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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全记录第一卷－和战之间-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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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出关进入大东北扫荡日伪军残余及拒降之敌的中国武装力量当数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李运昌所部。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1945年8 月11日，朱德在发布的第二号命令中令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令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冀热辽军区接到延安总部命令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即于8 月13日在丰润县大王庄召开紧急会议，部署人关行动。
李运昌在会上传达了延安的命令，参加会议的各级指挥员群情振奋。
李运昌是河北乐亭人，早年投身中国大革命，1925年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同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革命家李大创的侄子。他既参加过秋收起义等武装斗争，同时还在刘少奇领导下的中共满洲省委做过地下工作，对东北十分熟悉。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后，经热烈讨论，决定在冀热辽军区党委和军区司令部的基础上，以李运昌为首成立“东进委员会”和“前方指挥所”，并将准备开进东北的部队，分别编组为西、中、东三支独立进军的先遣部队。兵分三路，出长城各口以最快的速度，大踏步地向东北进军。其中，西路由第14军分区司令员舒行、政治委员李子光率领第13团、第16团一部和北进支队共约2000人，于8 月中旬从冀东平谷出发，经兴隆向承德、围场进军。中路由第15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政治委员宋诚率领第11团及青（龙）平（泉）支队（后改编为第51团）共约2000人，于8 月17日经喜峰口、平泉向赤峰前进。东路由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治委员唐凯率领第12、第18团和朝鲜支队共约2500人，由抚宁台头营叶区出发，经石门寨、绥中，向锦州、沈阳进军。“前方指挥所”随东路部队之后跟进。在挺进中，大雨连绵，河流洪水暴涨，道路泥泞，冀热辽军区出关部队情绪高昂，克服许多困难，不断加快进军速度。
此时，正值盛夏，苏军的猛烈进攻使不少地区日军已停止抵抗。但大批日伪军一时尚未全部解除武装，尤其在冀热地区与长城内外，许多日伪军仍保持其完整的建制与指挥，固守据点，拒绝向共产党军队缴械投降。其间，在长城内外各地有伪军19个旅、27个“讨伐队”、两个骑兵团及伪华北“治安军”3 个团，共约10万人。日伪地方武装也未解体。冀热辽军区部队在进军途中不断与其发生战斗。
西路进抵兴隆地区时，当地伪军第24、第25旅及“讨伐队”拒绝缴械投降，该部即向敌军发起进攻，后经冀东主力增援将其歼灭，俘其官兵3000余人。中路解决了平泉一带伪军第17旅，并在平原与苏军会师。此后向凌源、赤峰、朝阳前进，接收8 座县城，俘伪军5000余人。东路所部于8 月20日出发，沿途冒滂沦大雨解决了石门寨、九门口等地伪军。自8 月25日以来，冀热辽军区挺进部队一路势如破竹，所遇日伪军全部被缴械，先后缴枪122 多支。27日，迂回山海关，到达绥中县属之前卫、中前所一线。8 月29日，东路挺进部队在山海关以北的前所车站俘伪军400 余名和一批枪支及物资。
在前卫以北之凉水河地区，东路部队与由林西、赤峰经叶枯寿、凌源驰往山海关的苏军一个战斗分队会师。第16军分区临时抽调了一些司号员组成“军乐队”，吹起了欢迎号，欢迎苏联红军的到来。两军会师后，官兵们互相握手，亲切拥抱，共庆会师，气氛异常热烈。“斯大林万岁！”“毛泽东万岁！”“乌拉！”“乌拉！”的口号声和欢呼声响彻天空。
