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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变迁-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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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造成的国力下降
清政府的税收制度更进一步导致了政府的僵化失灵，原因是19 世纪中期清朝官场中沉崖一气的贪污腐败耗尽了国豁民财。官员们横征暴敛以中饱私囊，这种损公肥私的行径不仅反映了满清官场的人治瘤疾，说明当时的财政收人并不完全都以货币形式支付（有些是实物或劳役），并未形成预算与审核制度，也反映出当时存在于川中国各阶层的复杂人际关系。国家税收并无确定数字，须视纳税者、税官及其上司乃至朝廷等多方的利益互动关系而定。收受贿赂亦已然成风，当“外敬”的数口大大超过法定的俸禄时，腐败现象便真正不可收拾了。
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数字只是极为粗略地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是如何搜刮民脂民膏的。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之时，朝廷、官府和百姓还可相安无事，但当统治腐朽黑暗之时，政府利益与地方缙绅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镰了。地方上的地主阶层本能地要谋求私利，如果不加限制，这就会使百姓不堪重负而份致政权失去“天命”走向灭亡：官方报呈朝廷的表章文书实际上蕴含了地主、官府与百姓这三者之问愈演愈烈的利益之争。
例如，在产稻基地的长江上游地区，土地税主要包括两项。其一为按16 岁至60 岁男丁人口和土地面积征收的固定复合赋税，不过1700年以后则改由各级政府交纳固定份额的赋税。其二为贡粮，亦按一定份额，以钱或实物的形式上交朝廷。负责收税的官员不但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而且挖空心思通过收税作弊来中饱私囊，其手法堪称厚颜无耻，如通过“库耗”的名目私扣公粮，或将贡粮折成超过实值的银钱、或提高纹银与铜钱的折兑率来盘剥百姓。苛捐杂税和库耗往往高达原来赋税的10 倍之多，这些民脂民膏大都由地方官府和缙绅及上级政府三者之间分肥，他们狼狈为奸耗尽了农民的“血汗”。至于差役青吏，他们通过征收关税、通报钱或下乡揩油，亦可分得一杯羹。
这些“制度化”的腐败现象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地方官与地方大家巨族的狼狈为奸。一般说来，大地主往往身列婿绅，赋税负担较一般农民为轻，这就使得农民的负担更为沉重，而赋税制度也无法发展为累进式的现代税收制度。愈是富有的家族就愈有可能与官府结成良好的关系，而地方上获得功名的人，即便他们本身不是地主，但由于他们在官场中的势力，差官税吏也不得不予以优待。这种劫贫济富式的税收政策在各省地方志中都可以找到不少记载。如富户交纳4000文钱可抵4 斗粮食，那么一般农户就需交纳2 万铜钱。衙门中的差役亦乐于替地主效劳向农民催租收税。结果，农民为了减轻赋税负担纷纷投靠豪门富户，而富户亦乐于将农民控制在自己的羽翼之下以便剥削他们的劳动成果。这样，地主、缙绅阶层中饱了私囊，但国家税收却遭受了损失，而小民面对地主与官府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我们在上文中总结了19 世纪初中国农民之所以贫困的几条原因：首先，农民缺乏改善生活的经济资源（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其次，劳动成果分配不公，农民饱受地主和官府的盘剥。这儿项原因当然并不相互排斥而是互相影响的：
二、学术与思想
“今大学派”与“经世学派”
白莲教起义（17956 一1804 年）之后，王朝的衰落之势也波及到了上大夫阶层。他们熟读经书，深通国家兴亡之道：腐败与农民起义促成了前代各朝的夭折，清朝又怎能例外呢？
这种忧患意识促进了新型学术思想的发展。至19 世纪时“汉学”学派已成为学术正统，不过此时又出现了两种重要的学术思潮。其一即为“今文学派”。汉学学派正如其名字所显示的，以东汉典籍为研习对象，并将后世发现的“古文”经书奉为圭皋。不过，到了17 世纪末期，古文《 尚书》 被证明系后人的伪作或篡改而成，因此又出现“今文”一派，将东汉之前的典籍奉为正宗，认为它们要比后世发现的“古文”经书更为古老因而也更为可信。同时，“今文学派”的学者还在“今文”经书中，尤其是在《 公羊传》 一书中，发现不少在19 世纪的中国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思想。简言之，《 公羊传》 一书中的变革思想成为当时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这为19 世纪末对传统思想的全面清点和开放国门做好了铺垫。不过，“今文学派”运动直到19 世纪90 年代仍然处于酝酿阶段。
