不断高涨。讲述神仙丹药的《 抱朴子》 即成书于4 世纪前期。为求长生，不少人大吃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这也许促成了中国人来者不拒的胃口和他们丰富多彩的烹调艺术。另外，通过发现许多养身的药品，医学知识（甚至在更广的意义上，原始科学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后世中国哲人之所以厌恶科学实验，原因之一就是它往往引起诸如“方士”、“炼丹”等等不妙的联想。另一种广泛流行的道家长生术讲求人体内部的卫生，即通过戒酒、断荤、辟谷、吐纳，以清洁上中下三丹田，营卫体内的神，杀死造成老、病、死的“三尸虫”。这种迷信在3 至6 世纪时风行一时，最后演化为吐纳之术和一般性的保健措施，直至今天在中国仍很流行。
民间道教
此时道家思潮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民间道教的发展。道教的出现很有可能是受了此时东传的佛教中集体礼拜和寺院僧团组织的影响。后来卷性繁浩的道藏究其初也不过是对佛经的摹仿罢了。
黄巾起义和五斗米教首次向世人表明，道家思想中已然孕育出有组织的民间宗教。信仰疗法是上述宗教运动的核心。随着时间发展，民间道教炮制出一套庞杂的神系，其首为三清，以下为各路神灵和古人。它大量借用佛教的理论，最终也接受了灵魂不死、天堂地狱、功德因果等观念。后世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区别日益模糊，逐渐成为混合了神道、迷信和方术的大杂烩。
黄巾起义和五斗米教遭到朝廷的镇压后，道教从此不再具有统一的组织，不过各地的“教区”仍然保留了下来，而道家思潮就在这种各自为政的情况下风行一时。各地道长靠做法事或教徒的捐献（如五斗米教）来维持生活。道观无疑也是对佛寺的效仿，但道教通常可以结婚，他们的智力和道德水平往往低得可怜。道教也有不少宗派，这显然同样是受了佛教影响的结果。
历史上多次有人想统一道教，但收效甚微。北魏的鲜卑族皇帝经人劝说，于444年宣布道教为国教，后世各代统治者亦不乏仿效者。1019年，自称是张陵（五斗米教创始人）后代的道教太一教派掌门被封为“天师”，以江西龙虎山为其封所。13 世纪晚期，张氏家族被封为道教领袖，14 世纪又得到授权管理全国的道士。这一所谓“天师”的头衔及其某些特权一直持续到1927年
二、佛教的传入
印度佛教
道家思想在王纲瓦解时期重新崛起是很好理解的，但随后佛教在中国风行于世却令人感到惊讶了。这种源于印度的宗教与中国人所最尊奉的理念简直是格格不入，它对中国文化造成的冲击甚至比19 世纪的西风东渐还要猛烈。佛教的传入是中国在近现代之前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吸收。佛教是东亚和南亚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纽带，但它在印度和中国截然不同的命运却鲜明地体现了这两大民族在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差异而不是相同之处。
佛教之所以在印度产生有其特殊的背景，对此中国古人是永远无法理解的。印度佛教认为人生是痛苦的，而生命通过“业”（原指行为，后指因果）而生生不息，并由于各种因果而充满了生、老、病、死等痛苦，而这正是世人有高低贵贱之分和世上有各种不平现象产生的原因。印度佛教徒与中国儒家不同，他们对矫除世弊、改善社会秩序没有兴趣，而是致力于逃避痛苦的生命“轮回”。
佛陀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即为我们所熟知的释迦牟尼。他出生于今尼泊尔的南部地区，其生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00 年左右。释迦看到人世充满了痛苦，于是出家修道，但他通过苦修一无所得，终于有一天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找到厂放纵与苦修之间“中庸之道”，于是他立地成佛并开始向世人们传道。
佛教的要义为四圣谛，即苦谛（人生皆苦）、集谛（苦的原因）、火谛（苦的消灭）和道谛（灭苦的方法）为了灭苦就要行八正道（即正确的生活方式）。这在中国人看来完全是苦行的生活方式。苦行的最终目的是涅磐，这并不是指得到善果，或按照西方人的说法，灵魂得到拯救，而是指消除欲念，超越因果轮回后所达到的境界。尽管这个词按字面解释为“空”或是“灭”，但实际上意义不止于此，更确切地讲，是指像一滴水珠融入大海那样圆满具足和永恒的境界。
佛教很旱就发展出了僧伽组织，其口传经文约在公员前上世纪左右以两种印欧语言记录成文，其中巴利文佛经保存在锡兰，以梵文写成则主要通过汉译和藏译佛经保存下来。佛经一般分为经、律、论三藏（Tripitaka ） ，卷帙繁浩。以汉泽三藏为例，全部加起来有1600 多部，共计5000多卷。
