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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变迁-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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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廉价劳动力一样所在皆是。工人每天工作12 小时左右；一周工作7 天，只有很少的节假日可以休息；农村来的非熟练工领取计件工资，随时会被退货；童工和女工一样受到剥削，女工在工作时经常把婴儿放在用来缥丝的沸水盆下。工厂没有任何措施保障工人的人身安全和健康；工人经常和中方包工头、外国管理人员及督工头发生争执；工人的工资极低，家中所有成年人都必须工作才能维持生活。就是这种让人回想起前一个世纪欧洲的场景为中国工人运动提供了动力。
现代工人运动理所当然需要一种新的劳工组织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手工业行会里，店主仍然控制着手工艺人和学徒。那里时常强调的是行业的稳定性，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团结。旧式的秘密会党已不再适合领导工人运动。在上海颇有势力的青帮和洪帮始终不能超出走私鸦片、开妓院、从事非法活动和保护依附者的活动层次。在矿工和铁路工人中间已成立起一些组织，以维护工人权益，但早期最有效的工人组织是1914 年之后成立的中国国际海员工会。一阵罢工浪潮曾随“五四运动”的爆发而兴起。此后共产党在组织发动工人运动方面取得的成绩逐渐超过了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和其他政治团体和组织。中共于1922 年5 月在广州发起了首届中华全国劳工组织大会，并在湖南、湖北和华北铁路沿线酝酿罢工。
1925 年，通商口岸的外国势力和各省军阀政权在大多数深谙世故的中国人眼中成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罪恶搭档。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致把这对罪恶的双胞胎看成“民族主义”的敌人。中国实业家更是急切地反对它们，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来竞争就呈复兴势头。1925 年年初，上海的工会组织和罢工活动有所回升，中华总商会的商人们也抗议上海市政厅不给他们代表权，却制定法规向他们征税。当英国人为首的的警察于5 月30 日在南京路枪杀了13 名示威者后，全国各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罢工和抵制洋货活动，甚至发生了武装反帝活动。这次“五姗运动”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一场类似的冲突发生在6 月23 日。在面对广州领事馆区沙面岛的沙基海岸，示威群众和英法军警发生争执，游行队伍里的黄埔军校学生和英法军警互相枪击，有52 名中国人丧生。这次冲突导致了一场持续15 个月的反对港英当局的大罢工和抵制洋货运动，英国在华南的贸易一时陷入瘫痪。这些事件与一些零星冲突为以后组织学生运动和动员各界参加全国性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青年积极分子参与了这些事件并成为活动的中坚力量。到1925 年为止，包括共青团在内的中共党员总人数迅速增加到2 万人左右。它已经有力量夺取对城市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了。
北伐和国共分裂
全国各界对1925 年“五琳运动”的强烈反应标志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也提出了革命最终目标的问题，这使在J ‘一州各方合作力量的团结受到了考验。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得到左右广东政府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的纵容，国民党右派则处于守势。后者的主要兴趣是在民族革命的基础上联合各个阶层开展反帝斗争而非用阶级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它需要一种促进民族团结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必须为联合各界反帝反共的斗争服务。对中共和决定其路线的共产国际也很为难：不是冒倾覆的危险与国民党决裂，就是继续和国民党左派合作并寄希望于两派的分化。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不断发展独立的力量，同时也领导着农民运动。
事态的发展还是朝着维持国共合作的方向进行，而斯大林也倾向于继续保持国共合作。1926 年召开国民党二大时国民党左派仍然古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大会决定继续两党联盟。大会维持了共产党员在秘书处和组织部的主导地位，并且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里保留了七名共产党籍委员，古委员总数的20 ％。这一安排得到了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和国民革命军总指挥蒋介石的首肯。蒋介石率领的黄埔军校学生军已经击败了盘踞在广东地区的军阀武装，但在省港大罢工时建立的武装组织已由共产党接管，并正发展成一个在当地拥有武装、听命于共产党的政权。共产党的影响在国民党机构和群众组织中不断扩大，并且实际上控制了海军。蒋介石于3 月20 日借口自卫在广州发动了政变，逐步排斥国民党内的一部分共产党领导人和一些苏联顾问，但同时又重申将忠于广东和莫斯科建立的联盟。这样到了1926 年春，蒋介石作为以军事手段统一中国的主角在政坛上出现了，而中共则再次面临继续与国民党合作或与之作斗争的选择。莫斯科依然赞同合作：斯大林需要蒋介石的合作，以便说服主张建立独立苏维埃政权的托洛茨基，而蒋介石也同样需要和中共结盟以换取苏联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支持。
