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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变迁-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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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的王朝
从禹开始，中国历史的可信度就强多了。他建立了夏朝，其时约在公元前2205 一公元前1766 年之间（亦有人认为是在公元前1994 一公元前1523 年之间）。历代夏王的在位年数，与上述文化英雄玛土撒拉式的夸张数字对照起来看，显然合情合理得多了。
夏莱无道，于是百姓在汤的率领下揭竿而起建立了商朝。商朝一般被认为存在于公元前1766 一公元前1 122 年或公元前1523 一公元前1027 年之间，并得到考古研究的充分证实。在安阳和在郑州发掘的遗迹就分别与商朝晚期和早中期的记载相吻合。这使得我们想知道夏朝背后的文化传统是怎样的：它会不会与最早的青铜时代或继起的黑陶文化有些渊源？
商纣荒淫残暴（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字记载亦能证实这一点），像周文王就曾受到过他的残暴对待。文王之子武王最终起兵讨伐，按照历来的说法，于公元前1122 年或公元前1027 年推翻了商朝并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 周朝：他的弟弟周公则在武王死后辅佐幼主成王，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周朝的建立不无后人美化的成分，其早期记载大部分还是可信的，因为中国最古的典籍即成书于这一时期。公元前841 年之后的历史纪年就更为确凿可信了，如中国史书中记载的公元前8 世纪的一次日食就曾确实发生过。
三、中国的文字
安阳发掘的晚商遗址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甲骨文。这不仅是确凿无疑的汉字，而比也是至今在东亚文明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汉字的雏型。其中某些甲骨文字即使在外行人看来也与今天报纸上出现的汉字几无二致。这种情况就好比今天埃及或伊拉克的阿拉伯人能认出当年的象形文字或楔形文字并间或念出其中的单字一样：中国人对古人，无论在种族上还是在文化上，一向有种强烈的认同感，甲骨文便是很好的证明、与西方对古埃及、两河流域或古希腊、罗马的态度相比，他们更有理由感到他们的文化是从商代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的。
汉藏语系有一个特点，即多为单音节词，古代汉语尤其是这样。汉语和其他大多数汉藏语言的另一特点是没有词形的变化。如“山”，既可指一座山，又可指众多山脉。至于动词就更明显了，其词形根本没有过去式、过去分词、第三人称单数的变化。汉藏语系的第三个特点，是每个字都有声调。单音词的声调就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调一样，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现代汉语普通话有四种声调，以“ma ”为例，一声为，“妈”； 二声为“麻”，三声是“马”，四声则成了“骂”，意义各不相同。
汉语方块宇
汉语为单音节语言并缺乏形式变化，这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人保留了一种类似古埃及图形文字的文字。但汉字又不完全等同于象形文字，因为每个单音节字都必然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字形。由于缺乏曲折变化，中国人很早就不得不发展出了一套运用灵活的语音体系。
在安阳发现的文字已是经过长期发展、早已超越了图形阶段的文字。该文字的前身大约是公元前15000年的半坡遗址中发现的那些符号。这种文字的书写由上而下，这种方式一直保留到近代。商代遗址中发现的2000多个汉字，大部分看起来与现代汉字颇为不同，但与稍后出现的文字十分相似）而且当代常用的八九千汉字（中文字典中一般收人5 万字及异体字）中的所有使用规则在商代甲骨文中都已定型。
许多象形字虽然已高度程式化，但与现代汉字相比，大部分就像一幅图画，其意义更易得到确认。如“日”的甲骨文就是圆圈中加一根线；“月”的甲骨文依稀便是一轮新月的形状，“木”写作“ ”，大约就是树根、树枝的样子。有些象形字则相当复杂，如表示献祭的一个字（祭），其形为双手倒执一鸟，其下的符号表示“神灵”。
此外还有大量的会意字，即超越象形的表意文字：数词“一”、“二”、“三”即归此类。“上”、“下”在甲骨文中为“⊥”“ ” ，自然也属此类。其他较为复杂些的字也一样，如双木为“林”，日月为“明”等等二许多会意字同时也高度象形，如“安”字是屋顶下有一女人的形象，意为和平，又如女、子为“好”，表示“美丽”或“喜欢”。
第三种字至少有一部分来源于同音转借：在商代己出现了许多同音转借的象形字，如“来”原指一种谷物，后转指同音的来到之“来”。
按语音造的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声旁和形旁构成的复合字，声旁之字表示该字的大致读音，而常居字左或其上的形旁则表示字义。如与树木有关的几百个字，像梨、枝、植、板、枪、梯等等，都由形旁“木”外加一声旁组成。
