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员--勇敢的真实故事-第1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可是到了后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各路神仙改变了主意，开始站到美国这一边了。谁也没想到，把这80名美国人折磨了一路的逆风竟变成了顺风，这下子可有救了。就连一向倔强的吉米都记得当时风向神奇般地突然转变了：“幸运的是，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吹了一路的逆风变成了风速为每小时25英里的顺风，这让我们打消了坠机的念头。”
　　后来，吉米和他的小伙子们意识到，原来从一开始执行任务神灵们就一直在庇护着他们。暴风雨虽然狂躁地拍打着“大黄蜂”号航母，但却也为它罩上了一层浓厚的云雾，结果日本的侦察机就没有发现这艘军舰。乌云和狂风就像一道善意的屏障，一路上保护着黄蜂号。事实上，飓风已经吹散了执行任务的16架“米切尔”飞机，致使他们不得不分别飞至日本不同地点，但这却不经意间成了一项完美的“战略”——有效地防止了防空炮手们的集中反击，因为那些炮手无法预料下一架飞机究竟会从哪个方向飞来。看上去，守护日本的神灵们不愿意再保护那些违反武士道精神的“勇士们”了。
　　当然飞行员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是飞入了黑暗和大雨中。“我们试图通过4495千赫同衢州机场方面取得联系，”吉米回忆道。“但没有回应。这就是说我们安全到达中国机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没有归航无线电信号的导引，手里所掌握的地图又不十分精确，吉米只能继续飞行，直到油箱没油，然后从飞机上跳了出去。吉米和他的机组成员从8000英尺的高空跳向了黑色海水中的敌军控制区，跳下去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等待着双脚砰然落地。“我们根本看不见下面的情况，所以我所能做的就是等着落地，”吉米说。“我在空中飘落的时候所担心的就是我的脚踝，1926年，我的双踝在南美洲骨折过。为了避免双脚突然着地受伤，我把膝盖弯曲起来以减少冲力。”
　　可是，好像老天和他开了个玩笑。也许是天上的比利·米切尔决定给即将跳下的伙伴们打个铺垫——吉米·杜立特尔轻轻的跌落在了一堆屎上，确切地说，是人的粪便。1942年4月18日晚9点30分，在经过了13个小时的空中飞行之后，这位美国飞行英雄发现自己陷在了一堆屎中。
　　这次杜立特尔空袭正如珍珠港偷袭事件一样，对太平洋战争的全面展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所受的实际损失如下：
　　50人丧生；252人受伤；90幢建筑物受损或倒塌，其中包括日本柴油机制造公司、日本钢铁公司第一钢铁厂、三菱重工公司、交通部变电所、国家纤维服装公司、横滨制造公司仓库、名古屋飞机制造厂、1座军工厂、1所海军实验室、1个机场、1个临时军火供应站、9幢电力大楼、6只大油罐、1家服装厂、1间食品储藏仓库、1家煤气公司、2家其他公司、名古屋第二临时军用医院、6所小学和初中。
　　杜立特尔手下所有的飞行员都成功的逃离了日本的领空。
　　尽管日本可以轻易地修复那些被损毁的工厂和建筑物，但那次空袭给日本人心灵上造成的打击却是难以平复的。一位东京市民写道：“东京和另外几座城市遭到了轰炸，这使日本人民对战争的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情况不同了，炸弹已经炸到家门口了。战场上的战争或是国内的战争看上去已经没有太大差别了。”还有一位经历了轰炸的人是这样说的：“我们日本人过去总是强调精神力量的重要性，总以为我们日本永远不会遭到袭击。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们去相信天皇和他的顾问所说的一切。当官方对民众正式宣布我国正遭受袭击时，就连那些最坚定的信仰者也受到了沉重的心理打击。最后我们开始意识到，过去我们一直坚信不疑的其实都不是真的——政府告诉我们说日本的国防是坚不可摧的，但他们是在说谎。于是我们就开始怀疑到底日本是不是真的所向无敌。”
　　日本人那种一相情愿的想法确实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因为这次漂亮的对日轰炸，美国人在经过了五个月的痛苦回味后，士气却空前高涨起来。可以确定的是，美国人的初次袭击已经为珍珠港事件报了仇。而且这个袭击计划还要继续下去”。4月21日，罗斯福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记者们围在他的办公桌前，罗斯福向他们确认了源于日本媒体的有关那次空袭的报道。但当被问到那些“米切尔”飞机是从哪里起飞时，他咧嘴笑了，然后对媒体宣布说，美国飞机是从“我们设在香格里拉的新的空军基地”起飞去打日本人的？——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曾虚构出喜马拉雅山脉中一处名叫香格里拉的圣地，而罗斯福总统在回答问题时巧妙的引用了这个地名。
　　他的这个回答让美国人开心地笑了，但却把日本人搞糊涂了。“有关香格里拉的这番话无疑给全国人民增强了信心。这说明美国是有能力还击的。东条英机首相曾吹牛说‘日本在2600年的辉煌历史中，从来没有在战争中被打败过’，可如今这个牛皮被扯破了。”
　　美国人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飞行员们对日本平民进行了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学校里无辜的孩子，向手无寸铁的农夫和渔民开火，向医院投下炸弹——没有一家美国媒体对这些进行报道。
