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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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这些鸦片运往广州以西尤其是广州以北的内地，但后来改由洋商洽海路从广州运往广州东北的内地。
无能的清政府面对如此猖撅的鸦片走私生意，竟然采取了装聋作哑甚至暗中推波助澜的政策。早在1729　年清政府就下旨禁止买卖、吸食鸦片，1796年又下令禁止国内生产和进日鸦片，并于1800年后一再重申这些禁令。但随着鸦片生意日趋繁荣，政府干脆采取了默许纵容的态度：鸦片贩子钱可通神，所以鸦片亦成为当时官场腐败的又一根源。官员们一来贪图厚利，二来又惧怕会惹恼在幕后操纵鸦片生意的黑社会中人，尽管上面三令互申地禁烟，下面却睁只眼闭只眼，或将一部分贿赂转而孝敬＿［司乃至朝廷。当政府高层而对曝光、讹许和物议而信誉扫地时，他们感到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不再受理走私鸦片的案件1821　年，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命令珠江下游的接货船离汗广州，于是外商开始转向广州东北的泉州等地寻找市场，这种“沿海贸易”比在广东三角洲时还要猖撅，很快在18　世纪30　年代就赶上几了广州鸦片生意的规模。
鸦片生意受到中英两国的一致看好，不但英国的商业扩张依赖于鸦片生意，而且随着中国吸食鸦片人数的增加，在中国还形成了势力强大的走私组织，这进一步导致了政府的腐败：一个多世纪以来，清廷例行从广州的贸易中提取利润以补贴国用，但鸦片生意却只是养肥了私人、巩固了“广东的商业利益户’。与之相类似，英国向中国出口鸦片所获取的商业利润也增强了英国向中国进行长期商业扩张的野心；换言之，鸦片生意进一步推动了英国的在华利益。
但不幸的是，英国此时又因行会商人财力不足而受到打击。当时行会商人中最著名的首领为怡和商行的伍浩官（伍绍荣），其人靠做生意（他甚至通过北美波士顿旗昌洋行的朋友投资海外）而发了大财。不过，伍浩官只是一个例外。大部分行会商人往往缺少资本，并饱受官府的敲诈勒索，因而不得不向东印度公司举债，后者则往往追加资本以买断下一季度的茶叶、丝绸生意。不过，当时并无追查债务的法律机构，所以行会商人债台渐高，但公司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当时外国人对中国官府随意逮捕、拷打人犯亦卜分反感，而由于中英两国对于个人权利与责任的看法不同，两者的法制传统也因此而大相径庭。出于这个原因，在广州的英国人于1784　年以后拒绝由中国的法律来审判英国的杀人犯，美国人于1821　年亦如法炮制。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等于治外法权，但中国方面对此一汽没有明确表态。
英国政府接管东印度公司
自由贸易的倡导者于1834　年成功地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英国在华贸易的垄断，井派遣一名政府贸易督办到广东代理海外商业事项。这时爆发了危机。这位苏格兰籍的督办纳皮尔勋爵，毫无外交经验，对亚洲事务一也不熟悉：他仓促受命，在几乎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却要完成一件儿乎不可能的任务：建立中英两国间的平等关系，并就此结束以往的朝贡制度。清朝的地方官们白然拒绝了建立平等关系的要求。很快他们就中止了中英两国的贸易往来，这正是他们压制外商的惯用手法、于是纳皮尔便散发中文揭帖谴责中国官员无视两国间的商业往来和商业利益。对此满清官员则切断了英方的所有供给而报以颜色。二．纳皮尔勋爵的两艘战舰冲出珠江主航道口，与岸上的清军进行了交火。这时清朝皇帝下令英军归降，否则即用武力将他们驱逐出境、
