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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变迁-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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岢龅娜貌剑泻突现钍≈С止竦车木鲁す俑镏埃⑼钡鞫铀媸闭蜓拐庑┚懿皇苊慕臁Ｕ攵栽揽南牛�1913 年的7 、8 月间，7 个省的政府不顾他们军队武器装备的低劣，再一次宣布脱离北京政府而独立，由此开始了短暂的“二次革命”。这次运动既没有发动群众，也未得到外国的支持，在两个月内几乎兵不血刃便被镇压了下去。孙中山、黄兴和其他一些领导人逃往日本，在那里他们发现自己只能重新开始，而袁世凯部下的将领们把他们的势力扩一张到了剩下的几乎全部省份。
议会制度的发展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这时得到国民党温和派帮助的进步党于1913 年9 月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内阁。这个内阁由袁世凯的一些亲信组成，其中也起用了梁启超做司法总长。袁世凯的目的现在已经很明显，他希望自己通过法定程序由国会正式选为总统后摆脱国会。他使用贿赂和武力胁迫国会对他惟命是从。10 月6 日，国会最终选举他为总统。7 日，他通过外交上的一番要价，成功地让儿个大国承认了中华民国。10 月10 日，他宣誓就任由国会选出的第一任大总统。不久他就破坏国会。11 月间他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了国民党籍或前国民党籍国会议员共438 人。1914 年1 月，他先是宣布国会暂时休会，接着终止了各省的咨政会议。2 月，内阁辞职。54 岁的袁世凯成了独裁者。尽管后来的爱国者对袁世凯的行为唾骂不已，袁世凯当时用蚕食手段瓦解议会制度这堵薄墙，公众中好像只有极少数人受到大的触动；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刚从各通商口岸和各省会城市中显现出来的一些未来的议会主义者：列强、蒙昧的民众或城市商人阶层中没多少人提出反对意见，而文职官僚、军队及大多数省军事长官则安于独夫统治，惟求自保。一与日本政治中责任的分配不同，中国式的政治实体惯于由一人在上平衡各方利害，最后一言九鼎，做出裁定。袁世凯现在正是这样，在一部新近制定的宪法旗号下，通过指定设立的机构发号施令。这部宪法就是于1914 年5 月1 日制定的《 中华民国约法》 ，它赋予袁世凯以独裁者所需的一切权力。他钳制出版业，鼓励由士绅和遗老推行地方自治，恢复了新闻检查制度并重新确立儒教为国教。他一下防弹车，就在天坛行古代帝王的祭礼。1915 年底，他成了终身大总统。
外交关系：中华民国与外国列强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就开始失去对前清两个边疆地区的控制。西藏和外蒙古开始分离出去并与英国和俄国的关系日渐密切。相反，它们与北京日渐疏离。中国人在民族一种族自决的名义下驱逐走满洲人之后，中国的革命运动领导人对亚洲内陆省份和地区几乎没有任何要求。但是袁世凯在北京继承了前清的权力之后，代表中国申明了中华民国对那些地区拥有传统上的主权。俄国、外蒙古和中国三方很快达成了一项框架协议：即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允许外蒙古自治。这项协议默许了实际上俄国对外蒙古的支配地位。英国也如法炮制：中国拥有对西藏的宗主权，但允许西藏自治，这当然允许英国享有在该地区的永久性利益。1913 年11 月7 日，俄国和英国最终一致承认了袁世凯政府。与列强在中国边疆地区扩大势力范围同时发生的，是外国势力对中国国内税务机构操纵的加强。继承赫德海关司总监职位的英国人于1911 年n 月得到清廷同意，对海关岁入的管理做了根本性改革，因为此时的海关司已经完全成了中国偿付贷款和对外赔款的机构。在此之前尽管海关司的外籍专员只是向北京政府汇报一下他收到的账目单数，但这笔收人至少还经过海关司中国监督的手。而现在各省都已宣布独立，中国的海关体系和对外信贷及偿债能力要得到保全，就只有让外籍专员每收集到一笔收人，就通过海关总督汇给驻上海代表外国债权人利益的国际银行集团。在革命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在上海的外国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多国领事团在1911 年年底完全接收了“混合法庭”。这一次外国势力对上海和海关收人控制范围的扩大，与一个经过改革由英国人充任总监的新盐务局一起，造成了与早先许多不平等条约一样利弊难明的后果：它们在短期内帮助了中国政府，从长远来看却在继续蚕食中国的主权。中国的偿债信用得到了保证，方便了外国贷款的流人，并且盐税收入也大大增加了。
