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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别裁(上册)-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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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算知识分子
这几节都是记载曾子所讲的孔门学问的精华,下面等于是两个小结论。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我国上古文化,两三千年前的士,有点类似现在的兵役制度,这是上古的政治制度,也是社会制度:每十个青年中,推选一人出来为公家服务的,就是士。 所以士是十字下面加一横。 被选为士的人,要受政治教育,学习法令规章。 士出来做官,执行任务做公务员,就叫出仕。 所以古代的士,并不是普普通通一个读书的青年就可以叫士。 士的教育都是政府主办,一个士要想知道法律政治,须向官方学习。 平民教育是由孔子开始的,不过当时没有这个名称。 曾子这里所讲的士,已经不是上古时代的士,而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的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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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是说一个读书人有读书人的风格。“不可以不弘毅”
,“弘”就是弘大,胸襟大,气度大,眼光大。“毅”就是刚毅,有决断,要看得准、拿得稳,对事情处理有见解。 有些人有见解,但请他当主管,却搞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下不了决断;有人很容易下决心,但眼光不远,见解有限。所以把眼光、见解、果断、决心加起来的“弘毅”
,而且中间还要有正气,立场公正。他说一个知识分子,要养成弘与毅是基本的条件。为什么要养成这两个基本条件呢?
因为一个知识分子,为国家、为社会挑起了很重的责任。“任重而道远”
,这个道是领导,也是指道路。 责任担得重,前面人生的道路、历史的道路是遥远的、漫长的。 社会国家许多事,要去挑起来,走这历史无穷的路。 所以中国过去教育目的,在养成人的弘毅,挑起国家社会的责任。 我们现在的教育,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于是“生活就是教育”
,由此一变而成“现实就是教育”了。 换言之,“知识就是钞票”
,学一样东西,先问学了以后能赚多少钱。所以我国文化中古代的教育精神,和现在是两回事,两者处于矛盾状况。当然,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在我看来,是要变的,要回转过来的。 不过在变、在回转过程夹缝中的我们这一代,几十年来实在很可怜。 但是我们对未来的还是要认识清楚,将来还是要走上这条路,这是教育的基本目的。下面的话是引伸,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对国家社会挑那么重的责任?
为什么要为历史、为人生走那么远的路?
因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仁”
就是他的责任。什么是仁?
爱人、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爱天下。 儒家的道统精神所在,亲亲、仁民、爱物,由个人的爱发展到爱别人、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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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乃至爱物、爱一切东西。 西方文化的爱,往往流于狭义;仁则是广义的爱。 所以知识分子,以救世救人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担子是挑得非常重的。 那么,这个责任,在人生的路途上,历史的道路上,要挑到什么时候?
有没有得退休呢?
这是没有退休的时候,一直到死为止。 所以这个路途是非常遥远的。 当然,要挑起这样重的担子,走这样远的路,就必须要养成伟大的胸襟、恢宏的气魄和真正的决心、果敢的决断、深远的眼光,以及正确的见解等形成的“弘”
、“毅”两个条件。上面几节连起来,是用曾子所讲的学问修养,来说明孔门所传学问的道理、方法与目的。 下面又是文章的另一波澜起伏。
文章自己的好
说到写文章,我曾和年轻的同学们谈到,为什么写不好文章:一开头面对稿纸,已经害怕了一半,手里拿起笔又害怕了一半。 笔和稿纸齐全了,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原因是在自己心里老想“我现在写文章了”
,那就写不好。 其实写文章没有什么道理,拿到纸笔先不要当作自己写文章,当自己放屁好了,爱放什么尽管放,想到就写。 完稿以后,放下笔,自己再看,对与不对再作修正。 就像房屋中的家具一样,椅子放得不对,把它搬一搬,桌子的位置不好,搬一搬,几次一搬就对头了。 各个都会写文章,大家都说怕写文章,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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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文章好,我的文章不好。 写不好文章,都是自己把自己吓坏的,没有自信,也就是不弘毅,这也要有点傲气,你的文章有你的味道,我的文章有我的味道,我不好有不好的味道,也是文章,不能说不是文章。 一定要养成自己这种弘毅的气派,多写几回就成了,有什么难处?尤其现在写白话文章,更好写了。 至于说要成为一个文学家,那是另外一回事。平心而论这要有天才,和艺术家一样。 