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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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元时中国与欧洲的接触远远不及与西亚接触之频繁。蒙古人征服亚洲为阿拉伯人的贸易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阿拉伯人的商队从巴格达经陆路到达北京，或走海路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到达泉州等中国南方的港口。尽管大多数中世纪时的阿拉伯人不为欧洲人所知晓，他们实际上与东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蒙古时代最为详细的游记是由伊本？　拔图塔（Ibn　Batuta　）所撰写的，他在1325　年至1355　年之间漫游南亚地区，在阿拉伯人的商道上旅行时，曾多次在当地娶妻成家。他自称在中国遇到了一个阿拉伯人，并几在撒哈拉沙漠上还遇到过后者的弟弟。
在蒙古的强盛时期，俄罗斯、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都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冲击，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世界l000年后，此时中国的文化开始涌人西方，如火药、纸币、印刷术、瓷器、纺织品、纸牌、医药和艺术题材等等。波斯和阿拉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深，经过他们之手中国文化又辗转传入了西方。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受到阿拉伯、土耳其文化的很大影响。伊斯兰教在中国扎下了根，而基督教却未能做到这一点。伊斯兰教在甘肃和云南一直都有很大影响。在泉州和广州等地阿拉伯人并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并在其首领领导下在中国生活。
元代的中国文化
尽管元时中国与西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和蒙古人的统治一样仅仅触及到中国的表层，像科考等传统制度未能全面发挥其作用，可是也没有找到可以取而代之的制度。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许多中亚人，像党固人、回人、聂斯脱利派僧侣和穆斯林，后来都成了儒家学者或完全汉化的书法家和画家。在蒙古人的主持下，元代史官编撰了《　宋史》　、《　辽史》　和《　金史》　。此时中国学术并未取得多么辉煌的发展，但也没有衰落下去。另外，元代山水画的艺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随着白话的兴起，元代产生了两种新的文学样式：杂剧和小说。这两类文学作品为了接近当时的都市观众或读者，均采用了门语体的创作方式。元朝政府的浩令亦使用类似口语的文体，以便于没有文化的官员能理解浩令的意思。汉族官员由于仕途渺茫，其文学修养无有用武之地，于是他们转而将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上来、金时的北京和南宋时的杭州在12　世纪时都是戏剧创作的中心，当时创作的剧本流传至今的犹有近l000部之多。元代以后的许多杂剧都印刷成了剧本。杂剧的主题均为典型的中国风格，大都涉及感情与忠孝节义等社会道德的冲突。
　
中国的戏剧类似歌剧，在乐队伴奏下载歌载舞进行表演。像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戏剧一样，杂剧的布景和道具十分简单，为弥补这种不足，杂剧演员创造了大量程式，通过手、眼、衣袖来表示登山、下楼或上一马等动作。剧中女角多由男演员饰演，他们的假嗓演唱，妙曼的舞姿和优雅的手势格外受到观众的欢迎。浪漫的情节，出众的演技，幽默的对活，华美的行头，再加上激烈的打斗，便形成了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都市艺术形式。
杂剧是大都市的产物，而小说却是由说书人向下里巴人讲述的故事。唐代的宝卷、传奇渐渐演化为历史故事或纯系想像的爱情、惊险故事，在说书先生那里又发展为长篇大沦、结构松散的“萨伽”（　saga　）式故事。这些游方说书人的提词本便是这些章回小说的最早成文形式，后经不断加工逐渐成为早期的小说。这些话本小说多为鸿篇巨制，主人公往往为下层百姓或军人，其语方通俗易懂，'　J　当时的自话f　一分接近）后期的话本小说大多为文人的个体创作，不过他们往往用化名的方式隐藏起自己的真实身份。尽管儿部成熟的重要作品大多出现于明清，但其雏型却可上溯到元朝或更早的时代。小说后来成为中国有阅读能力者所喜爱的一种文学样式：尽管正统学者对此不屑一顾，它却成为一种主要的文学样式，其中蕴含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杂剧和小说在元代的兴起，不仅说明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何等强大，同时也反映了在蒙古人统治下上大大阶层的没落。
第08章　明代的国家和社会
一、汉族文化中心主义
