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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变迁-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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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移即是隋朝兴建大运河的原因。帝国需要一条便利的运输系统将南方边疆与首都连接起来，从而充分发挥南方产粮区的优势。隋炀帝在610年开凿的大运河，从长江以南的杭州直到黄河，向西连通长安，又往西北通向北京，今天的大运河只保留了从杭州到北京的这一段。
在理论土，均田制以定期向农民分配土地为基础，但实际操作的结果却很难说。国家太平，于是人日激增，这样农业人口与土地资源之间就失去了平衡，结果农民从父亲手中继承到的土地就达不到应有的份额，而且大部分都成了永业田。同时，皇帝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多，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这种情形与汉朝如出一辙。到了8 世纪上半叶，均田制显然己是名存实亡。这也是唐玄宗时国力盛极而衰的一个原因；不管怎么说，这时统治者废弃了均田制，此后也再未如此大规模地推行过这项制度。
官僚制度与科举制度
一套稳妥可靠的官僚制度对于中央集权的政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汉代以降，太学与考核制度逐渐衰亡，到了魏晋时期，统治者力图通过地方政府举荐贤才和九品中正制来选拔官吏，但豪门士族的子弟把持了重要的官职，并最终形成了“下品无士族，上品无寒门”的门阀制度。
直到隋唐时期，统治者们才摸索出一套防止富室贵族垄断权力的官僚制度。隋文帝重新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大一统政权之意识形态基础的权威地位，进一步完善了汉朝的官吏考核选拔制度，并再次强调州、郡长官必须由朝廷委任而地方望族不得担任这一职务。
唐承袭并进一步发展。隋朝时的国子监和科举制度，同时亦在各地开设学堂以供当地学子求学之用，国子监的学生和地方举荐的人才则由礼部负责进行考核。科举分好几级，如“秀才科”考策论、“进士科”考文学及其他明经、明法、书法、明算诸科。不过后三种专业技术型考试只是用来选拔低级官员，而进士科则逐渐成为通向仕途的最佳也是最主要的途径。考中进士者在授职之前还必须参加吏部的考试，在文章之外还要考察其外表及言谈举止。另外，对于在职官员也进行类似公务员评审制的政绩考验。
这种繁复的科举制度发展得相当缓慢，直到8 世纪才完全成熟。但即使在这时，富贵子弟仍然比一般人更有希望通过科举获得功名。为考试需要经年累月地攻读经书，这只有富贵之家才负担得起。国子监的学生主要也是贵族子弟，地方举荐的贤才亦大多出身上层。此外，高官大员们往往享有举荐子弟、门生做官的特权，而这时后者根本无需参加不什么考试、
不过，唐朝的科举制度还是培养出一批汉朝从未有过的能吏贤臣：除了马上得天下的开国功臣以及末期的一些将相大臣，唐朝的中高级官员大部分都是进士出身。
公务员考稽制度是中国文明伟大的成就之一，而这种制度是在唐朝时真正建立起来的。由于科举成为步入仕途、求取富贵的最主要手段，有志从政者就必须接受同样的经书、文学教育，从而使全国在思想文化上也形成大一统的局面。由此人们也许会联想到近代大英帝国培养统治阶层的经典式教育。由于中国教育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儒家思想，统治阶级的头脑中充斥了各种伦理道德、忠孝观念和对礼仪的重视。在这种制度下，有文才的人得天独厚，往往成为政府最有力的拥护者，这与其他国家中政府最有力的支持者往往是政府的批评者大为不同。而平民百姓，因为有可能通过科举而同样步入上层，所谓“朝为田舍郎，暮入天子堂”，因而他们对现有秩序往往也表示拥护。科举制度的作用，不可不谓大矣。
当然，科举制度亦有自身的缺点。由此形成的对学问之膜拜，加上百姓对政府的一贯敬一畏，长久以来将中世纪的贵族政权没落以后的中国社会割裂为两大阶层。而科举考试偏重文学、历史和学术问题，使得统治阶层产生一种讲求考证、沉溺文学或一味好古的倾向，这对培养求实致用的思想是很不利的。这种制度虽然使中国保持了上千年的稳定，但是它同样也阻碍了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政府的构成
隋废郡置县，县上设州。唐时又在州之上设置了10 道（后增至15 道）。
为巩固帝国统治，唐朝还在水陆交通路线上设置了驿馆，这些驿馆10 英里为一站，官员凭符信在此打尖下榻，并可使用驿站的舟船马匹。此后驿馆也一直是政府的常设机构、唐时还在主要商道上设置关卡，并对市集进行严格管理以从中征税并控制商业贸易。
唐代最高行政机构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负责制订国是，发布浩令，中书省是百官权力的中心，它对尚书省发来的浩令进行审核，因此对皇权具有牵制作用，门下省为执行机关。这种三省分权制度确保了宰相等大臣的权力能够互相制衡并协同工作、尚书省又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官制一改延续到了20世纪才退出中闰历史的舞台。
