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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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主导地位的日本影响。日本是清政府改革派人士的榜样，而且到1　卯7　年为止一直是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共和制的中国在东京上了第一课。正如前文所说，日本对中国近代教育、尚武精神和宪政主义的刺激是促进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总体因素的一部分。日本在这很短一个时期内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较之19　世纪的英国、1915　年至1949　年间的美国，或者50　年代的苏联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刻和久远。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在地理上与中国邻近，在文化上与中国相似。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在两国近代到来的初期，中国渴望学习，而日本则毫不吝裔于教授。而产生这种局面是因为此时两国还不存在关系国家利益的重大冲突。日本在1895　年到1905　年间崛起为强国，这使它不但成为亚洲诸国的楷模，就是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也为国势日盛而欢欣鼓舞。强国计划的初步实现，增强了日本以整个亚洲霸主的姿态领导亚洲各国扫除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势力、走建设近代化国家道路的信心。日本对当时的中国颇有兴趣，这在主张发展政治文化、扩张日本势力的领导人们于1898　年建立的“东亚同文会”及其他类似组织的组建纲领中有所体现。在东京和京都有研究中国历史的机构，在当时的日古台湾也建立了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在沈阳也有由日本南满铁路公司支持的中国研究中心，上海也不乏这类机构。为了推动日本越过朝鲜与俄国争夺东亚大陆的计划，成立于上叩1　年的一个极端爱国主义组织“黑龙会”鼓励日本探险者以学生、旅游者和商人的身份向东亚腹地渗透。出于国内政治策略的需要，在野的“立宪改进党”领导人也不断要求政府采取更加强劲有力的对外政策。其中的一些人对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这种形势下，1898　年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顺利地在日本得到了庇护。康有为一度与“立宪改进党”创始人大限重信交往很多；此人于1898　年短期出任过首相；在日本引起对中国问题兴趣的“大限重信原则”就是他提出的。他认为，过去日本从中国接受了先进的文化，现在日本在近代化道路上先行了一步，应当帮助中国维护独立并实现近代化，以偿还日本欠中国的“文化债”。大限重信的继任犬养毅在居留日本的中国流亡者中间做了不少工作。1898　年他安排了梁启超和孙中山之间的一次会面，希望双方能够就以康有为为首的激进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清革命者之间的合作进行商谈。但是康有为声明除非孙中山改宗做他的弟子，否则不一与之会面；更有甚者，康有为坚持的自己保皇态度，固执地效忠于他的光绪皇帝。18　卯年，他开始到处活动，在海外华人聚居区建立起他的保皇会机构，并募集资金办了一份改良派的刊物。老师不在身边时，梁启超一度考虑与孙中山合作，但被康有为及时制止。日本方面联合这两股力量的努力就此失败。1　义刃年之后，改良派和革命派尽管都因为爱国行为受到北京朝廷的通缉，两个集团却成了死敌。在这些年里涌现出来的许多领导人中，有两位最为人熟知，也为人们研究得最深。
两位主角：梁启起和孙中山
梁启超于19　（　X　）年至1901　年间游历了檀香山和东京，并于1903　年游历了美国，但20　世纪最初的ro　年里他大部分时间住在日本。早已是国学大师的梁启超此时大量吸收近代思想，用他雄辩、清晰、有力的文笔在各个方面写下了大量的文字，这使他成了当时最知名的作者和中国学生心中通向世界的窗口。从他先后主持出版的刊物名称的变迁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擅变：1898　年创办《　公意》　、1902　年创办《　新民丛报》　，1910　年以后创办《　国魂》　。1903　年梁启超年仅30　，但他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老师。此时康有为45　岁，已经到了不容易改变思想的年纪。梁启超尊他为“孔教中的马丁？　路德”和“进化论东来”前的伟大思想家。从他在日本吸收新学时起，梁启超就开始把中国问题置于世界史的背景中审视。为了给改良运动寻找理论支持，他选取了当时风行世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把中国漫长的发展史与各国做比较，他比较哥伦布、达伽玛和郑和，伊曼纽埃尔？　康德和王阳明，甚至还把上个世纪他积极参与的“今文”运动比做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希腊学术的复兴。一言以蔽之，他站到了传统国学的藩篱以外，以近代眼光对发展中的中国历史做出了重新评价。
