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王国-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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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只起了次要的作用。他被召去商谈在牙买加购买一宗地产的有关事宜，但并不知道这宗地产将派什么用场。实际上这是一项更大的行动的组成部分；这项行动由菲利普·范登伯格和埃塞尔·考特两名王臣负责，目的是要在加勒比海诸岛建立两个旅馆系统。范登伯格和考特彼此并不认识，每人各负责一个系统，互相间展开竞争，这些都是克立姆罗德安排的。

　　桑塔纳在案卷里面附了一封信，邀请塞梯尼亚兹到他家去住一段时间；桑塔纳的家在墨西哥的尤卡坦省梅里达市。

　　他们互相又通了几封信之后，到一九六五年春，塞梯尼亚兹一家子———当时已经有五个孩子——终于成行前往墨西哥。他们在桑塔纳相当简朴的家里度过两个星期，还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去参观了一些马亚人的庙宇。桑塔纳高兴地声明，他自己有几分马亚人血统。

　　直到十天之后，桑塔纳才提出下面的问题。

　　“大卫，你大概不会回答我，但有件事实在叫我迷惑不解：雷伯究竟要这八百万棵加勒比松做什么用？”

　　“你说什么？”塞梯尼亚兹楞然问道。

　　“加勒比松。就和你在我们周围所看到的那种树一样．准确的拉丁文学名叫做Pinus　Carybea。”

　　“你刚才说是多少棵？”

　　“八百万。”

　　塞梯尼亚兹的惊愕并非做作，他好不容易保持了外表的平静。桑塔纳当然误解为他是装糊涂。

　　“对不起，”他笑容可掬地说。“我真不该向你提这个问题。我看得出，我的冒昧使你很为难。我们再也别提这档子事。还是来看看‘塞诺特’吧。这是一种相当大的天然井，满有意思。从前，我们的祖先把祭神的活人往里扔，不过先要把牺牲者用珠宝打扮起来。象这样死法倒不坏”

　　塞梯尼亚兹琢磨着：雷伯要八百万棵加勒比松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疑团使塞梯尼亚兹简直坐立不安。回到纽约以后，他象干什么亏心事似地仔细查阅他的案卷。当时，他那里已经有一千二百多个公司的档案。实际上全部都是克立姆罗德公司。一九六五年的计算机处于早期的水平，但它还是能够显示，在它的存储器里从未提及有关“加勒比松树”的任何交易，连一点影子都没有。

　　塞梯尼亚兹试着找另一个条目：“树”。

　　这下子他发现了，并且被提醒，在挪威、瑞典和芬兰，雷伯在林业方面拥有很大的股权。此外，他的一家加拿大公司，同一家完全没有听说过的（至少是塞梯尼亚兹所不知道的）阿根廷公司合伙，在一九六三年与尼基塔·赫曾晓夫的苏联签订过一大批关于林产品的合同；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在保尔·苏必斯的帮助下，这些合同又续订过一次，看来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关于这笔交易的两份完全相同的案卷，按照雷伯的双重监督制度，送到塞梯尼亚兹那里：一份由苏必斯送来，另一份由一名瑞士黑狗送来。

　　这还没完。四年前，一家法国和意大利合营的林业公司，把它百分之五十一的股票卖给了设在巴拿马的一家典型的克立姆罗德公司。

　　塞梯尼亚兹越来越被吸引住了，便进一步查下去。突然，案卷中出现了一个名字：海梅·罗查斯。塞梯尼亚兹对这个人一无所知。罗查斯在那家与苏联签订合同的阿根廷公司任经理。他还是巴拿马那家公司的法律和财政顾问，那家公司对非洲的森林也有兴趣。也是这个罗查斯在加拿大签订了至少一打合同。

　　这些都是一名王臣的典型特征。然而，关于这个人，塞梯尼亚兹并没有收到过一份“绝密。面交收件人”的报告，也没有标有红色“特”字的个人档案送来。

　　一般说来，这意味着此人无足轻重。但在这里，矛盾十分明显。塞梯尼亚兹暗自思忖：“我无法相信雷伯会有这样的疏忽，那么”