今天使用的汉字大部分都是形声字，因此这些字中的形旁就成为今天最常见的检字法的基础。在这套体系中共有214 个部首，大部分都是形旁，其下按笔画排列同一部首的各字。如“梯”即在“木”首下七画处。与西方字母排列相比，这种分类着实麻烦，有些字还只是勉强归于某一部首之下，但它总算使杂乱的字海稍稍具备了条理。
汉字的优劣
与西方较为简便的字母文字相比，汉字具有不少缺点。显然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一能掌握汉字。而每个汉字都很复杂，平均每个字就有十二三画，有些多达25 画。在有能力阅读简单文本之前至少需要记住二三千汉字。强调死记硬背地认字，对中国人的教育可能造成某种束缚，尽管这对发展记忆力颇有好处。由于复杂，汉字比字母文字较难掌握，而只有少数上层贵族才－有可能学习文化知识。随着当代教育的普及，汉字已日益成为读写的障碍。虽然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汉字印刷却要比字母文字的印刷难得多，而且迄今为止，能够打印汉字的小型印刷机或电脑犹未获得成功。近来对常用汉字进行的简化虽然不无帮助，但未能解决其文字本身的根本问题。
但在另一方面，汉字却具有某些字母文字所不具有的优点。这种文字因其复杂性及象形特征，比字母具有更多的美学价值。在东亚，书法是艺术的一大门类，也是所有形象艺术的母源，因为毛笔除了作为写字工具之外，也是绘画的工具。在中国，能写一笔好字常常被看作是有教养的标志。
汉字本身还具有一种字母文字所缺乏的生动性。如掌握了“安”、“好”等字，谁会忘记它们听蕴含的原始意义呢？与硬性规定的字母文字相比，汉字似乎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以及更微妙的韵味，这就使得汉语诗歌和散文具有一种字母文字难以望其项背的简洁生动性。一经掌握，汉字甚至比字母文字更易于阅读。
我们很难像中国古人那样赋子汉字以神奇的魅力。书面文字总是优于口语：中国的史书中不乏奏章、策论和诗歌一类的名文，惟独很少见到演说问任何成文材料，特别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字，几被视为神圣之物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东亚人在读书和正规教育往往胜人一筹的原因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亚地区的文盲率也远远高于其余经济水平相仿佛、但文字较为简易的国家和地区这绝对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汉字的另一大优点是它能够很容易地克服方言乃至更大的语言障碍，大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可能听不懂彼此的方言，却能阅读同样的书藉，并且把这种汉语文言视为他们自己的语言。如果他们使用的是字母文字，中国恐怕早就分裂为像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那样的许多个国家了。中国之能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有一部分应归功于他们的文字。
东亚文明更是有赖于这种语言，对汉字的热爱与尊崇成为连结东亚各国的坚固纽带。直到一个世纪之前，朝鲜、越南和日本的大部分书面材料都使用汉语文言而非本民族的文字，甚至今天中、日、韩二国的知识分子犹能认得对方书面材料中的好几千字，尽管这些字的读音并不一致。如果中国当年采用的是拼音文字，那么东亚恐怕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成为世界文明中的一个独特集团了。
四、商文化
甲骨文之外，安阳和其他商代遗址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当属青铜器了。这些青铜器以兵器和礼器为主，往往有可观的体积，看来是用陶范或木范浇铸而成的。由于化学作用，这些深埋地底的青铜器铜锈斑驳，反而平添几分秀色。商代晚期的青铜浇铸技术极其高超，说冠绝全球都不算为过。青铜器上的纹饰是纯粹的东亚风格，以铜鼎为例，它们的风格可追溯到龙山文化的空足鼎器。有些礼器采用动物造型，如象尊，这是因为当时气候较为暖湿，华北曾有大象栖居。
青铜器的主要图案是婆餐，即牛、羊等动物的正面像，通过高度程式化的手法，以瘦削的线条描绘而成。在安阳出土的骨器和大理石雕像中我们也能发现同样的图案。这种纹饰与史前文明或西方古代文明的做法大为不同，因为后者通常只是以动物的侧象为装饰。然而，餐餐纹饰亦见于东亚和南太平洋其他一些国家及太平洋西北部的印第安人生活地区。这表明存在着一种环太平洋纹饰类型，而商即为其中最为古老的代表。少数早期青铜器上刻有铭文，但商代文字主要保存在“龙骨”上。所谓“龙骨”，其实是龟甲、牛肩脚骨等扁平骨片。这些甲骨和在龙山文化时期一样，用于预测吉凶，所以往往又称为“卜骨”，这种预测方法亦称为古卜。其具体操作方法，是先在甲骨一侧钻一槽纹并进行加热，然后观察由此产生的裂纹，以此来判断神意的赞同与否。
这些甲骨1 / 10 以上刻有卜间之辞，有些还记载着古卜之事的最终结果二卜问的范围甚广，往往涉及献祭、天气、收成、战争、狩猎、祖先的拓助或降灾及下旬（类似星期）的命运。当时的大臣可能都兼任卜师，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古卜活动在当时是何等隆重了）献祭也极其重要，通常使用动物，但有时也用酒（为一种麦酒），献祭时以酒洒地而成礼。献祭对象包括自然界的各大神灵及“帝”或“上帝”，后者可能就是殷商人的初祖
商代的国家与社会