19 世纪出现的另一思潮代表为“经世学派”。这一学派同样为前代思想的复兴，即反对直觉认识、玄学思考和形式主义，主张学以致用。清王朝的衰落，重新引起学者们对统治政策及其施行状况的关注。清代朴学虽然囿于对古代尤其是古代文字的考察，不过也记录了不少前代统治制度的详细情况，诸如祭礼、丧服、交通工具乃至头饰马具的式样等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一学派对于如何解决晚清时种种迫切的社会问题却显得一筹莫展。随着晚清颓势愈显，学者们就像明清之际的学者一样，开始对社会进行反思，同时对学者的皓首穷经却不通世务也大加批判。顾炎武的著作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经世致用”的口号风行一时。不过，这一学派的领袖人物仍然以维持帝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为己任。魏源即是这一学派中的代表人物。魏源原籍湖南（ 1794 一1 857 年），属于思路开阔、讲求实际的新型士大夫。他在北京时曾研习宋代理学及汉学（古文学派）； 他对这些正统学术研究的批判促成了“今文学派”运动的产生。〕 他还主张学者须讲求通经致用，学问要用来解决当代迫切的政治问题。大运河停运后，魏源于1825 年著文主张通过海路将贡粮运至京师。当时的江苏巡抚服膺其说，于1826 年把魏源的主张诉诸实践，将巧。船的贡粮从海上运至天津，但只实行了一年便停止了。在19 世纪30 年代，魏源还曾致力于改革淮北盐务，后又于19 世纪50 年代亲自掌管该地盐务，政绩卓著。可以说，魏源是一名实于型的学者。
1826 年，魏源应邀主编《皇朝经世文编》 ，其中收录了2000余种有关经济和政治的文章。这成为后世此类丛书的雏型。为了引起士大夫们对时局的关注，随后又出了10 余种续编或补编。魏源在此之后又入两江总督幕，得以接触到诸多珍贵文献，如未经发表的奏章、论著、卜疏及议案等等。在此基础上，他编撰了《 圣武记》 一书，其中回顾了满清对中原、蒙古、西藏、新疆和台湾的征服历史，以及清兵与俄罗斯、缅甸、越南及自莲教徒作战的赫赫武功）此书成书于1842 年，止是中英《 南京条约》 签订之时。
像魏源这样关注时局的士大夫还有一些，但不幸的是，这样的人太少了：满清政府一方面网罗文人学者，但同时又排除异己，这就使得清初充满生气的政治思想渐次摧折，沦为摘句寻章的考据之学。学者们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思想仅仅局限在词源或训诂的考据上，学者们的天才都耗在了史传经书文章之中。像阮元（1764一1849 年）就是一名典型代表。：他是一位著名的藏拓家，于1817 年至1826 年曾出任两广总督。他一生多次出任各省总督或巡抚，兴建了多所藏书楼与书院，刊印了至少十几部大型著作，如古玩训录、诗集、十月经注疏、珍稀古籍汇编等等。阮元出任两广总督期间，与时中英冲突正在酝酿之中，他又兴建了一所书院，井主编了广东省的地方志，印行1366 卷180 种经文注疏汇编，又发表了白己作的约50 卷诗歌、散文及书话，还刻印了江苏诗人的183 卷诗集。另外，他在绘画、算术及金文、石鼓文等方面也有独到的造诣：）做这些事情时，他正在广东的最高行政长官任上，负责中西的外交往来，因此他在西方咄咄逼人攻势之下一味妥协、避让，也就毫不为奇一了。
西方在中国的形象
有阮元这样的文人士大夫为榜样，一般的正统知识分子就很少有机会和动力对域外国民产生兴趣。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其中不乏谬误和歪曲― 已然深人民心，并且形成了中国人对19 世纪欧洲国家与人民的知识，并且以讹传讹，乃至成为定论。除此之外，惟一的信息来源便是来到广州的西方人，但这些人数量很少，而且多为商界人士。由于缺少准确的认识，19 世纪早期的中国人在打量欧美人时，套用了以往几千年中与亚洲各国往来的模式。如亚洲腹地上的草原游牧民族不断兴衰变迁，也一再变换名称与地域，故来华做生意的西方人在中国的记载中被描述成像幽灵般往来飘忽不定的人。中国人还搞混了西方各国的名称。如在阮元主持编写的广东地方志中记载，非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是明时居住在锡兰与马六甲之间的一处蛮夷，葡萄牙位于马六甲附近，英国即是荷兰或为后者的属国，法国人原为佛教徒，后改信基督教＜当时中国人普遍认为基督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而法国即是葡萄牙云云。
看来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了解西方没有什么兴趣。当魏源等杰出之士试图了解西方时，他们不得不求助于西方著作的译本。时人对西方一无所知，当西方开始横行中国时，中国人才发现，中为年来对付外夷行之有效的那套办法突然失灵，丝毫不起作用。
三、广州贸易体制的崩溃
国家贸易与私营商人