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佛教是一种普世宗教，信佛的人在佛法上一律平等。正如地中海地区的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样，佛教也传播得很广。印度旅行者和商人通过海路将佛教带到了东南亚和华南地区。亚历山大入侵印度次大陆的西北地区时，佛教也随之传入了希腊诸邦。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干达拉（Candhara ）成为当时佛教的中心：当时大月氏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迎王（约公元100 年前后在位）也大力弘扬佛教，在中亚广泛传播佛教教义，像华北的佛教就是从这里经西域传入的。佛教的第三次传入，是几百年后从西藏向北传入蒙古地区，这已是揉合了大量印度教教义的佛教末流，并且很快又吸收了西藏神魔崇拜中的一些成分。由之产生的喇嘛教和神权社会与原始的佛教教义已经很少有相似之处了。但即便是原始佛教也很早就分裂为大乘与小乘两种教派。小乘佛教保存了较多的原始教义，现流传于锡兰（今斯里兰卡― 译者注）、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而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的佛教则属于大乘佛教。
大乘之“大”在于它的兼容并蓄。由于它区分了“真谛”（绝对真理）与“世俗谛”（相对真理），因而能涵括各种适用于不同程度之信仰者的“中道实相”。后来从大乘佛教中又衍生出大量玄学思辨体系和庞杂的神系。与原始的无神论佛教不同，大乘佛教鼓吹万劫万世中有恒河沙数的佛，而且还创造出“菩萨”的概念，据说后者宁可暂不成佛以便解救沉沦的世人。
因为菩萨以解救众生为己任，所以大乘佛教教义的重心从“自度”转向了“度他”。虔诚的信奉是最重要的。一部广为流传的大乘佛经《 妙法莲华经》 预言说将来众生（佛教认为人和动物都是众生）都会得到超度。自然，菩萨也成了大乘佛教中受人欢迎的神袄。如阿弥陀佛，本来只是一名菩萨，后来却成了掌管“西方极乐世界”的大救世主。再如观音菩萨，原系男性，后逐渐转变为女神，以大慈大悲而著称于世。这样，大乘佛教便提供了各种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神抵以满足世人的需要。
涅磐的意义也渐渐发生了变化，至少对一般的大乘佛教徒而言，其意义特指人在死后超生到极乐世界。佛教对这种极乐世界的描述可谓详尽之至，而对阴司地狱的渲染更是绘声绘色。菩萨普度众生的理想导致了大乘佛教对“善果”即行善以求好报的强调。这样，佛教就或多或少地偏离了它避世静修的本义。“善果”的观念使社会工作变得很重要；世人通过信仰便可以得到超度，这样僧院制度、禁欲和苦行便成为可有可无之事了。
佛教传入中国
上述的许多观点都产生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但早期大乘佛教能容忍其他信仰的态度及兼容的特性，使它从一开始就比原始教义更加迎合了中国人的胃口。佛教甫入中国时曾被视作道教的流亚，对“胡化”的华北和萎靡的江南均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对于迷信者而言，它是一种有灵验的新法术，对于士大夫来说，它又是新观念的催化剂。总之，佛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组织的普世信仰，而佛教教义所蕴含的则是另一大文明的精华：印度的玄学与原始科学、高雅的文学、优美的宗教艺术、充满美感的仪式、对乱世充满吸引力的宁静的寺院生活，在人们无路可走时给予的解脱承诺
据史书记载，佛教东传是公元64 年东汉明帝夜梦金人的结果。这个故事颇有神示天启的味道，不过当时楚王已经在宫中供养了一批和尚，而到了公元2 世纪佛教已经传入现越南北部地区。在中国各地的信徒们很快建起了佛塔（supa ）。这些塔吸收了中国建筑的特色，逐渐演化为今天东亚十分常见的木头或砖石结构建筑。
起初可能是那些西域商人将佛教带入了中国，但不久西域僧人也纷纷来华传教，如安息王安世高就曾于2 世纪末在洛阳传教并翻译了一些佛经。另一位大翻译家即是大家所熟悉的鸠摩罗什，他原籍印度，出生于中亚（今新疆库车）； 382 年被前秦符坚用武力请回中国后，主持了一项巨大的佛经翻译工程。他译的98 卷经书中，至少还有52 卷流传至今。
渐渐地中国佛教徒成了传教的主力。在3 至9 世纪之间去印度取经的僧人中，有名可查的就有二百来位（其中还有九名朝鲜人）。这是东亚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留学”活动。如法显和尚于399 年取道中亚到印度取经，414 年泛海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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