不会画画的,哭也哭不出一张画来。 叫我画人物,鼻子会像大蒜,眼睛会成凤梨。但是画家随便一涂,就对。 这是天才。现在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孔门弟子的编排,要来个波澜起伏了。上面讲了一大篇高潮,用曾子的话来说明孔门学问。接着下面是一段平路了。 老是高潮上去,像演戏,也演不下去的。 下面是引用孔子的话。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这是孔门教育,作学问的内容。 第一个是兴于诗,强调诗的教育之重要。 兴于诗的兴念去声,读如兴趣的兴。 所兴的是人的情感,人都有情感,如果压抑在内心,要变成病态心理,所以一定要发挥。 情感最好的发挥,是透过艺术与文学,诗即其一。 古代所谓的诗,就包括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等。 古代诗与音乐是不可分的,而且诗也就是文学的艺术。 所以孔子说人的基本修养,要会诗。 关于这一点我常想到,从事严肃工作的,如政治的、经济的,乃至于作医生的人要注意。我常常劝一些医生朋友学画,一个真正的名医,生活好可怜。 我认为医生的太太都很伟大,医生几乎没有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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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忙到晚,一天与上百病人接触,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的,一直下去,自己都要病了,尤其精神科的医生为然。我对一位精神科的医生开玩笑说:“你也差不多了。”有一位荣民总医院的精神科医生说:“你这话是对的。 我当年做学生学这科时,那位教我们的老师,看起来就像精神病的样子。 精神科医生病人看多了,自然就变成精神病似的。”有人说官僚气,我说这没有什么希奇,官做久了就自然是那个样子,习惯了;医生就是医生气,见到朋友说人血压高了;商人一定市侩气。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都是现代心理学上所说的职业病。 某一行干久了,看人看事的观点,都惯于从这一角度出发。 所以凡从事严肃工作的人都要注意,过去这种生活上的调剂就靠诗,以艺术的修养作调剂。所以过去的官做得大,文集也留得多,诗也作得多,这绝不是他故意这么做,而是闲下来,有许多感情无法发挥,只好寄托在这上面。 所以孔子说“兴于诗”。例如王安石的诗与政治生活,几乎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但学艺术、学文学久了的人,有一毛病,就是所谓“文人无行”。一般说来,认为真正纯粹的文人,品行都不大好,吊儿郎当,恃才傲物,看不起人。 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千古以来,文人相轻,文章都是自己的好,看人家的文章看不上。 以前有一个笑话,说有人作诗一首吹道:“天下文章在三江,三江文章唯我乡,我乡文章数舍弟,舍弟跟我学文章。”
说来转去,转了一个大弯,最后还是自己文章好。 所以中和艺术的修养,就要“立于礼”。
我们一般人将学者文人连起来,事实上学者是学者,学术专家是学者;文人是文章写得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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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学者。 有些人文章写得好,如果和他讨论某一学问思想,如谈经济学、心理学等等,他就不懂了。曾经有一次,各种专家学者和某大文豪在一起闲谈,那位大文豪听得不大耐烦,就问科学家说:“你说电脑好,电脑会不会作诗?”使在坐无人答话。 当然那位科学家也不好怎么答,我出来代他答了,我说电脑也可以作诗,不过作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一二三四五,东西南北中”
,也未必不是诗。 抗战期间的汽车常抛锚,就有人改了古人一首诗加以描写道:“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
那也是诗,一个文人,光是文章好,没有哲学修养,不懂科学,毛病就大了。 所以光“兴于诗”还不行,要“立于礼”
,立脚点要站在“礼”上,这个“礼”就是《礼记》的精神,包括了哲学的思想与科学的精神。“成于乐”
,最后的完成在乐。 古代孔子修订的《乐经》,没有传下来,失传了。《乐经》大致是发挥康乐的精神,也就是整个民生育乐的境界。
愚 民 政 策
讲了孔子教育的方法、目标与内容以后,下面所说的一节,是另一个问题了。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五四运动”的时候,他们打倒孔家店,这句话也是孔子的“罪状”之一。 照字面上讲,“民”就是一般人,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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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由之”
,叫他做就是了。 等于军队下命令,目标正前方,距离若干,限几分钟到达。 只下命令叫他去。“不可使知之”
,不可以叫他知道理由,绝对的服从。 到了民国以来,“五四运动”前后,有好几个人改这两句话。 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说,孔子绝对民主,古人对这两句书,圈点句读错了,应该是“民可使,由之。”老百姓各个知识都高了,可以公开选择投票,给他们政治自由。“不可使,知之。”老百姓还没有到达水准,“知之”
,教育他,训练他,先使他知。 改得好像是非常好。但又有人不同意,说康、梁的句读也错了,应该是“民可,使由之。”
看看这个社会、老百姓可以民主了,给他民主。“不可,使知之。”看看老百姓还不可以民主的时候,“使知之”