根据很早以前孙中山的计划，这次伟大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消灭军阀割据势力以重新统一中国，但也有越过广东地方矛盾、扩大国民政府国库税源区的目的。1926 年7 月开始的北伐，在新建宣传机构的协助下进军神速，国民革命军打到长江边上的时候已经收编了大小34 支军阀部队。国民革命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了沿途人民的欢迎。这些部队中只有一支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因为共产党基层组织还没有在军队中广一泛建立起来。1926 年底，仍由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遵照斯大林的指示，要求中共依然留在国民政府中，于是中共仍然保持“党内集团”的特殊地位而未及时发动热情高涨的农民或建立独立的军事力量。
1927 年春，北伐军乘胜进军华中。国民革命进入了一个军事力量比重不断上升的阶段。此时，凭纯粹的政治手段左右局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军方关于反共的矛盾很快导致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蒋介石和军方加入了国民党右派，反对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不久，国民党左派也背弃中共并最终与右派合流。这样，争取国家统一和建立政治新秩序的民族主义运动把可能导致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共产党成分清洗了出去。
蒋介石挥师东下占领上海附近粮产区的工业基地之后取得了这些进展。正当此时，北京当局冲击了苏联大使馆，发现一些苏联秘密策划颠覆活动的证据。李大钊等涉嫌此案的中共领导人后来被当局处决。紧接着，4 月12 日蒋介石的军队在上海外国租界当局的协助下，怂恿当地反共分子摧毁了共产党的武装组织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机构。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城市。4 月18 日，蒋介石在大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的支持下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和武汉政权分庭抗礼。事变发生后，留在武汉国民政府里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领导人仍然得到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的指示，要他们继续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但国民党左派在对共产国际失望之余也增加了对中共的戒心。7 月间，他们终于和原先的同志决裂，共产党被逐出了武汉政府。8 月1 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动南昌起义，于是两党内战公开。共产国际指责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说他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执行了相反的“机会主义路线”，而导致合作的失败。陈独秀作为斯大林判断错误的替罪羊于1929 年被开除党籍。毛泽东在他写于1927 年2 月的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经提出和当时莫斯科指示相反的观点。这时他在湖南领导了一场被称为“秋收起义”的农民暴动。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中共在沙头和广州发动暴动也相继失败。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或被处决，或潜入城市开展地下工作，还有一些人被迫撤到农村。
这时蒋介石和国民学右派面前的障碍已经扫清。他们在上海的银行家和商人的支持下与国民党左派展开和谈，把南京政权建成了全国的中央政府。军阀割据并未完全消灭，但中国与10 年前已大不相同，它总算有了声称要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维护国家尊严的中央政府。
革命和外国列强
列强对中国民族主义意识觉醒的反应是承认革命政府要求的多项权利。1925 年“五份运动”之后，上海市政厅有了中国人的代表；市立公园逐渐向中国人开放；上海混合法庭被一所完全由中国人管理的地区法庭取代。1926 年列强准许广东政府征用海关税余额。他们曾在1923 年拒绝了孙中山提出的同样要求。英国则撤销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
1925 年至1927 年间的战事使大多数新教传教士撤离内地。一支四万人的列强军队集结上海以保卫租界。1927 年3 月国民革命军攻古南京时，有六名外国人死于战乱。英、美军舰曾开炮攻击。但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平息了事态。鉴于人们对当时中国人革命情绪和事态恶化极度恐慌，我们可以认为实际上并无多少中外纠纷发展成暴力冲突。和英国一样，美国国务院在此事件中保持了中立，甚至不愿就苏俄布尔什维克主义威胁大做文章。当时上海的外国侨民深信，中国之所以兴起排外情绪完全是受莫斯科的煽动。但西方几乎听任苏联对中国革命施加影响。
1928 年国民革命军再次北伐，占领北京后，易名北平。1928 年底，国民政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东北“少帅”、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率领东三省易帜，表示服从国民政府。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政府在新一代欧美留学生的领导下，致力于巩固国家团结和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工作。一些西方大国的治外法权依然存在，但南京政府颁布邮新的法令并与许多小国签约，把他们在中国的侨民置于中国的司法控制之下。1933 年中国恢复了关税自治，同时从海关司、盐务局和邮政局收回了相关的权力。外国租界的数口也从三十三处减少到十三处。