另外，条约体系的一个利害难定的特点是，任何一个大国的贪婪会因其他列强的妒忌心理而受到遏制。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分散了列强对中国事务的关注，日本有了可乘之机，开始侵略中国。1914 年8 月，中国宣布中立，但是日本政府对德宣战后，派军队在中国领土上登陆，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地位，这一做法破坏了中国的中立地位。此后，日本又于19 巧年1 月8 日，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了5 款21 条要求。其中的第五款一系列要求意在通过设立日本顾问体系以控制中国政府及警务，垄断中国的军火贸易，参与中国军备建设，以及福建省的开发建设。袁世凯故伎重演地将这些令人发指的条款透露给外国报社，这迫使日本政府同意将第五款留待‘旧后协商”；但当日本方面的5 月7 日最后通碟日期将至时，他迫于压力接受了前4 款的大多数要求。没有一个列强站出来维持公义，尽管当时的英国大使认为‘旧本对待中国的行径比德国对比利时的所作所为更加卑劣”。中日之间于19 巧年5 月25 日签署的一系列条约体现了日本这些要求，这些条约确认了日本在山东和长久以来已被视为日本势力范围的南满、东蒙的支配地位。此外，日本获得承认在华中的汉冶萍工业基地享有特殊权益。很久以来，汉冶萍就一直被用做向日本贷款的担保，连孙中山在1912 年也这样做过。这些条约虽然从未经过任何一届中国国会的批准，日本却把它们视为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特许状。由一个代表着日本新兴工业集团利益的内阁提出的21 条，其目的基本上是与经济有关的。但21 条在中国产生的反响却主要是政治上的，它们的无理要求激起了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各地发生了集会、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人们在报刊上纷纷发表强烈抗议。
衰世凯的皇帝梦
袁世凯当年在朝鲜发迹时就已闻名于世的反日立场在19 巧年为他赢得了全国范围的支持。但是他统治中国的努力却因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状态而屡屡失误：历史久远的儒家伦理教化和支持帝王统治的封建礼教制度已经不再有开发的潜力，而人民对于近代民治政府的信仰及这种政治制度，不论是党派竞争、还是一党独裁，还尚未建立。既然当时中国社会缺乏一种明确的政治信念，袁世凯只能以一种近于“法家”传统的权术政治手段进行统治。他连自己都不再相信，只知道凡是人都如梁启超所说的一样，“惧锋刃而爱财货”。这一政治信念的匾乏最好不过地体现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努力上。1915 年8 月他在幕后操纵，指使人发动了一场帝制运动。这个运动充斥了要求袁世凯当皇帝的团体、全国范围的民众请愿、由选派出的代表一致通过的投票、旧式奏折一样的上书和其他一些伎俩。这一切只有一个意图：劝袁世凯称帝。为了对这些制造出的“民意”表一个态，袁世凯在一番恰到好处的推让之后，于19 巧年12 月接受劝进，答应即皇帝位。他建元“洪宪”，以1916 年为元年。但这一切终成泡影。
他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将士离心。另外一个原因是日本政府的反对。日本发动了几乎所有与中国签约的列强反对袁世凯称帝。中国国内军界的反对加速了袁世凯政府的倒台，这些反对情绪受了梁启超等人的鼓动。曾经反对革命的梁启超反对剧烈的社会变革，视历史为不可逆转的力量，此时则积极宣传保存中华民国的国运。他和他的一位湖南籍学生共谋反袁。此人时任云南省都督，控制着袁世凯势力鞭长莫及的地区。1915 年12 月25 日，云南宣布独立。紧接着的6 个月里发生的战事有限，谈判却进行得密不透风。先后有8 个西南省份宣布反袁，而袁世凯先是推迟登基大典，接着宣布放弃称帝，最后于1916 年6 月6 日忧惧而死。
其间其他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力量也协同起来反对帝制观念。在中国，权利已不再被认为由非人格化的天所赋予和认可，或统制者通过一套灾异说就可让人民默认他的统治。相反，有一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即这个国家的实际代表― 人民是历史的积极创造者。在1919 年之前漫长的年月里，天子作为一种传统已经逐渐开始丧失他的作用。大命已经被民意所代替，被统治者的同意与否成了统治能否持续的关键。被理想化的“民”的概念浸透了新的民族主义者的思维：“民军”、“国民党”、“三民主义”等等即是例子。尽管只有少数上层人士而不是广大民众要求建立近代代议制度，强人政客袁世凯对这个代议制概念还是过于轻视了。从传统观念上审视，他失信于他的部属，又怎么能够希望他们为他尽忠？
地缘政治力量也合力反对他。因为各个具有独特地理、文化和行政制度的省份自从1850 年以来，相对于北京的独立性不断加大。另外也存在着使历代王朝劳心的气候、经济和政治上的差异，这些无法消除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南北方不同集团利益和观点的相左冲突。袁世凯死后，外国势力阻碍了中国的统一，而其后任不间断的争夺权力的斗争把他们逼人绝境。首先，中央控制不了地方势力在通商口岸古据的战略资源，并且其权威得不到地方的认可；第二，帝国主义列强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具有极多的利益和强大的实力，这使他们能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省份；第三，五国财团内外的外国银行可以用它们的生杀予夺来造就和瓦解中国的各届政府；最后，来自国外的新思想和技术一狗范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易卜生的个人主义到铁甲的火车和自行车，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中国正在进行着的文化革命进程和旧秩序的瓦解。