行会商人和英方的自山贸易者同时呼吁双方让步妥协，这在一定程度上几缓解了双方的紧张对峙局势、纳皮尔辞职寓居澳门后一于1834　年10　月因病在当地去世，他的继任者在此后的4　年中推行绥靖政策，但此时英国内部关于对华政策却产生了两派不同的意见，以查甸？　仃弟巨公司为首的大多数英商均要求英国海军为纳皮尔勋爵所受的侮辱而惩罚中国，并以此为借口迫使中国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以丹特公司为首的对立一方则希望以商业利益为重，主张息事宁人。广东的官员则要求英国政府委派一名官员以负责英国的在华贸易事务。
这样，广州的商业体制到1836　年便土崩瓦解了中外贸易不再局限与广州一地，“公行”又中外贸易尤其是鸦片生意的垄断也被打破了　，行会商人时常因无力偿还债务而破产，东印度公司对中英贸易的垄断也被众多相互竞争的私营者所取代，而拒绝听命于行会商人的英国督办也取代了东印度公司对英国商人的管理。中英贸易成交额增加了，但其中的不法现象也日渐多了起来，
四、鸦片战争
1839　年至1842　年的第一次中英战争是近代史上所谓“帝国主义侵略”最有力的一个例证；这次战争的导火索是清政府的禁烟运动，最终以船坚炮利的英军获胜而告终，其后中国更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无不痛感积弱的中国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列强是如何不堪一击，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则沦入了“半殖民地”封建社会的深渊。
同时，我们在重新审视鸦片战争时，也很有必要将之放入现代历史发展大潮的背境中进行考察。19　世纪时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当时日本的锁国政策相似，均不符合历史的潮流，因而必然会导致失败。正在进行工业化革命的西方诸国，在工业技术、组织管理及军事力量上迅速发展起来，与18　世纪时的欧洲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中西之间的力量对比差距不断拉大，这就势必引起中国与外界关系的重大变化，旧日的宗主一附庸式朝贡关系迟早会被打破。中国不但在军事上积弱不振，而且缺乏诸如科学、个人自由及经济发展等现代观念。其实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如果不是英国，那么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如果中国需要不断进口印度原棉，或鸦片在晚清时的中国竟毫无市场，那么“鸦片战争”也就不会爆发了。但在当时西方大力扩张、中国闭关白守的历史条件下，一场中外战争大概也势所难免：
禁烟运动
清政府很晚才发现鸦片的巨大危害（可惜为时已晚），于是下令禁烟，而这便成为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最好借口二禁烟运动在实质卜可以说是一场旨在维护本国实际利益的道义圣战。
直到19　世纪30　年代，衙门及军队中吸食鸦片之风愈演愈烈，几乎与公开的走私活动一样日渐猖撅，而各级官府对此却不闻不间，这时清廷才如梦初醒卜令禁烟。但此时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二鸦片的流入引起中国自银外流，银价飞涨，财政困难，继而这又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农民完税时需交纳更多的铜钱，而税吏亦无法从中捞取多少油水。