其中的御史制度值得一提、御史们负责监察百官的谋逆或失职行为并直接上奏皇帝进行弹劾。他们也有权（尽管不无风险）弹劾皇帝。御史台一直是后世帝国统治的重要机构。
长安不仅是大一统唐帝国的中枢，也是它的象征、长安位处西域商道的东端，也是当时世界头号大帝国的首都。当时长安市郊人日总数已达l96万人，长安城的城墙周长有38 公里左右，城市呈棋盘状布局，宽阔笔直的大街将全城分为110 个“坊”（ 小区），坊间有巷道可通，而日各坊均有专司管理。市中心为500 英尺宽的朱雀大街，从长安城的正南门一直通到皇城（即政府总部）和皇城以北的宫城。朱雀大街将个城分为东西两个区，每区均有政府开办的大型集市。
长安的这种布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统治是多么井井有条。宽阔壮观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荣富强、中国在7 世纪时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汉朝时中国与地中海地区并驾齐驱，而从唐朝开始的l000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
六、佛教的汉化
教派的发展
正当中国人同化“蛮夷”从而形成更大的中华帝国时，他们也逐步改造了佛教，不但从中汲取文化营养，同时也中和了它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冲击。佛教教义和寺院经济在北魏和唐初皇帝的保护下盛极一时，大概在武则天（女皇本人一度曾是尼姑）执政时（700 年前后）达到顶点，但就在这日渐兴盛的三四百年中，佛教逐步被中国文化同化并形成了与原始佛教面目迥异的观念和制度。
印度人热爱哲学思辨，结果导致各派思想的林立；中国人则崇尚经典，结果使不同的思想形成不同的教派。有些教派，如玄奘于645 年从印度引进的法相宗，是在印度本土产生的，但最有影响的几个教派，却是中国本土思想的结晶。如智频（538 一597 年）在浙江天台山所创的天台宗即是其中一典型代表，这一教派以中国人典型的折中主义、兼容并蓄思想和体系的营造而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天台宗发挥了“三谛圆融”的大乘教义，将佛法中互相矛盾的教义整合为精密的“圆教”理论。天台宗在八九世纪时成为最有影响的教派，并使《 妙法莲华经》 成为东亚流传最广的一部佛经。同时兴起的另一个教派是真言宗（密宗）。密宗与印度教中的密教思想渊源极深，认为通过手结契印、口诵真言能更好地征得佛法。至于密宗所强调的转世投胎和修习仪轨，由于中国人对道家的神秘主义和儒家的礼仪思想均不陌生，所以双方一拍即合，特别是追荐亡灵的密宗佛事尤其受到欢迎，因为这与祖先崇拜的传统又接上了桦。密宗的宇宙图示，即“曼荼罗”（ mandala ； 义为坛场）对于后世中国的佛教艺术有着极大的影响。
认为凭藉信仰可得超度的大乘教义亦成为净上宗的宗旨要义。此宗认为，人们只需一心念佛即可往生净土（西天极乐世界）。这种观点于5 世纪时在中国落地生根，而隋唐以后的民间起义则往往从中获取启示。净土宗对于普通百姓极有号召力，因而在人数上成为东亚佛教的第一大宗派。
最后出现的一个教派是禅宗，其影响也最为深远。禅宗出现于唐初，但直到9 世纪才成为显学。禅宗强调打坐、静虑，这与原始佛教较为相近，但更多地是吸收了道家“虚静”、“心斋”的一些思想。禅宗认为佛即本自心性。虽然它从印度佛学中吸收了彼岸思想和不可知论的倾向，但最初还是将这种神秘主义思想以典型的中国方式应用于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禅宗反对苦修，而其“明心见性”、“不立文字”的主张显然是纯粹的道家思想。禅宗强调日传，即通过提问一些看似无意义的问题破坏日常逻辑来启发参禅者的“自性”。禅宗崇尚自然与简单的生活，故实质上不过是经过改头换面的道家思想，并巨因此很自然地成为诗人、艺术家灵感的主要来源。
尽管禅宗在中国从未形成自己的“教会”，但它对于静修、自性的强调使它成为最有影响的一支教派。禅宗是唐朝以后唯一保持学术生机的教派，其他教派则逐渐为禅宗和净土宗所吸收、同化，后来甚至连禅、净土宗亦逐渐没落，沦为揉合了方术迷信的汉传佛教末流。
佛教的社会功能
中国在修正佛教教义的同时，也对其制度进行了改造，以使它与中国社会更相吻合。寺庙开始具有社会性的功能，如充当旅店、公共澡堂甚至原始银行等等。另外厅院直到近代都是停灵下葬的场所：在中国人看来是佛教中最反人伦的禁欲制度也逐渐松懈，后来和尚们也逐渐可以像世人一样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了。
佛寺拥有的大量田产是惟一让政府感到棘手的宗教问题。权贵或财主们纷纷修建庙宇并大量施舍财物，再加上善男信女们的捐赠，寺庙名下的财产越来越多，甚至还发放高利贷或像地主那样兼并农民的土地。于是在统治者看来，寺院就成了威胁朝廷收入的一大隐患，进而认为有必要限制寺庙、僧众的人数及他们所拥有的财产。而且统治者还认为，如果佛教真的对社会有利，那么不仅政府应该控制寺院僧众，而且佛教也应该成为维护其统治的一支精神力量。这种佛教与印度本土的原始佛教已经全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南朝的佛寺和士族一样都不受朝廷的控制，但在北朝却发展出一套管理寺院的制度。到4 世纪时，朝廷开始委任类似“主教”的官员来管理佛教事务，北魏时政府还对佛寺的数鼠及其田产进行了限制。唐朝时政府规定各道均设立一包括30 名僧众（在内）的佛教管理机构，到了； 29 年还下令每3 年清点一次僧众来贯彻这一政策。747 年朝廷开始采用度碟制度来限制僧人人数。不过限制僧众的政策时间一长也就失去了效力。信佛的皇帝和大臣们常常违反自己制定的法令，而私白剃度的现象更是所在皆有、