　　办公塞电只剩他一个人71他决定继续查看。（他总是等到别人都走了以后才开始这样的调查，因此这件事花去了他几个星期的时间。）他开始搜寻与海梅·罗查斯有关的一切。这个名字又出现了十四次，与另外十四个公司有关。显然，这个罗查斯到过许多地方，除了苏联、斯堪的纳维亚和非洲外，他还曾出现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和中国；他还在南美，特别是在委内瑞拉参与过重大行动。他的大部分活动与农业或多或少有些关系，或属于树木栽培这个领域，但是有两次他也在别的买卖中起过作用：一次是有关高岭土的，究竟是一笔什么买卖不太清楚，另一次是购买在法国的整座一批造纸厂。此人的踪迹常常和其他一些王臣的踪迹相交：在中国和印度支那与韩某相交叉，在法国和中东与苏必斯和沙哈则相交叉，在委内瑞拉与桑塔纳相交，在非洲与考特相交，在斯堪的纳维亚与高兹契尼亚克相交。但是这个人一直深藏不露。只是由于弗朗西斯科·桑塔纳偶然提到了那八百万棵树，塞梯尼亚兹才得以在一个包括三万五千多个名字的系统内发现这一个名字，海梅·罗查斯。

　　他觉得自己好象无意中撞上了什么庞然大物。

　　一九六五年的夏天过去了，克立姆罗德一直没有露过面。秋天和冬天也一样。据塞梯尼亚兹所知，雷伯在一九六六年来过纽约三次。那年出现了许多新公司，塞梯尼亚兹所记录的数目超过了一千五百家。几乎每天都有一名黑狗送来一份新的案卷，在这个时期，塞梯尼亚兹的组织能力受到了真正的考验。他不能去度假，还不得不增加人手。尽管计算机用得比以前多，办公室的面积仍然越来越嫌小，他甚至考虑搬到别处去。但是雷伯不同意。

　　“这没有必要，大卫。我们刚刚越过浪峰。今后的情况将趋于平稳。”

　　因为工作忙，塞梯尼亚兹每天办公将近十五小时，再也没有时间去考虑海梅·罗查斯。事实上，近来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这个阿根廷人的名字，好象他已不再为克立姆罗德工作。归根结蒂，可能这就是谜底。

　　塞梯尼亚兹后来说：“当时我产生了雷伯所有的副手通常产生的那种想法。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如果他要我知道这件事的话，他自己会’所以我什么也没说。

　　“此后，到一九六七年十月，事情发生了。”


　　塞梯尼亚兹接到通知，要他到布鲁克林某高级住宅区的亨特巷会面。那是一座典雅的褐色沙石建筑，造于十九世纪，开窗望得见曼哈领壮观的画面。“找艾利·丹侬。”这个姓氏听上去象是爱尔兰人，而“艾利”这名字男女都适用。

　　亨特巷是一条林萌道，艾利·丹侬原来是个年轻女人，高高的个子，棕色的头发，漂亮极啦。看得出她是个画家。塞梯尼亚兹到达时，见她手里拿着画笔，身穿一件罩衫，上面溅得五颜六色的，倒也好看。她迎上前来，盈盈含笑接待了塞梯尼亚兹。

　　“他出去了，不过马上就回来，”她说。“他请你原谅并且少候。你是不是愿意当天使，愿意不？”

　　“天使？”

　　她扭摆着臀部走在前面，把客人引进一间挺可爱的工作室。架子上一幅油画画的是些圆圈和粗线条，从中可以看出一张小孩面孔的轮廓。

　　“我需要一位天使，把他画在正中间儿。但你的头发是红色的，没听说过有红头发的天使。”

　　“我不是红头发，”塞梯尼亚兹悻悻地说。“那是一种金褐色。”