,要教育他。 但不管他们怎样圈点,反正都是好心帮我们孔夫子的忙,都是主张孔子是绝对民主,不要打倒孔家店,不必要乱批评。 但在我个人,早年也认为他们这样圈来圈去有道理。现在老了,有时脑子很顽固,认为不必要另外圈点,就是原来那个样子。 事实上对于一般人,有时候只可以要他去做,无法教他知道所以这么做的原因,这是我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来的。 到今天为止,我是这样的看法,也许明天更聪明一点,再改变也说不定。 不过到今天为止,据我所了解,有些人如果要他去做事,先把一切计划理由告诉他,他去做起来一定很糟糕。 好像带部队,下命令,三百公尺,限五十秒跑到,跑得到有奖,跑不到处罚。 结果跑到了,奖赏他就是了,他一定非常高兴。 假如先告诉他理由,什么政治学,什么心理学、什么学什么学的,结果他跑到半路上研究起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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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政治学来了,目标达不到了。 据此回转来一想,孔子的话绝对的对,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愚民政策。 事实上有些人的头脑、程度、才具只能够听命于人,当然有些人是天生的领导人才。 曾有两位同盟会的老先生告诉我,国父孙总理很会说笑话,有一次在上海,大家坐下来谈天,他问大家能够做些什么?大家说了后,回过来问他。 总理说,我想了半天,除了当领导以外,一无所能。 这个话听来蛮妙的,实际上是老实话。 大家仔细一想,总理这句话绝对是对的,他就是天生的领袖人才,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相反的,有些人就是天生听命于人的,能成为非常好的干部。 这种人如果去做领导人,下命令,一定做不好。 碰到这样的人只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另外,我还有一个体会,天下的事业,都是浑小子闯出来的。 到年纪大懂得多了,经验丰富,别说去创业,赶公共汽车都怕被汽车碾了。 懂是懂得多,可什么都做不成。 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也是一句名言,不必去另外圈点了。
社会动乱之源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孔子说“好勇”
,动不动爱打架,冲动。 以国家而言,如过去有许多军阀好战,那是好勇。“疾贫”
,讨厌贫穷,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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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贫穷的苦。这两点就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也可以连起来说,一个社会到了贫穷的时候,人就不要命,好勇了,是乱源。以社会的观点来看历史,一个时代好动乱,一定是在社会贫穷、经济衰落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饥寒起盗心”。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社会教育没落,道德衰微,所有的人,心中没有爱人的心,大家自私,对失败、失足的人没有同情心,不能包容,这是社会的大病态,时积日久,时代就乱了。 如果研究社会、政治演变的历史,都逃不出孔子这两句话的范围。 一个普通人,要叫他只顾精神的修养,不受物质上贫困的影响,发挥出坚强崇高的人格,这是做不到的。 可以如此要求少数人,不能要求一般的人。所以一到了整个社会贫穷,再加上教育的堤防崩溃,动辄好勇,这样的社会,非变乱不可。 到了“人而不仁”
,以杀人、以消灭别人为乐,这就是社会很深的病态了。 有时以政治、宗教、社会、哲学的观点来看,好杀人的人,是一种心理变态。如研究军事思想史时,同时也要研究许多人性。 如在现代史料中,有许多人研究希特勒,他就有性心理变态,这些都是乱源。
知人于微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上面讲了许多孔门教育的大原则。 这里提出来,孔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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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个人教育的观点。 也是衔接上文之“疾之已甚”的注解。已好几次提过才、德、学三者都周全具备的人并不多。以前政治上有个大秘密,历史上聪明的帝王,喜欢用贪而能者。即使明知其品德不大好而才高的,派出来做官,有时还睁只眼闭只眼,上面不大管,但这种人真能替国家社会做好事。有的人非常廉洁,品格非常好,学问也好,可是笨得要死,不能做事。那就派到翰林院去,地位高高的,可是搞了半天,在那里喝西北风。 再举一个例子: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天下,当了皇帝以后,有一个年轻时的同学赵普,他自己说没有读过多少书,后来当了宰相,自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他抽屉里放的也是《论语》,有政治问题解决不了,就翻翻《论语》,好像现在信宗教的人查经一样。宋太祖喜欢晚上穿了便衣到大臣的家中走走,因为以前与赵普的家人都认识,所以尤其喜欢到他家中。 有一个冬天下大雪的晚上,赵普夫妻俩以为这样冷的天气,大概皇帝不会来,不料后来有人敲门,皇帝还是来了。 这一下可把赵普夫妇吓坏了,因为当时南方还没有平定,当天下午进贡送来一批东西,他还没有向上报,赶快跪下来接驾,奏明原因。宋太祖安慰他说没有关系,公事明天早上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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