　　一天，在罗斯福总统即将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日本裕仁天皇给他在中国的部队下达了一条命令，要求他们“摧毁美国军队设在那里的空军基地，因为美军可以从那些基地起飞进而袭击日本。在未来的一个月时间里继续控制占领区，彻底摧毁所有飞机场、军事设施，以及交通要道日本在华远征军总司令要尽快开始执行这一命令”。
　　日本天皇的勇士们完全遵从了天皇的命令。为了报仇，53个营的超过10万名日本士兵一路行驶了200英里到达华东，将方圆两万平方英里内的中国人全都杀光了，日本人还放火烧了他们的村庄。这些日本兵大肆奸淫掠夺。他们砍掉了无数人头，砍得胳膊发软发酸，直至再也砍不动为止。可怕的三个月当中，日本人用机枪扫射中国人，强奸妇女，然后把她们叉起来活活烧死，还将小孩子们扔到井里淹死。房屋、庙宇和店铺统统被烧成了灰烬。
　　当杜立特尔和他的机组成员乘着降落伞降落在中国的华东地区时，许多中国平民和游击队员还给他们食物吃，给他们提供住的地方。飞行员们为了表达谢意，就把身上的一些小玩意儿送给他们的新朋友。后来，一个比利时传教士回忆说：“那些美国飞行员为了表达对中国人民友好热情的感激之情，就送给他们一些小礼物，比如降落伞、手套、五分和一角的硬币什么的，但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几个星期后，这些东西竟成为泄露他们曾经在那里呆过的强有力的证据，结果使那些中国朋友受尽折磨，惨死在日本人的手中。”
　　日本兵发现了一个曾经帮助过美国军医的农民，“士兵们用毯子把他裹上，浸在煤油里，然后强迫他妻子把他点着。”一个中国人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这样说道：“有些村民侥幸从村子里逃出来了，他们给我们讲了好多这样的故事，日本人真的太残忍，太野蛮了。你都想象不到他们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就差一件事儿他们没干过——那就是吃人。除了吃人，剩下的随便你想，你能想到的缺德事儿那些日本鬼子全都干过。”
　　蒋介石后来给罗斯福发了封电报，电文中写到日本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美国飞行员在日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轰炸了东京，之后便逃往中国沿海地区着陆，于是日本军队开始对这些地区进行大扫荡，杀光了那里所有的人——我再重复一遍——这些日本人杀光了这些地区的男女老少。”蒋介石并没有夸大事实。一位美国将军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那次报复之战：“25万中国士兵和平民在3个月的战争中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3个月内就有25万人丧生，法国在为期6年的二次大战中死亡10。8万人，比利时10。1万人，荷兰24。2万人。而全世界都看到日本的那次复仇行动竟杀死了那么多中国人，死亡人数比后来在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中丧生的人数之和还要多。
　　但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杜立特尔空袭令日本大为恼火，于是他们展开了生物战。日军于1935年成立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那是一个隐蔽的生物研究中心，在那里，日本医生在中国老百姓身上做试验。“日本人在那里从事细菌战的试验与研究。他们把中国人抓来，像对待小白鼠那样给他们注射病毒，令他们感染上鼠疫、肺炎、流行性出血热、伤寒、梅毒等疾病。”松本广史还记得当时日本人是如何往中国囚犯身上注射病毒的，然后又是如何把他们的身体当作细菌培养器的。“五六个月后，”松本回忆说：“这些人的身体里就会培育出我们想要的细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取他们的血了。取血的方式就是在他们的腹股沟处切开一条口子。那些被试验者直至最后一滴血滴尽的时候仍然还活着：身边的士兵或是军中临时工作人员就会站到他们胸口上向下压他们的肋骨，或是使劲儿在上面跳跃。这样重复几次之后，肋骨大概就会碎了。我能听见那些骨头断掉的声音。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最后一滴血取尽。我说的这些都是真事儿。”
　　日本人为了发泄心头的怒火，开始在华东地区喷洒霍乱、伤寒和鼠疫病毒，这使日本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惟一使用生物武器的国家。受害者的总数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人们可以从一幕惊人的场景中得到一个总体概念。“据报道，在一次生物武器袭击中的最后关头，由于风向的改变，导致1700名日本士兵丧生，10万多人受伤。”
　　受害者并不仅是中国人。杜立特尔手下也有八名飞行员在中国境内被日本军队抓获了。他们分别是迪安·霍尔马克、比尔·法罗、哈罗德·斯帕茨、蔡斯·尼尔逊、乔治·巴尔、鲍勃·海特、雅各布·德沙泽尔以及鲍勃·米德尔。他们也许是最先知道敌人是怎么看待这些美国飞行员的人。