国民政府这一强劲的对外政策不断削减列强在华的特权，但1931 年后放慢了执行的步伐。因为日本对中国新的一轮侵略使国民政府和西方列强意识到保留各国在华的法律地位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路线的南京政府面临日本的侵略时便把对外国特权的打击作低调处理。它发现自己和外国人有不少共同利益。这些外国人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和加拿大人，他们继续作为特权阶层参与中国的社会生活，开办大学、医院，设立银行，兴办公司及进行对华投资。以现在的眼光看，共产国际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战略恐怕很少有成功的希望。当时中国城市劳工几乎不可能发展到能像欧洲工人组织那样建立政治组织夺取政权。工会组织要得到发展、增强力量，也只有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港口城市中才有可能；但那些城市同时也是国民党上层权力和外国利益的中心。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不可能夺取中心城市，也难以从内部夺取国民党的权力，因为共产国际已经为国民党建设了一个中央集权的苏式政党结构，要颠覆它谈何容易。在20 年代，共产党也未利用农民的力量来为政治目的服务。当时的中国共卢党力量薄弱且经验不足，而莫斯科又在万里之外遥控指挥，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国民党和蒋介石从他们当时的胜利中得出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结论，即维持国家政权根本上要靠大工业支持下的正规军队。这个结论日后使蒋介石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们看不到组织起来的农民同样有能力帮助建立政权并为军队提供支持。有一代人均持此观点，他们的历史比共产党还长，与城市和地主阶级的联系比农民还要紧密，但可惜的是，在他们的规划中完全忽略了农村社会革命。
四、南京政府的十年统治
从1928 年到1937 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京政府为期10 年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向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可惜西方却忙于解决自己的问题。这10 年间，苏联开始了斯大林的集权统治，美国经济经历了大萧条时期，而纳粹德国则开始兴起。日本侵略中国未曾受到亚洲以外势力的制约。南京政府与西方进行了全面的接触，但未产生任何实际意义。日本侵略不断升级，而中国农村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国民党政权同时向现代西方文明和古代中国传统寻求答案，结果一无所得，受到挫败和失望的双重打击。在旧帝国废墟上重建的新兴现代国家大多有过此类典型经历。旧的政体和传统看来已经破产，而西方模式又不适合国情，忧心国事的领导人向这两者寻求启示，但没有一个给予他们帮助。
国民党时期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是现代政府和经济规模较小，发展也相对落后。即便到了这10 年的后期，四五亿中国人拥有的现代公路里程与只有2500 万人口的西班牙相当，拥有的铁路总长度不及意大利或美国的伊利诺伊州，拥有的电报线总长度不到法国的1 / 3 ，创造的工业产值还不及人口800 万的比利时。
为求建国良策，30 年代的中国人纷纷转而师法西方，因为日本和苏联均证明不是友善的师长。这种对西方模式的依赖成了南京政府和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的纽带，同时也说明了这个政权根基的浮浅。南京政府制定的现代化规划几乎就是全盘西化。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员们也有“学以致用”的想法，但他们制定和执行的政策反映的都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管理体制、技术和生活方式，而农业的落后与农民的不满显然不是那些国家的主要社会问题。结果，南京政府对现代金融、外贸、国际交往及交通和通迅的熟悉程度远胜于它对中国内地农村的了解，醉心于现代事物的官僚一到农村则往往感到不快。
国民党的弱点同样也来自于它取得政权的方式。它先是不断把新占领区的投机官僚吸收进自己的机构，其后又把年轻的共产党对手一一荃除。国民党刚掌握政权就抛弃了创业时期发动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的苏式组织形式，转而镇压学生运动，对地方上各自为政的现象听之任之，丧失了早先的使命感。简言之，国民党已蜕化为一架官僚机器，变成了反革命的政权。
蒋介石
尽管君主制已在2O 年前废除，中国政局还是需要有一个乾纲独断的独裁型人物；这样一种人不是总统制或是主张权力制衡的立宪制政体所能产生的。当时中国压倒一切的需要是打倒军阀、实现统一和抗击日寇、光复河山。这个独裁者必须是一位军事领导人，于是蒋介石成了惟一的人选。蒋介石其人立志献身国家，意志顽强，政治手腕老练，有时也多少有些迁腐二他出身于浙江地主家庭，一生推崇曾国藩的为人，青年时期在日本士官学校曾受武士道的影响，后来在有军队才有地位的军阀政治时期积累了政治经验。在苏俄学习时期，蒋介石学到的更多的是治军方略而不是组织群众运动。他不相信在荷枪实弹的军队面前发动群众会有什么用处。不管怎么说，他也碰到了任何执政者都面临过的问题：如何维持自己的地位。要应付所有潜在敌手，必须时时控制所属部队和战略资源，并且不容他人染指最高权力。蒋介石需要双管齐下，在身居高位的同时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
1927 年蒋介石和孙中山遗婿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结婚。宋美龄毕业于威尔斯利女子学院。从此他和蒋夫人一样成了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他通过夫人、妻弟宋子文（哈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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