　　“这个说法可以商榷。不管它是什么颜色，反正你喜欢上好的咖啡、煎得很嫩的牛排、芹菜末炒蘑菇、掼奶油拌草莓和勃良第葡萄酒。我们订了几箱‘瑶池’。他说你爱喝这种酒。午餐将在一个半小时后准备好。请坐，随便一些吧。他告诉我说，你很讲究礼仪。如果你想打电话或者洗淋浴，请自便。我要去画完我的天使。其实你还真有点儿象天使”

　　她嫣然一笑，笑得很甜。同样的局面出现了：大卫·塞梯尼亚兹再一次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人，却弄不清楚这个人与雷伯是怎样一种关系。这个女人提到雷伯时并不叫他的名气却称“他”；还说“我们订了”，这意味着他们之间有某种亲密的关系。“可是我甚至还不知道雷伯在她面前用的是什么名字？”塞梯尼亚兹思忖道。“我只知道他们要我在这儿吃午饭，一切都已经为我准备好了，甚至还有‘瑶池’，这的确是我的爱好之一，而那个家伙还真记住了！”

　　“我的确要打个电话，”他说。“取消另外一个约会。”

　　“登上一段楼梯便是书房。他说你可能要用电话，我又你们准备了满满一缸马丁尼酒，完全按你们的口味调的。”塞梯尼亚兹上楼去，见一个白色的房间，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电话却有八台之多，此外便是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几十本书，包括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这里也有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一本依地文原著（注：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美籍犹太人，197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再就是一些法学著作，其中有两卷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爵士的《国际法概论》、几卷《吉尔曼国际法手册》和《国际贸易法杂志》，还有早年在哈佛的那些日子里乔治·塔拉斯曾要他下许多功夫啃过的一些范本。

　　塞梯尼亚兹看得出雷伯没有放弃钻研法律。

　　直到此时，他才注意到一个绿色的文件夹醒目地放在桌子上许多电话机旁边。文件夹上有他熟悉的字样：“绝密。面交收件人”。

　　另外还有他不那么熟悉的字样：D。J。S。是不是大卫·詹姆斯·塞梯尼亚兹的姓名缩写？他一边在电话里要秘书把所有的约会改期（时间另行通知），一边伸手去拿那个绿色的文件夹。

　　但他终于没有把它拿过来。他挂断电话，走到第二把椅子那儿坐下，拣了一本索尔·贝娄（注：美国作家，父母为俄籍犹太移民，197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书看起来。几分钟之后，他听见前门开启和关闭的声音，还听见有人说话，然后，雷伯高高的身影悄没声儿地出现在门口。

　　“对不起，我来晚了，大卫。我想从曼哈顿走回来，但是我把自己步行的速度估计错了。你应该把文件夹打开来。”

　　他这话的意思很清楚，既然我把它留下来，那显然是给你看的。否则我就犯了个错误。可谁能想象雷伯·克立姆罗德会犯错误？塞梯尼亚兹又一次感到不快。

　　“请原谅，大卫。我有时候使你觉得为难。请不要生我的气。”

　　他走进屋里坐了下来，仍然是他习惯的一种姿态：双手插在上衣兜里，两腿伸直，下巴抵在胸前，眼神迷离恍惚，他和蔼地说：“现在你愿不愿意看一看文件夹？”

　　塞梯尼亚兹放下贝娄的书，走到桌旁。文件夹内只有一页打字的文件。上面写着：“塞梯尼亚兹，大卫·詹姆斯，一九二三年九月二日生于纽约州纽约市。详见前卷。自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这段时期内没有什么可报告的，按照命令，一切监视将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零点开始停止。”签字只有一个字母J。

　　“杰思罗，”雷伯说。“想必迪耶戈把有关他的情况告诉了塔拉斯，想必塔拉斯又告诉了你。不言而喻关于我手下一些人的情况的档案是他派人给你送去的。他还将继续这样做。”

　　“我被监视起来有多久了？”