商代经济以农业为主，此外也饲养牛羊；。但殷商人似乎已经像后来的中国人那样讨厌动物奶和奶制品了。由于青铜物稀价昂，农具一般为木制或石制，：南方的文贝作为一种原始货币而得到使用，这一点从今天表示财富、贸易的字多有“贝”旁可以看出二玉石非常宝贵，在以后的年代咀也一直受到中国人的珍视。商王多为兄弟相及（13 例），父子相传者较少（7 例）、商朝先后有多个国都，郑州与安阳附近的遗址尤疑是其中的两个，商王统治的范围有多大尚不清楚。从黄河东转处到山东中部的大片地区［都分布有商代文化遗迹，但其中不少地区只是商朝臣子的封地甚至是敌国的领土，因此商王治下的地仄可能只是不大的一块领土。当时商王频频出征，与邻国或入侵的游牧民族作战以保巨和打一张领土。
但另一方面商朝又强大得足以派遣出3000 至5000 人的军队，而郑州和安阳的商都遗址亦十分恢弘。其建筑风格与今天几无二致；与古代西方的石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殿顶有梁柱支撑，夯土（后为砖石）制的墙壁只是用于装饰而非出于建筑的考虑。柱子有石基，其下为夯土建成的平台。就和今天大多数的华北建筑一样，商朝的官室无不坐北朝南而建。
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商代平民百姓的房屋和新石器时代的人一样为粗陋的穴居。安阳附近巍峨壮观的商王陵寝也说明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贫富差距，王陵为大型地穴，深达43 英尺，占地5000平方英尺，中间实以夯土，通常还有为死者陪葬的大量器具和珍宝。另外在墓址中还发现了战车，这表明商朝也属于战车文化，这种文化在公元前1500 年左右，大兴于从希腊到中国的各文明古国。
陪葬商王的还有许多贵族或随从以及各种人殉，通常一次有几十甚至几百号人陪葬一。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商朝属于奴隶社会。不管怎样，当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商王先祖可能只是沟通神人的祭司，但经过大约500 年后逐渐发展为拥有崇高威权的君主。这样看来，中国建立并接受大一统国家的传统便可以上溯到极古的时代。
权力模式的起源
中国上古政治集权的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各种有趣的理论给予了不同的解答。商朝统治者很有可能是通过垄断青铜冶炼技术、青铜武器和车马而攫取权力的，但可能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国的家庭模式很容易产生专制主义、另外，中国人经常需要团结起来抵抗游牧民族的入侵― 如长城即表明厂这一点― 这可能也促进了大一统专制国家的发展。有些学者指出，为了治理黄河，修建排水和灌溉系统，需要大量人力的协作，这也是中国产生集权政体的一个原因。为完成上述工作，必须有少数人来指挥、协调大众。有人认为，只要有大规模治水工程的需要，就会产生像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那样的独裁政体，或日“东方型”社会，即专制统治者高高在上，通过官僚阶级来统治众多的农业人口。
大禹（夏朝的建立者）治水的神话与这一理论恰好吻合，而协力治水确实发生在中国产生第一个帝国的前夜。但实际上专制政体是在商后的l000年中建立起来的，那时的农业生产更依赖于雨水而非灌溉。因此所谓“治水”理论仍难以解释商朝大一统集权政体的产生，尽管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种权力模式在后世一直延续下去并得到了加强。
五、西周
周朝
周族约在公元前1050 年灭掉了商朝，在此之前他们居住在黄河大转弯的渭河流域。他们的都城在今天西安市附近。尽管周人是农业民族，他们与西北牧羊为生的“蛮族”相邻，在文化卜也与商朝迥然有别。旧石器时代的黑陶文化，直到周人灭商时在渭河流域似乎仍有保留。
周显然曾是商朝的属国，负责保护西部边境，但经过文王、武王及武王之弟周公的努力，最终推翻了商朝，势力到达华北全境。其实，广泛分布的西周遗址表明周在克商之前，其势力范围已从渭水流域发展到山东东部、满洲南部及长江中下游一带，已经远远超过了商朝。由于当时的交通只能依赖车马等原始手段，要直接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周公在原商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建立了东都洛邑（今洛阳附近），同时分封了大量诸侯国。绝大多数诸侯都是周室子孙或亲戚，也包括一些异姓亲信和奉周朝正朔的地方贵族。这些诸侯分为上下秩序森严有别的公、侯、伯、子、男五等。每个诸侯国其实都是一个小型城邦，它以某一城池为中心，四周为田野。当时分封了多少诸侯国已无从查考，不过到公元前8 世纪时，经过诸侯之间的兼并（另外周边诸侯国亦有新的增加），尚有大约200诸侯国保存下来。诸侯虽然听命于周王，但在本国中却是万人之上的专制君主。这种制度称为“封建”，东亚人也用来指中世纪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很奇怪他们竟用这个词来表示这种制度。我们对西周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后世中国思想家的影响，他们视西周为“黄金时代”，当他们鼓吹政治大一统或强调礼义、道德等统治原则时，往往从那时的制度中寻找依据。这种制度与西欧封建制度确实不乏相似之处，但究其实则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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