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推行民族主义的普遍教育，他以此为从精神上振兴民气的手段。他倡和日本的福译谕吉等西学人士，认为自尊、自强、关心公益的英美式民众是一种理想公民。在遣责中国政治腐败的同时，他敦促实行改变现状的政策，认为臣民应对国家而不是统治者负责，人民应当惟法制是从，而不是以孔教伦常为任。他呼吁修宪法，开议会，组织责任政府。他还主持文学杂志的出版，写作小说并翻译各国文学。后者主要是借助日译再转译成中文。但是在政治见解方面，他不主张把中国的积弊归之于满清王朝。与士绅阶层的所有人及大多数外国旁观者一样，他认为中国民众此时尚未准备就绪，实行代议民主制度时机尚未成熟。所以一直到1910　年底，他都是一名反对共和，并不热心革命的渐进改良家和立宪君主制的鼓吹者。他在1　如7　年组织的“政闻社”倡议采用循序渐进、有条不紊的政治过程来推动改革。他因此在宪政运动中声名大起。尽管这一运动和一般开明党派一样陷入了清政府和反清革命者的前后夹击。
梁启超出身＿上层知识分子阶层，是思想界的领袖人物，而他的广东同乡孙中山（原名孙文，字逸仙）却是近代中国的一位早期职业革命家。两人各自从相反的社会背景出发，带着相反的先人之见，通过各不相同的媒介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正当梁启超阐明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时，孙中山正在建设早期革命运动的骨于力量。孙中山具有一种适合担当革命领导人的个人条件。他来自距澳门咫尺之遥的地区，这里是中国与西方接触的时间最长、距北京控制也最远的地区，也是许多早期留学生、买办和无数海外华人的故乡。从社会和地理条件来看，孙中山出生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是幸运的。他是农家子弟，在一位早年曾经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叔父那里接受了启蒙教育。天王洪秀全是他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孙中山早年就是清王朝的叛逆二他在13　岁时就到檀香山投奔他的大哥，在那里住了3　年，在一所英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寄宿学校接受英语教育。他加入了教堂的唱诗班，后来接受了基督教。回到故乡后，他因为信仰基督教反对乡人的偶像崇拜，打破了当地供奉的先师牌位，受到地方上的驱逐。在他大哥的支持下，他到香港读书，之后又去了一次檀香山，回国后在广东和香港往了5　年（1886　年到1892　年），学习化学、生理外科和其他一些科目，希望取得一家英国传教士办的医院授予的医学学位。1892　年起他开始在澳门行医，但是因为没有葡萄牙颁发的证书被迫离开了那里。自从1885　年中法战争中国战败后，孙中山一直很关心中国的命运；他向当时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上书要求实行改良，但未受理睬。这样，孙中山行医受挫，受到权贵的冷遇之后便转而从事一个新的职业。他将成为一个非商、非农、非士、非医的革命者，一个不属于任何一个阶层而愿意与任何阶层合作的人。
孙中山早年就与一个叫作“兄弟会”的传统反清组织有过接触。到1894　年的时候，他有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兴中会”，并且在夏威夷和澳门一香港一广东地区建立了分会。1895　年兴中会领导的第一次冲击广东巡抚衙门的暴动在起义前被官府查获，几名同志被处决。孙中山侥幸逃到日本，除辫蓄须，穿西式服装，改名换姓成了一个姓“中山”的日本人（“中山”这个名称后来被用来命名公园、马路和学校，甚至成了民国时期的一种服装式样）。由于受到清政府的通缉，孙中山取道美国辗转来到伦敦。1896　年他在伦敦的中国使馆附近被人认出而遭人绑架，受到十几天的非法监禁；正当他面临被遣送回北京处决的时候，以前教过他板球的老师詹姆士？　坎特利爵士（J　一）利用了英国舆论的力量，这才使他获释。这样，年仅30　的孙中山就以反清革命领袖的身份闻名世界，成了浪迹天涯的中国命运之子。当他于1897　年回到日本，取得日本扩张主义者的帮助和建议时，孙中山已经把几种新旧反清革命的力量集中到了一起。新的力量包括从海外华人集团那里得到的资金支持。这些海外华人集团由于长期处在中国大陆传统社会之外，养成了一种与中国传统社会背道而驰的商业价值观。他们极富民族主义情感，但在政治上却为不知应该忠于何方而焦虑。另一股新力量来自一个半西化、其中有些是基督徒的青年爱国者组成的领导集体，边些人同孙中山一样来自中国接受近代化生活边缘的广东地区。旧式力量包括那些可由内地秘密团体召集的武装反清组织。此外，孙中山还寄希望于通过简单的反清暴动夺取某一处地方政权，期待产生连锁反应来颠覆清政府。1　以”年10　月，在兄弟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香港以北的泥州发动了一场暴动。由于从台湾来的日本方面提供的武器和人员接济未能如期兑现，起义者在坚持了两周后撤出了战斗。通过结合传统和近代的组织方式，孙中山于1903　年加入了兄弟会的檀香山分会，并通过它向全美的华人募集资金。
此刻，他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即如何与其他革命者竞争，争取更多的新一代中国学生，特别是留学生的支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需要一种基础理论。康有为在较保守的东南亚华商中仍然拥有很多支持者，而梁启超的文字正造就着新一代学生思想。与此同时，其他人也不断地尝试着发动武装暴动；在通商口岸城市和日本，各革命团体、学校和革命刊物争相问世。在上海，以传统学者章炳麟和蔡元培为首的一个团体抨击了康、梁的主张。1　卯3　年他们办的煽动排满的报纸《　苏报》　被封，此事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章炳麟被判监禁3　年。在湖南，黄兴于1903　年建立了他的华兴会，努力联合军官、学生和秘密会党成员以策动起义。但同大多数起义一样，密谋被政府查出，起义遂告流产。革命活动就这样成长起来，但是它缺乏很好的协调、专门的思想组织和长远的规划。