印度的私人企业从一开始便是东印度公司一个不可或缺的业务领域，公司通过它们与当地发展贸易并赚取利润。这种私营企业采取所谓“国家贸易”的方式，即由私人业主在东印度公司的授权范围内开展贸易活动这种形式首见于印度及邻近地区，英国公司将在加尔各答和伦敦均可汇兑的汇票转售给英籍或印籍的“国家贸易”商人，利用后者的利润来发展本公司的汇兑业务二为一了争取更大的商机，“国家贸易”扩展到了东亚。例如，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孟加拉的鸦片供应，然后通过拍卖形式将之转手给“国家贸易”商人，后者再取道马六甲海峡和印度尼西亚将鸦片转销到国外。英闰人和苏格兰人开设的私家商行为这种“国家贸易”活动提供了方便，他们组成“销售局”，不仅投资造船业，而且也一手操办了货物、船只、仓库、保险及收取佣金的私人交易等业务：这种方式正好介于英国的商业、财经和工业扩张与现代国际贸易活动之间的分水岭上。
印度的“国家贸易”很快做到了中国。早在18 世纪80 年代，积极进取的英国人为了逃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控制，已然在广州开始充任欧洲各国政府名义上的代表。这在后来成为一项定例，如1823 年，詹姆仁、开弟臣（JameS Matheson ）担任丹麦领事，托马斯？ 丹特担任萨一丁岛的领事：担任这一职务获利甚丰，无需多少资本，但需要极大的事业心与创造精神。这样，丹特、升弟臣及其他在广州的英国人很快就有了自已的舰队，成立了保险公司，并开展了银行业务。东印度公司于！ 813 年停止了对英国在印度的贸易垄断后，原先的业务交由“销售局”办理，而私有业主往往即是这些机构在远东地区的联系人和主顾，反过来这些销售局又成为大英帝国在全球进行经济扩张的首选利器。在这种扩张过程中，“国家贸易”于1817 年后古据了英国对广州进「份额的3 / 4 ，迅速完成了两项工作：首先，它为印度的产二品找到了销售市场，并将利润源源汇上印度；其次，它继续为东印度公司购买中国茶叶一提供资金，英国政府在此项生意中通常能获取很大的利润。
中国方面的商业利益也相应地增长起来了。不过，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广东是中国南方手工棉纺织．钻及茶、糖的一个集散地，其中棉纺织品大多为“南京布”，因为当时中国的棉纺织业中心主要分布在苏州和松江一带。这些出口商品不包括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内，而国内生产则主要面向中国国内大众的消费。直到19 世纪，印度都是从外地进口棉花再转销到中国，这是印度“国家贸易”的主要进口、业务。行会商人就像一个漏斗，他们从华中原产地的游商手中买来茶叶、蔗糖后又转手销往外地。当时从江西到广东的货运主要依靠驳船或苦力搬运，广州的贸易额相对说来虽然不大，但它在积累资本、培养商业精神及商业利益等方面都古据着重要的地位。“广东的商业利益”成为当时制定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鸦片生意的繁荣
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吸鸦片，这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英国在中印鸦片生意的繁荣，由于鸦片属于服用上瘾的毒品，它的社会危害远比今天在英国谈虎色变的杜松子酒要大得多。婴粟在中国一早已有之，其麻醉药效亦为中国人所认识，但直到烟草于17 世纪从美洲经马尼拉传入中国后，中国人才开始“抽”起鸦片。18 世纪晚期时每年大约有1000箱鸦片从印度运往中国。从1800 年到1821 年，这个数字达到每年4500 箱，到了1838 年更增至每年4 万箱（注：每箱大约载重133 磅）。当时耽于阿芙蓉癖者逐年增加，这与上文提到的人日压力、生活水平的下降、政府的腐败及民众的不满反抗情绪无疑有很大的关系。总之，当时的中国呈现出民心涣散的时代精神：吸鸦片是当时中国人、尤其是衙门青吏差役这些与大众打交道的官府代表的一个精神表征。
当时英属印度的财政收人中有5 ％一10 ％为鸦片生意的利润，这也是中国鸦片成患的一个幕后原因。尽管孟加拉的鸦片种植受到东印度公司的控制并由政府以拍卖的形式销售给加尔各答的私营鸦片商，但西印度的鸦片生意却不归东印度公司管辖，并且一度还对孟加拉的鸦片生意构成竞争威胁。不过到了18 世纪30 年代，东印度公司已控制了印度各船舶港口（如孟买），这就使它通过抽取转口贸易税而大发其财。同时，孟加拉与西印度之间的商业竞争也推动了鸦片的增产与降价。在华鸦片商通过因供求变化而产生的价格波动，可以获取丰厚的商业利润。1821 年以前，一箱鸦片可以卖到1000乃至2 000墨西哥银元，便宜时也可卖到700至上1000银元。这种投机生意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外商开始使用原始的快船（Clinper ships ）运货，力争赶在竞争对手的前面。他们将运到的鸦片装到“接货船”上，船上往往设有重兵把守的浮动货舱。中国本国的鸦片商人则组成经济人伙房，通常由十几人组成，每人均参股筹集资金。他们使用的走私船往往备有武装，船上的六七十名桨手（中国人称之为“飞龙”或“快蟹”） ，通常兼任脚夫负责从洋商的运货船上装卸鸦片。到18 世纪30 年代时，广州的海域上大约有25 艘接货船及一两百艘“快蟹船”。起初这些鸦片运往广州以西尤其是广州以北的内地，但后来改由洋商洽海路从广州运往广州东北的内地。
无能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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