1916 年至1928 年间，中国被混战不休的军阀（或地方军事首领）瓜分；这种情形在一些边疆地区持续了更长的时间。这些军阀实际上处在两个时代之间。他们既不处于以往两个王朝间的转折期，只需一场“换汤不换药”的变革能够导致一个新王朝的诞生。但他们也不是怀有建立新秩序志向的近代化领导人。他们扩充并用近代武器装备的陆军，使用铁路交通和内河汽船航运工具，能够更容易地在他们的地盘上耀武扬威，但他们不可能创造出新的政体。革命党人在1911 年有党无兵，没能掌握权力；如今的军阀，有兵无党，同样地软弱无力。他们不断利用、滥用国会和口号正好说明他们缺乏充分的原则和制度。1913 年以来，军备复兴，党派却分崩离析。没有人能够将新兴的军事力量和新的政治组织结合起来。军阀统治下中国的政府崩溃了，人民承受了深重的灾难，中国社会在一个世纪的衰落之后到达了混乱的极点。
当年成百上千满身勋章的指挥官们率领各自的军团互相搏杀的历史场面中具有某些典型特征。首先，一名军阀必须有强悍的个性、下属和军队。他面临的问题首先是训练他们，赢得他们的忠心，然后是发给他们军饱，供给他们装备。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从一个大城市、一个省、一条商路、铁路的收入那里，从其他军阀或外国势力那里得到支持。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可能给予他战略上的优势，但这个地区的人民只能向他提供军粮和壮丁。这一点和在农民中得到支持的现代游击战争“根据地”具有本质的不同。典型的军阀部队在当地人民中毫无基础可言，他们征税并鱼肉乡里，无异灾星，人民对他们敢怒而不敢言。当一支军阀部队开进一个新省份时，往往至少能暂时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他们可以抢掠一空后开拔走人。
但是武力只有经过合法化后通过制度体现出来，才能真正产生政治效力。所以军阀们力求获得正式委任、确认官印和委任状并动辄以“促进公益”和“爱国”的名义来美化其行为。简言之，他们需要文人政客和文职政府的支持。割据混战的军阀并没有其他统治方式来代替军队。这种平衡的改变，部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职政府权威和价值观的瓦解，同时军阀部队新的军事技术能力、更大的机动性和更强的火力也未得到相应增长的新型政治体制的制衡。这当然已经成了近代世界史上的一个主题：物质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人民参政率的提高。从这方面来看，军阀混战并不像外国人所认为的是中国的旧传统，而是一种近代化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军备增长速度超过了能够控制它们的政治体制的发展规模。
最后，我们对军阀本质的认识一直不很明确。一方面，军阀们是如此贪心和卑劣，不时背信弃义地使用诡计，几乎使人想起《 二国演义》 中“多智而近妖”的人物。但当旧的权力结构失去首脑，它的下层机构却还继续存在并努力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全国性的机构。军阀们最终要达到的是政治目的，于是他们寻找各种制度上的认可来加强和扩张他们的权力。他们可以与国会和咨政会合作，甚至召开各省军事首脑会议。由于他们缺乏从事近代政治活动的组织能力，互相争斗的军阀们始终无法超越地方割据的层次。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承认中国国家的存在。在此期间，北京政府继续对外行使外交职能并保留、维持了多项行政职能，无人打算改朝换代：时代已经变了。军阀和军阀之间、国会议员之间以及军阀与政客之间的各种争斗经历了各个阶段的变化，但大势所趋，国会不断被削弱，而国家则日益分裂。起初，梁启超和其他一些原来的“进步党”成员组成了一个“研究系”，在总体＿上努力寻求与北京政府的合作，但遭到南方国民党余部的反对。随着控制华北和华中12 省的北洋军阀政府日益加强了对国会和政府的操纵，南力‘诸省逐渐疏离北京政府。在第二阶段，南省人士于1917 年退出北京国会，这是一个转折点，它给孙中山提供了一个机会。
在［； 上本，孙中山重新以早期利用秘密会党形式发动革命的方式于1914 年7 月建立了‘’中华革命党”；他希望这个党能成为一个服从领袖的、纪律严明的革命四体：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克服革命党人缺乏纪律的缺点，而这正是革命事业屡次失败的原因。但是黄兴和其他许多人拒绝宣誓效忠孙中山；这次重新策划革命的努力显然不符合民主原则。同时，它也没有对当时方兴未艾的爱国主义运动产生吸引力，因为孙中山在1914 年召开的革命党大会上删去了民族主义原则。这一原则原以反满为宗旨，所以这时孙中山很奇怪地认为民族主义已经毫无意义。他此时放眼亚洲，希望与日本合作而不是反对帝国主义。由于和时代的主旋律脱节，孙中山对1916 年袁世凯的倒台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1917 年，孙中山重新崛起并加人到军阀们的争执中来〔 〕 7 月，他和其他国民党同志率领当时中国海军的大部分舰只来到厂一东：）在那里，他召集了250 名国会议员组成军政府，自任大元帅，但是掌握实权的是当地的军阀。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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