面临着这样的竞争和机遇，孙中山此时开始建设他的思想理论。1　卯3　年他在东京和檀香山开始撰写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当他完成发动旅居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的中国学生团体的工作之后，孙中山于1　卯5　年年中又一次回到东京。如果可以把孙中山的革命手段视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投机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忠于革命目标而又善于变通的人。此时的孙中山从他的多元文化背景中找到了一套理论来证实和指导他创建的共和制革命。这就是三民主义原则：民族主义（一个兼指民族和种族的称谓），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一个久已有之的提法，以后有人将它等同于社会主义）。这三个含义不定的概念集中体现了很多那个时代纷纭多变的思想，在特殊情境下意义可以产生很大的变化。此时的民族主义既是反满、倾向共和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尽管那些希望取得外国对革命帮助的人士对后一点并不强调。民权主义包含一种与儒家原则相反的平等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由一部宪法（孙中山这里借用了梁启超的名词术语）来保证；这部宪法将由五权―　行政、立法、司法（这三权借用美国体制）加上选举和考试共五种权力―　组成。选举和考试这两者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政治传统。这“五权宪法”明显是孙中山的创造。最后，他的民生主义为了面对工业发展将会带来的新问题，没有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方法，而是追随当时风靡一时的亨利？　乔治（He　恻G　加妙）的理论，即用一种单一土地税来调控将来可能得到增长的土地价值，从而限制投机者和垄断资本家攫取暴利。于是这古已有之的“民生”概念在1905　年主要就指这种基于特殊的西方单一税意义上的城市“平均地权”思想，而不再是农业社会的土地再分配。这最后一项主义即便在绅商子弟中也不可能激起太大的热情，尽管他们可能迫切地要求一场政治革命。
同盟会的兴衰
所有这些要素―　海外华人资金、与秘密会党的接触、新式学生构成的领导层和革命的意识形态―　于1　叩5　年在日本同志的撮合下汇合到了一起。孙中山的日本友人把昔日的竞争者吸引到一起，把黄兴和其他一些湘籍人士介绍给了孙中山。那年8　月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同盟会”宣告成立，公推孙中山为主要执行人，黄兴为副执行人，章炳麟和其他人士也担任了要职。设在新加坡、布鲁塞尔、旧金山和檀香山的海外分会和各省的分会协调行动。在同盟会1　〕　刃名左右的早期会员中，最大的集团是由湖北和湖南籍人士组成的（近代教育家张之洞曾长期督抚两湖），广东集团次之，四川和下游诸省人士组成的集团分居第三和第四。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孙中山是个有吸引力的人物。39　岁时的孙中山在他的革命同志中不仅年事最长，而且声誉最大，游历最广，在日本和海外其他地区的联系也最多，尽管他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力不是最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孙中山是一个西化较深的中国人。
他不属于士绅阶层，不以文字知名于世，长期以来以策划亡命行动为世人所知；智识察赋平平，并没有担当起指导他那一代人思想进步的近代哲人角色。然而，处在中国伟大传统和各种外国模式分崩离析的多元格局中，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具有系统思想的思想家会取得可以与孙中山媲美的成就。
新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孙中山的助手们在《　民报》　上发表的文章得到了阐释（《　民报》　是同盟会机关报）。在抨击梁启超关于渐进改良和立宪君主制的思想时，汪精卫、胡汉民等一批作者阐明了通过一场急进革命中国可以赶上、甚至超过西方的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获得了中国学生的支持。具有坚定意志的革命精英在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的指导下，完全可以像日本那样通过干预来推动革命的发展。社会的逐渐进步和教育的普及并不是建立近代化政治生活必不可少的前提。《　民报》　支持孙中山分三个阶段实现革命的思想：第一阶段是为期3　年的军政府时期，以在全国逐县实行地方自治为起点；第二阶段是在一部临时宪法指导下为期6　年的“训政”时期；第三阶段在宪法的基础上，由选举产生的总统和议会组成政府。这些乐观的估计和过于简单的保证很快就变得比梁启超冷静的理智更为深人人心，不管怎样，梁启超推行君主制的计划由于1908　年光绪皇帝的驾崩而搁浅了。
尽管组成了新的联盟，革命运动还是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在反清活动最活跃的湖南省，1　久巧年10　月反清组织“哥老会”借当年的饥荒单独发动了一次暴动。暴动得到了附近江西萍乡煤矿工人们的支持和参加，但是由于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