不过，造成这一局面的还有其他儿个潜在的原因：首先，当时铜钱体积、重量都只有以前的1　/　3　，于是铜钱与白银的比价大跌；其实，清政府的铜钱铸造数量与年俱增，市场上私钱流行，人们纷纷贮银保值；最后一点，中国白1821　年起白银外流加剧，导致了清廷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在此之前，中国一直都是外贸顺差国，它从日本、马尼拉、英国、美国、印度等地吸收了大量白银：但至迟到19　世纪30　年代，这种顺差局面开始逆转，中国的白银主要通过鸦片生意而大量流入印度。早在此之前，中国方面已明显发觉在鸦片进口中白银流失、但在出口茶叶一时却无白银流入的失衡现象。于是清政府仓促间做出了结论。1825　年一位御史上疏，认为进口鸦片是引起白银外流的罪魁祸首，白银外流又进一步造成了国库的空虚。他的意见得到朝廷上下的一致赞成。
当时鸦片为害之烈，已然难以一举根除。有些具有务实思想的人都赞成和议，主张由官员、士大夫、士兵负责禁烟，但同时寓禁于征，并采用物物交易的方式来防止白银外流。1836　年5　月，当时魏源在京师翰林院任职，这一意见得以上奏道光皇帝，并交呈厂‘州政府照章办理，而且很快就被有所预感的外商所知晓。广州地方政府于1836　年9　月h　疏表示遵行，但在北京，主战一派逐渐古了上风：清廷在宣布鸦片生意为合法的4　个月后义废止了这一法令，于1837　年至1838　年在广州查禁鸦片生意，但广州的鸦片走私生意禁而不止，反而吏加猖撅起来。1　838　年下半年关于是否禁烟的朝议也未得出什么结果，但到年底，道光帝最终下定决心全面禁烟，决定凡是种植、买卖、吸食鸦片者，一律格杀勿沦二这项法律于1839　年颁行，其矛头所指，也对准了在华的外国商人。
此时，广州的这场禁烟运动已然捣毁了不少鸦片走私巢穴，也处死了不少鸦片贩子，并于1838　年、1839　年之交的冬季里达到了高潮，使得广州的鸦片生意几乎难以为继。但这一运动反过来又刺激了沿海走私生意的发展，外商的武装走私活动反而愈演愈烈。当时英国政府认为政府“不应帮助或限制走私者的活动”来进行干预，于是禁烟运动只得由清政府单方面来采取行动了。回顾历史，有一点很清楚，清政府希望通过禁烟运动达到两个目标：根除鸦片之害，维护万邦来朝的天朝上国地位。广州的官员一再拒绝绕开行会商人直接与英方贸易督办进行联系，并且居高临下地要求后者保证永不从事非法贸易活动。这样中英两国间的贸易合作便无法维持下去了；东西两个世界相互对峙，而中国人的禁烟运动因之也演变成为一场英国反抗朝贡制度、要求外交平等的斗争。
林则徐在广东
历史选择了林则徐（1785　一1850　年）来领导禁烟运动林则徐主张“通经致用”，为官清廉，政绩出色。他于1839　年3　月10日抵达广州，紧接着便派人翻译外文书报，节译出瓦特尔（Vatte上）的《　国际法》　一书中有关政府如何管理对外贸易的章节。林则徐还向维多利亚女王致书两封（从未发表过），告诉女王“如果有外国人来到英国贩卖鸦片并引诱英国人购买吸食，女王想必也会对此深恶痛绝　”
林则徐计划捣毁广州国内鸦片商的运输和销售体系，这个计划成功地得到了实施。以武力镇压外商本非林氏的初衷，更不用说挑起中英两国间的战争了，但他很快发现，要使外商交出库存鸦片非得使用武力才行，于是在3　月24　日上下令封查十三行附近约350　名外商居住的地区。外商雇佣的中国仆役被剥夺，但供应照常，这种情形维持了大约6　个星期二英关烟贩上缴鸦片后，林则徐解除了查封命令，并且将这些鸦片当众销毁。这次共销毁了大约2　万箱英商的鸦片，但是这一胜利很快就化为鸟有了：首先，中国的鸦片市场已经崩溃，中国及从印度流人的鸦片每年却达5　万箱之多，使本来就获利无多的鸦片贩子几乎未受多大损失；其次，英方商业督办接管了这些鸦片，于是虎门销烟成为中国对英国的挑衅行为，正如开弟巨对查甸所云：“中国人已落入陷阱，他们必须为此向大英帝国付出代价。”林则徐查办英商自是符合大清帝国作为天朝上国的一贯做法，但从世界近代历史的角度来看，林氏的禁烟举动却正好成为英国政府发动对华战争的借口。