　　“一九五○年一月一日零点开始。（注：此处有些疑问，前文提到雷伯是一九五○年七月才到的纽约，八月才开始的创业，不太可能从一月起监视塞梯尼亚兹。）不过，想必你已经觉察到这一点。”

　　“他发现我干了什么？”

　　“什么也没发现，这使他非常失望。重要的什么也没有。杰思罗深信，任何一个自由人都是罪犯，只是没有被查出来。可是你和塔拉斯大大地动摇了他这个基本信念。”塞梯尼亚兹想到塔拉斯也和他一样，多少感到一点安慰。

　　“塔拉斯也一样，”雷伯说。他那种能猜透别人心思的本领实在令人恼火。

　　“对他的监视也解除了？”

　　“是的。”

　　雷伯举手阻止对方开口。

　　“大卫，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时候让杰思罗停止监视乔治·塔拉斯的？对这个问题我将不予回答，请你别问。究竞我是先表示信得过乔治，后表示信得过你呢，还是相反，知道这一点并不重要。反正你知道现在的状况就行了。既然你已知道我派人监视了你十七年，你一定会问：为什么现在我要撤销命令？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大概是到了一个人不能不完全信任另一个人的时候。”

　　“你使我觉得很不痛快，”塞梯尼亚兹说。

　　“因为我这种自问自答的做法？我知道。我情不自禁。”

　　他笑了起来。

　　“不妨说，我有时候情不自禁。”但是他很快就止笑敛容，眼睛又朦朦胧胧地地望着塞梯尼亚兹。

　　“二十二年又一百五十四天之前，大卫。记得吗？”

　　“记得。”

　　“对于那一天的记忆是不是一清二楚？”

　　“当然比不上你的记忆。”

　　那双灰眼睛颜色似乎变深了些，目光呆滞，就像着了什么魔进入被催眠状态。

　　“Mon　Dieu，mon　Dieu，La　vis　est　La，Simple　et　
　　tranq…uille（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生命在那里，单纯而宁静）大卫，下面的你还记得吗？”

　　塞梯尼亚兹觉得自己在软化。渐渐地，他让感情占了上风。

　　“Cette　paisible　rameur…la　vient　de　la　ville！（那和平的隐隐噪声来自市镇）”

　　“对，大卫。”

　　“Dis，quas…tu　fait，toi　que　voila，pleurant　sans　cesse，dis，quas…tu　fait，toi　que　voila，de　ta　jeunesse（哦，你，你做了什么，老是没完没了地哭泣？哦，你，你做了什么，以你的青春？）”

　　沉默。雷伯点点头。他在微笑，态度极为亲切、友好。

　　“我提起这些往事并不是想搞感情讹诈”

　　他把腿挪动一下，从衣兜里抽出手来，张开手掌，露出大拇指与食指相交处长长的伤疤。

　　“刚才我一路走，一路确实在想一九四五年五月的那一天。‘我决不会忘记我救过你的命。’写这句话的也是一个法国人。你的确欠我的情。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死了。我没有忘记这件事。”

　　“你从不忘记任何事情。”

　　“这并不永远是长处。”

　　这番话表明他几乎为此而感到苦脑，这有点难以想象。又一阵感情的冲动向塞梯尼亚兹袭来，他想：楼下那个女子看上去很象夏眠

　　两人又默默无言。

　　过了一会儿，雷伯站起身来，开始来回走动。

　　“海梅·罗查斯，”他说。“当初我曾这样想：不知你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发现他的名字。结果你花的时间比我原先预料的少一些。自从我意识到你已知道此人，我就存心避开你。我还没有作好准备。你从哪儿得到的线索？弗朗西斯科·桑塔纳？”

　　“是的。”

　　“当我在他面前谈到那八百万棵树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很惊讶。后来你到梅里达他家去了。他会向你提到那些树，这是合乎逻辑的。大卫，有两个人，他们的名字几乎是一样的：海梅·罗查斯和乌巴尔多·罗沙，这第二个是巴西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