明朝（1368　一1644　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这时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生活着大约1　亿人民。由明人清后产生的种种变化亦未给中国社会带来如何大的波动。满洲人在1644　年人关攻破北京城后征服整个中国。不过这场战争及其造成的破坏，与欧洲30　年战争（1618　一1648　年）那种有组织的烧杀劫掠相比，只是小巫而已。不管怎么说，明朝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极为稳定，以至于在清兵人关后的267　年（1644一1911　年）间几无大的变更。可以说，中国在满清两三百年间是循着传统格局向前发展的。
不幸的是，在此期间欧洲却经历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现代化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的兴起、法国大革命和产业革命及随之兴起的全球性扩张和新世界的发现。在中国很难找到与之完全对应的历史事实。此时的欧洲风起云涌，正席卷整个世界，而中国对此却茫然无知而完全置身局外，乃至进入19　世纪时，不仅在物质文明和工艺技术上，而且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都落在了西方的后面。东亚长期稳定的局面带来的只是落后与贫穷，与欧洲相比不免相形见细。不过这并不表明明清两代便是历史的倒退，此间取得的成就亦不容否认。如果能更好地了解这几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我们应能发现不少的革新和发展。中国社会远非停滞不前，不过与西方相比其步伐较慢，程度较浅罢了。中国人向来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这是造成中国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社会领袖均致力于维护传统，任何新生事物都必须纳入传统的模式之中。西方人自19　世纪起信奉的是进步的理想，而明清时的中国人却唯恐越过古人的雷池一步。
对汉、唐、宋的推崇同时也加剧了汉人对蒙古人的深恶痛绝。而这种对异族统治的憎恶更导致了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这种心态到后来逐渐发展为对中国以外任何事物的漠然态度。在逃避外界的同时，中国人日益“内转”，本国事务成了他们注意力的焦点。宋时好古的艺术风气和史学研究的兴起已经预示了这一点、从此时起，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憎恶和轻蔑，以及一味关注本国事物的狭隘视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族中心主义思想这种心态操纵了中国与外界交往时的做法，使之面对外界的刺激时，无论在思想上或心理上都无动于衷。这种心态与现代民族主义颇有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很大的差异。民族主义者之所以宣扬本民族的特色与优越，是因为他们碑醉怕受到别国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故而民族主义是竞争精神和危机感的一种表现。民族主义思想通常由是同一文化圈子内的亚文化集团（尤其是某一方言集团）提出并以此来与其他亚文化集团相抗衡。像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各民族国家的兴起便是一个例子。与之相反，中国从未感到在文化上低人一等。他们也许担心被异族征服，但从未想到过他们的文化会被外族文化所同化。因此，中国的仇外思想是与高度的文化优越感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它在军事上弱于那些“化外之民”；　中国也是作为一个巨大的“天朝上国”而非亚文化集团做出回应。基于这些异同之处，我们把中国的民族主义称为“文化中心主义”，以此说明在中国人看来，构成“我”与“他者”之区别单位的是文化而非一种文化之下的国家。
造成这种心态的深层原因是由于中国一直都处于大一统的政治模式之下：与欧洲各国相比，中国具有一种惊人的凝聚力。这一凝聚力并非是由地理条件造成的。中国皇帝的圣旨从京城传到广东、云南、中亚或西北地区，快马也要走一个月，其幅员之广超过了欧洲。所以，这种凝聚力只能从制度方面人手，从既定的社会思想和行为方面来加以解释。中国的国家和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中华帝国两者是相等的关系。如果罗马帝国未曾灭亡而各民族国家亦未在欧洲出现，大致便是中国这种情形。总而言之，明清两代时的中国文化与政治结为了一体，这使得中国统治者对外来事物抱有一种冷漠、有时甚至是憎恶的态度，而“文化中心主义”思想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
二、明代的统治
明朝的建立
元朝皇族内部的争权夺位进一步加速了元朝的衰亡：1333　年后北方连续15年发生饥荒，紧接着黄河又泛滥成灾，饥荒和水灾耗尽了国库的储粮。到了14　世纪4O　年代，几乎各省都爆发了起义。1351　年至1353　年，几大起义领袖开始为争夺“天命”的归属而一争雌雄。有的人自称为宋室后裔，有的人则利用宗教预言自称为弥勒（未来佛）转世，其余人也利用秘密会社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其中最有名的是白莲教，该组织源出12　世纪早期的天台宗佛教。白莲教和其他反杭朝廷的组织一样，不得不秘密进行活动。
朱元璋（1328　一1398　年）是最后的胜利者。和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一样，他出身平民，但“时势造英雄”；　最终成为了“天子”。朱元璋祖籍安徽凤阳，幼年失估，曾人佛寺做和尚，这给了他一个识字的机会。他曾一度靠乞讨为生，但在25　岁（1352　年）时他加人了义军。（他可能也加人过白莲教，但他上台后否认了这一点，这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不明智的先例。）