由于两国司法制度不同，1839　年7　月一名酒后闹事的英国水手杀死了中国的一名村民，中方一要求英方交出凶手，英方则拒绝用中国的刑法来审判英国公民。随着双方分歧的加剧，中西冲突又从鸦片生意蔓延到了外交及司法领域，而中国对外关系的传统格局因之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动。
在中方的压力下，英国人安全撤离广州到达澳门，于1839　年8　月又迁到了香港。香港与九龙半岛只有一水之隔，面积约有30　平方英里，当时人烟还很稀少。中英双方敌意渐增，谈判期间时有小规模冲突发生。1839　年10　月两国于海上首开战火，但广州的外贸业务仍然照常进行。美国的旗昌洋行与行会商人伍浩官一向往来密切，他们联手控制了在美国旗号下的对英茶叶出「J　生意。同时，鸦片商依仗武装保护，在林则徐难以顾及的广州以外地区照常活动。184D　年夏，英国远征军来华攻古了舟山和天津大沽口并要挟清政府进行谈判，这清楚地表明，林则徐禁烟与维持广州贸易体制的努力都落了空。当年9　月，林则徐被道光帝革职，而英国则准备通过武力进一步在中国建立起殖民地。
战争与和谈
清政府军备陈旧，战斗力落后，因此在仓促应战时节节败退。当时清军的练兵有名无实，只是虚应故事罢了，有时为剿匪或镇压起义，不得不从好几个营团中抽调人马，这就使得军营中士气低落，军心涣散，难以具备大规模攻敌制胜的作战能力。由于清兵训练不足，军纪松弛，他们平时对百姓作威作福，但在交战时则胆怯无能，一触即溃。
清朝的海军更是暴露了清政府的屏弱无能。清朝海军向来缺乏海上机动作战的能力。沿海各省的水师只是用来维持沿海某些地区的安全与秩序，而且由于各省制度不同，又缺乏远航及协调作战的能力，清朝的水师不过是一种海事警察部队而已。海盗们往往流窜各省海域以逃避水师的缉捕，而饱受海盗骚扰之苦的省份亦往往追之不及而徒唤奈何。清朝水师拥有的舰只始终很少，大约只有300　吨的总吨位和100　英尺的总舰长，在役人员不过100　，大炮只有6　门，而此时商用帆船的承载量已达1000吨之多。这样的水师肯定是抵挡不了19　世纪的西方海军的。
英国为了惩戒清政府，派出一支人员只有几千但武备精良的机动部队。中国的战船还停留在弓箭加陈旧火炮的阶段，沿岸泡台亦装备落后，调拨不灵，面对叮以抗风、抗潮、配有救生筏和堡楼的英国战舰简直是不堪一击。结果英军不费吹灰之力便攻下厂广州至上海各个沿海重镇。英国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利用海军优势建立起中外关系的新秩序。他们想在中国谋求一个商业基地，如香港。
在鸦片战争的第一阶段，林则徐的继任者皇亲琦善，于1841　年7　月与英军签订了和约，允诺割让香港、向英军赔款、重新开放广州。这个和议很快遭到清廷的否决，而中英两国政府态度均很强硬，遂使战事再次升级）1841　年5　月，该季度茶叶装船后，2400名英军袭击了广州，但获得日厌）万元赎城费后即撤去了军队。英军在撤至三元里时受到当地群众的袭击，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一次胜利，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一事件标志中国人民现代意义上爱国精神的第一次觉醒。
在鸦片战争第二阶段，英军占领了厦门、舟山、宁波等沿海地区。1842　年春，英军援军到达，攻古了上海、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处的镇江之后又进逼南京。清兵多方进行反攻，诸如停止中英贸易、调集广州地方团练、封锁河口港日、改造战船并从各省调兵增援，但均为英军所击败。1842　年3　月清军反攻宁波，但由于领导无方、组织不力加之军备落后，仍然遭到了失败，另一方面，负责守御的满洲八旗部队，尽管勇气可嘉、宁死不屈，但也未能逃脱溃败的命运。
新任英匡全权代表璞鼎查在英军大获全胜的情况下与清政府进行谈判，满清政府为求自保不得不向英军求和。清朝的皇帝作为异族征服者的后裔，对“勾结外夷”的汉奸格外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