限制逐渐升级为残酷的迫害，当时不少人都攻击佛教为异族邪教，对佛教徒自残肢体、死后火化和禁欲等做法也大为不满，因为这违反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的古训以及儒家的家庭观念。妒忌的道士们也跟着推波助澜。不过政府打击佛教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通过灭佛，政府可从寺院里夺回土地、劳动力、铸铜及其他财物。信徒个人倒未碰到多么大的麻烦。
北魏于446 年发动了排佛运动，北周也曾在574 年打击佛道，但规模最大的灭佛运动发生在841 年至845 年间。当时在位的唐武宗是一个狂热的道教徒。据官方记载，在“会吕之难”中，共有4600座佛寺及4 万座佛堂被毁，约26 万僧尼及其所控制的15万奴隶被勒令还俗。这对佛教来说是雪上加霜的一击，因为这一印度传来的宗教本来已经渐渐失去它的内在生机了。科考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在五经和儒家思想。而上层社会因此就渐渐对佛教失去了兴趣。禅宗倒是继续得到了发展，其影响又延续了几个世纪，但其他佛教宗派则迅速地衰败了下去。
幸运的是，佛教在告别它思想和艺术上的辉煌之前，在甘肃西端的敦煌为后世留下一了一座永久性的艺术宝库。在敦煌千佛洞有一处藏经室，为防当时吐蕃人的侵扰，曾于1035 年封了起来，直到1900年才重见天日。这里保存了成千上万卷的佛经抄本，有些还是用各种中亚语言攥写而成的，不愧是唐时佛教全盛期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
尽管佛教在中国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而言它对中国文化并没有产生多少恒久的影响。它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补充，并未对中国本土的价值观有何根本的修正。佛教是平民百姓各种民间信仰和神话传说的源泉，为中国的思想提供了某种思辨玄学的色彩并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简言之，佛教装饰了中国文化，但并非像基督教之于欧洲那样在整体上重塑了中国文化。
七、中国文化的发展
中外交流
六朝和初唐富有一种文化宽容的精神。异族入侵中原时带来了种种异域文化；佛教则为中印文化交流提供了动力与中介；地区间的海陆商业贸易亦大大超过了汉朝；而唐初则与印度和西亚开始直接进行交流往来。总之，在这段时期里中外文化的交流达到了20 世纪以前的最高峰。
文化交流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农具和一些发明。像茶叶就是从东南亚传入的。起初人们把它当作一种促进思考的药材，到了晚唐茶成为一种普通饮品，并逐渐走向世界成为最流行的饮料。再如椅子是从西域传入的，数百年后逐渐代替了中土的坐垫与席子。不过大多数技术上的进展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二纸和瓷器的制作工艺在唐朝有了巨大的飞跃，并且人们也发明了火药以用于制作烟花爆竹。手推车也是这时出现的，后来成为中国的主要运输工具，但好几百年后它才传入西亚。华北地区早在公元4 世纪就开始用煤，但晚至13 世纪马可？ 波罗来华时，仍对此惊叹不迭。
长安城中云集了各国的商人和使节，他们也把各种宗教带到了中国。像波斯的拜火教，即袄教（一称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 或Mazdaism ） ，已于公元6 世纪传入中国；另外一种综合了袄教和基督教某些特点的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亦于同时传入。当时长安城中的景教大秦寺曾立有叙述三教来华始末的石碑，但久被湮没，直到17 世纪时才重见天日。以上三种宗教已在841 一845 年间的灭佛运动中消声匿迹，但有两种外来宗教仍然幸存了下来。犹太教仍在小范围内活动并一直持续到9 世纪，伊斯兰教则一直稳步发展，在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即今新疆）及西北、西南边陲发展了数以百万计的信徒。
作为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大帝国，唐朝的军事、政治和文化均成为邻国狂热效仿的对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以及云南的傣族国家南诏，也是在唐朝政治制度的直接影响下，分别于7 世纪和74O 年前后建立起来的。东方一些国家几乎全盘搬用了唐朝的政治和文化模式，如朝鲜半岛各国几百年间均受到唐朝的很大影响。再如锡兰于668 年建国后几乎成为一个具体而微的小唐朝。713 年至926 年崛起于东北的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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