朱元璋率领军队越过长江并于1356　年攻下了经济中心长江三角洲附近的战略要地―　南京。在击败了长江上游和下游的其他政权后，他于1367　年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地区二而此时蒙古将领们却忙着自相残杀。1368　年朱元璋攻古了北京，但仍将国都定在南京。他建立了明朝，年号“洪武”，后来也一直沿用这个年号。自此以后明清两朝的皇帝均只使用一个年号，故年号往往可以代表某一皇帝（如朱元璋又称为“洪武帝”）。
其后的永乐帝（l403　一1424　年在位）也是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他是朱元璋的第四子，早年封为燕王，后起兵推翻了其侄建文帝的统治。他发动了一场毁灭性的内战，并在43　岁时攻下南京登基称制，史称“永乐帝”。
南京是太祖、建文帝两朝时的国都，城高60　英尺，周长有20　多英里，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城市。永乐帝于1421　年迁都北京，以南京为陪都。永乐帝兴建的北京城比元朝的大都还要宏伟，主城有4O　英尺高，周长超过14　英里，沿城设有9　处重兵保守的城门。京城中央为皇城，周长约有5　英里。皇城之内是红墙高耸的紫禁城（即宫城），四周围绕着约2　英里长的护城河。紫禁城内的皇宫位处京城南北中轴线上，以白色大理石铺地，上覆黄色的琉璃瓦。当年的这些雄伟建筑，大多至今仍完好无损，成为昔日帝国留给后世的最好见证。
明代的专制统治
明朝十七帝的统治大约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上）　洪武帝时的草创与巩固时期（1368　一1398　年）；　（　2　）永乐帝时的扩展与建设时期（1403　一1424　年），及其后任者铺张奢靡的时期；（　3　）历时100　年的衰败时期；（　4　）　16　世纪下半叶的改革时期；（　5　）　17　世纪早期的矛盾激化和最终崩溃阶段二
这是明清之际一些儒家学者在明亡国后总结出的看法。他们在入清后对明朝的灭亡做了伦理道德上的解释，分析了历代明朝皇帝的个人缺点、官员的失策及摧毁了官僚制度的朋党斗争。今天，我们大约会将之归咎为皇帝至高无上、缺少宪法制约等原因。权力全部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他要么是个仁慈的专制者，要么就是个暴君，或者就是凭一己的喜怒，将朝政大事交由宠臣处理。明朝的统治必须靠伟人来领导，否则就会全面崩溃。
朱元璋在位30　年，他的统治对明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他的个性尤其值得我们研究。从画像上看，洪武帝相貌丑陋，脸长得像猪。他少年时生活很艰辛，做了皇帝以后性格孤僻而严厉。他节俭成癖，经常处于恐惧和怀疑之中，有时’还会疑神疑鬼、大发雷霆。他变得冷酷无情，常常为些细微过错而大开杀戒；〕　他在遗沼中写道：“联登基三十一年来，战战兢兢代行天意，无日或怠”；这种妄想狂症状应该能够解释明朝时集权统治发展的原因吧。洪武帝是通过自我奋斗获得成功的一代雄主，所以他将大权都控制在自己手里；可以说，他把自己的个人作用制度化了。
洪武帝在1380　年击败了针对首相的一场大阴谋后，废除了前代的中央统治机构中书省。自此皇帝可以完全为所欲为了。制度上的变化使明清两朝的统治更趋专制独裁。洪武废除宰相一职而代之以“大学士”，后者处理每日的奏章、公文（往往一日上百）并代草御批。“大学士”一职渐渐形成制度，地位在六部之上而类似一种皇帝的内阁，但他们只能奉皇命行事，自己手中并无实权。
后来另外有种人攫取了极大的权力，这就是宦官。洪武帝曾严禁宦官干政，并在宫里立了一块3　英尺高的铁牌，上书：“宦官不得干预政事。”他对宫里宦官的人数、品级、职务、衣服式样都作出了规定，不许他们处理奏折，有言及朝政者一律斥退，并且规定宦官都必须由不识字者担任。不过，宦官终究是所谓“内朝”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皇帝以此来防止后宫出现丑闻，但在宜官呵护、教育下长大的幼主经常会宠爱、信任身边的宦官，这样宦官在宫中的职权便有扩大之势，其影响也渐渐渗透到了整个朝廷。1420　年宫中为宦宫建了一所学校。此时宦官的人数已有数千之众。他们成立了“东厂”，只向皇帝负责，主要负责搜集政府官员的秘密档案。事实上，他们成为朝廷之外的又一秘密机构，与今天的情报特务机关不无相似之处。这是因为宦官是宫中之人，不大可能为了家族利益而结党营私，而且他们完全依赖他们的主子，比百官更有接近至尊的机会，因此深受皇帝的依赖，常常出任钦差甚至监军，或出京督察各省政务。有明一代，宦官与大学士之间的权力斗争（即所谓“内朝”与“外朝”之争）经常发生。
皇帝之乾纲独断还体现在“廷杖”制度上。洪武帝曾效仿元朝的做法，当众用竹杖责打犯过失的官员。在太祖在位时曾有12　位官员因被怀疑在贺表里用双关语诽谤当朝而遭此羞辱。这种做法违背了孔子“刑不上大夫”的古训，故有明一代虽然大捧四书五经，实际上却违背了经书的精神。
　
朋党之争是明朝又一引人注目的现象。不同集团的官员常常为一件小事而兴师动众，抨击对方的同时亦尽可能地任用本党中人，并趁对方官员失势时进行打击报复。皇帝的最高权威和官员的党争主要发生在朝中，在地方各级政府，社会秩序稳定之时，皇帝的最高权力很少有机会得到行使。
政府的结构
明代统治者承袭了前代的政府结构：首先是六部等部门主管下的民政官僚机构（布政使司）；其次为中央领导下的各级军事机关（都指挥使司）；再次为独立的各级监察机关（提刑按察使司）。在西方人看来，都察院也许是二者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部门。京城的都察院有110　名御史，此外，各部也都设有相应的监察机构。御史们往往由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