　　“根据《日内瓦公约》，我只能告诉你我的名字、军衔和编号，”蔡斯·尼尔逊对审问他的日本军官说道。审讯员的答复是：“《日内瓦公约》是什么？我们是在打仗，你不知道么？我们的规矩都是自己定的。”紧接着，审讯员用手指戳着蔡斯的鼻子说道：“我再告诉你点儿别的吧，我今天下午就可以把你杀了，而别人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是谁干的。”
　　作为47个签字国之一，日本于1929年7月27日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但由于国内的强烈反对，日本从未正式认可这项公约。公约要求无生存希望的士兵释放投降者。要记下投降者的姓名，并通知其家人他们依然活着且活得很好。然而，这样的规定无疑与残暴的日本军人的所作所为恰好相反。投降者们并不理解日本的大和民族精神：一名年轻的日本士兵必须战斗到死。“如果他受了伤不能动或是失去知觉被抓成为战俘，回到日本后他将永远也抬不起头来。他和他的家人将为此蒙羞一辈子。”历史学家火田几彦总结出了日本士兵的看法：“他们认为一旦自己的军队被俘虏，他们就会失去所有人权。而且他们也以同样的态度理解抓获的战俘。”
　　裕仁天皇明确表态：日本不会遵守国际协定。这与过去的战争宣言是相悖的。1894年第一次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明治天皇曾经宣布：“我们命令士兵竭尽一切所能，保证不违反国际法。”后来在对俄宣战时，明治天皇依旧强调了这一点。那时候，被俘军官们受到了很好的对待。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战争中，79367名俄国士兵被俘虏。他们被关押在日本境内的29个战俘营中，并得到了很好的对待。金泽战俘营中的俄国军官甚至还被带到小酒馆里去看娱乐表演。后来颁布的《海牙公约》规定，战俘应该得到和那些正在所在国军中服役的同等军衔的士兵同样的薪水。日俄战争中，俄国战俘的薪水是日本士兵的两倍。战争结束后，所有的战俘都被送回了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在对德国的宣战书中宣称：“我们仍旧要求我们的军官和士兵各自竭尽一切所能，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实现本国作战目标。”
　　然而，明治天皇退位后，皇军就不再理睬那些国际公约了。裕仁天皇在对美宣战书中声明：“全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愿望，为了使日本在实现战争目标的过程中免遭损失，我们将动员一切力量。”人们故意忽略了遵守国际法的宗旨。日本战俘新闻局的第一任主管说：“在对俄战争中我们对俄国战俘给予优待，那是为了让世人承认日本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但我们现在不再采取这种做法了。”
　　日本士兵认为被俘后应该自杀而不应投降，当了战俘就意味着失去尊严。毕竟，投降之后虽然保全了性命，但做人的尊严便不复存在了。被俘虏的美国兵们要求通过国际红十字会通知他们的家人，而日本士兵对此非常诧异。他们纳闷，这些卑劣的美国人怎么会厚着脸皮举起双手投降，并且投降了要让他们的父母也为他们感到羞愧。
　　来自俄克拉何马州德林克曼的格伦·贝里26岁那一年经历了极端残忍的巴丹死亡之旅。许多年后，贝里对我说：“日本兵告诉我们，他们宁愿自杀也不会投降。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就是一帮废物。”
　　另一个巴丹幸存者莱斯特·坦尼给我讲述了一个“废物”的故事：
　　我们行进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押队日军命令我们要将速度加快一倍或跑步行进，以追上前面的战俘队伍。当我们经过一队日本士兵时，押队的士兵命令我们停下。就在我们察看那队士兵在哪里时，看到了一个美国士兵正跪在一名日本军官面前。那个军官从鞘中拔出一把武士刀刀刃向上，他挥着刀在空中划了一道长长的弧线，嘴里大喊一声“万岁”，便砍了下去。只听见一声闷响，那个美国兵的头被砍了下来。然后，那名日本军官一脚将美国兵的尸体踢开，所有的日本兵一起狂笑后走开了。
　　日本兵虐待并残杀了许多盟国的战俘，可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们一旦落到对方的手里，他们认为自己也会得到同样的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名日本兵投降，小清史便是其中之一，他在菲律宾被美国军队包围了，逃脱无望。在战俘营里，美国人给他吃罐头食品。他吃完之后，一名美国士兵手拿一把铁铲走了过来。小记清史说：
　　他让我在地上挖个坑。我当时就吓傻了。日本兵抓到敌人后总是叫他们挖坑，接着让这些人跪下，把他们脑袋砍下来。我绝望地看了看四周是否有逃跑的出路，但看到的只有冰冷的铁墙，于是我只好听天由命了。我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开始挖坑。当时我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觉得地上的土就像石头那么硬。我挖的坑非常浅，心想，这个坑可装不下我啊。但后来，那名士兵把铁铲从我手中抢了过去，然后只是把我吃完的那只空罐头盒扔了进去，并命令我把其他人吃完的罐头盒也捡到一起埋起来。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是吓坏了，于是他又补充了一句说，这么做是为了讲卫生。
　　在那些抓获美国兵的日本人眼里，杜立特尔空袭中被俘的蔡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