两军会师后，双方指挥员取得一致意见，决定向驻守山海关的日伪军发动攻势。待东路部队包围山海关后，由苏军向山海关守军送交无条件投降通牒。
山海关是一座古老的名城，位于燕山山脉东端。地处河北秦皇岛东北，南临渤海，北依角山，西亘长城，山高势险，北宁路穿此而过，是华北通往东北的门户。明朝洪武十年（1381年）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在秦皇岛东北设置山海卫，次年12月筑起山海关城。从此，山海关便成为长城东部的一座军事重镇。山海关城墙高达10米，宽容五马并行。“天下第一关”的横匾雄踞于东门之上。全城占地8 平方公里，山势陡峭，又加上护城河环绕，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可谓“一夫守关，万夫莫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为迫使守关日伪军投降，第16分区部队和苏联红军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碟。该通碟全文如下：由于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强大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我八路军已全面举行对日大反攻。8 月15日，日本天皇已向日本国下诏，接受无条件投降。现中国八路军和苏联两国强大军队，已兵临山海关城下，着派中苏两国代表，向驻山海关日军司令官送出通牒，命令驻山海关的日军、伪“满洲国”军接到本通牒后，限于本日下午2 时率部于山海关火车站“无条件向中苏军队投降。
此致——驻山海关日本军司令官中国八路军司令官苏联红军司令官1945年8 月30日当时山海关有日伪军约2000人据守。这些已经接到上级拒降命令的日伪军拒绝向八路军冀热辽军区部队投降。面对山海关如此高大的城墙，冀热辽部队苦于无炮，打不开城门，冀热辽所部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只得决定先围再打，首先扫清据点外围。当8 月30日这天，曾克林部绕道出关，占领前所车站断其山海关守敌退路时，发现苏军的一个小型车队拖着3 门平射炮向前所地区驶来，这真如雪中送炭一样来得及时。曾克林遂带领大家拥了上来，热烈欢迎苏军官兵。起初曾克林请求苏军炮火配合攻击山海关未果，原因在于苏军不了解这些部队是什么人，不敢贸然表态。后经曾克林再三请求，苏军指挥官才答应联合攻击山海关。
30日拂晓，苏军开始向山海关发炮，60名苏军士兵以十分娴熟的战术技术，把一发发炮弹准确地送到守敌的头上。曾克林即令军分区部队分头攻击，仅激战1 小时即攻人城内，俘伪军1000余人，大部日军南逃秦皇岛。通往东北的门户——山海关获得解放。东路部队在山海关稍事休整和补充后，继续北进，于9 月4 日进入锦州与苏军会师。其间，消灭锦州地区伪军两个师。并由第18团组成锦州卫戍司令部，控制了整个辽西战略重镇锦州。
曾克林、唐凯一路夺关斩将，出师顺利。在锦州夺取后，即率所部一部约4 个连坐上火车向沈阳前进。
由于这些冀热辽的八路军是第一次乘火车，所以十分惊奇，一个个兴高彩烈。当火车一路直下抵达沈阳车站之时，苏联红军守卫部队一见车上有这么多来历不明的中国军人，顿时戒备起来，于是立即封锁站台不让曾克林所部下车。
曾克林是一位典型的军事指挥干部，办事讲求效率，决不会吃苏军这一套。他立即带人到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接头，办理放行手续。
7 日，苏军驻沈阳的第6 近卫坦克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科上将等会见曾克林、唐凯。苏方提出，由于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规定限制，沈阳要交给国民党政府，八路军不能接管。
苏军卫戍司令还态度生硬地问：“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谁叫你们来的？”要不是“老大哥”这一层关系，曾克林早就“翻脸”了。他耐着性子解释说，我们是中共八路军冀热辽部队，奉延安总部之命前往东北受降。谁知，被这位卫戍司令一口回绝，将曾克林等赶回了火车。曾克林经与唐凯商量，决定再次到苏军司令部交涉。这一次来到苏军司令面前，曾克林和唐凯的态度就不同了。唐凯投身中国革命时曾在自己胳膊上刺过五角星和镰刀、斧头的标记，于是他将袖子一亮，露出胳膊上的印记大声喊着：“共产党，毛泽东！”终于，苏军看出了门道，态度改变了，最后同意冀热辽军区部队下火车进入沈阳市区。按照苏方要求进入东北的部队均改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并摘下八路军徽章。苏军城防司令部通知所属各部队对人民自治军在东北各地活动不加限制。随后，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司令部、政治部成立，曾克林任司令员，唐凯任政治委员，张化东任副司令员，汤从列任政治部主任。
为了显示八路军冀热辽部队的军威，曾克林整顿军容，部队穿上了缴获来的日本军衣，扛着枪威风凛凛地走在沈阳的大街上。被日本奴役了十几年的东北人民，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人自己的军队走在大街上，纷纷涌上街头，夹道欢迎。苏军看到八路军如此受民众欢迎，态度大有改善。两日后，苏军驻沈阳最高指挥官克拉夫钦科上将还亲自会见了曾克林和唐凯，并答应给予配合。
曾克林由于有了苏联红军的支持，便放手在沈阳大干起来。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曾自任司令。当时的沈阳一片混乱，大批日军和日侨在等待美国军舰的遣返回国，暂时滞留在沈阳。东北老百姓受了日本侵略者十几年的殖民统治，对日本人恨之人骨。一旦在路上相遇即举拳就打，以发泄十几年来的怒气。沈阳市面仍由伪满旧警察维持治安。苏军则忙于搜集日本在沈阳的资产，和拆御军工企业的设备，加紧转运回国。由于工人大批失业，街头流民日益增多，曾克林等即组织补充部队，不到10日，部队从不足千人迅速扩充到两万人。苏军有意将日本关东军在沈阳苏家屯的一个军火仓库交给曾克林看守。于是曾部很快运出了3 万支步枪，300 挺机枪和100 余门火炮。由于动作过大，惹恼了苏军。苏军担心的倒不是这些日式轻武器的流失，而是怕刺激蒋介石和美国人。为此，苏军下令要赶走曾克林所部，曾克林根本不吃这一套，理直气壮地告诉苏方，要赶我们走必须要有延安中央的命令。结果弄得苏方毫无办法。
冀热辽军区部队在进入沈阳的同时还分别占领辽阳、鞍山、抚顺、本溪一带，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即返回锦州，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负责接应出关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冀热辽军区部队配合苏军部队进入东北的行动，为中共组织和人民军队进一步进军东北，建立东北总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其历史功绩不可埋没。
第四章 延安棋快一步
12．密使延安汇报
尽管此时具有远见卓识并且棋高一着的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大胆作出了一系列经营东北的举措，但东北和苏联政府及红军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苏军对于中共进入东北后究竟持什么态度？已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并不十分清楚，因此亟待进一步获取上述方面的新的情报。
为了了解东北情况，此时中共胶东区党委即已派日其恩、邹大鹏率领一个连100余人带电台渡海到辽东半岛进行战略侦察，于8 月30日攻占庄河县城，发现当时苏军只占领少数大中城市，广大乡村和中小城镇均未占领。吕、邹立即将这些情况报告山东军区并转报给中共中央。
但是仅仅靠上述情报仍解决不了问题，中共中央对部署大规模行动仍有顾虑。
9 月11日，先期到达东北大连同苏联红军取得非正式联络的中共胶东区党委的吕易来电，报告他们到达东北后的情形。尽管苏方并没有允诺中共领导的军队进入东北的大城市和要道，但具有过人眼光的刘少奇仍决定加大进军力度。他当天向毛泽东报告说：胶东区党委派吕易率一排武装乘汽船到大连与红军联系，现已返回，红军某少将与之非正式接头。据称我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加干涉，在大城市组织非武装之团体亦可。现红军只控制大城市及要道，乡村及内地小城市相当混乱，伪组织有的等待交待，有的畏罪逃跑，有的小城市被土匪占领，群众情绪极高，自动殴打日人，并有自发组织。我在东北之抗日同盟会员，有大作用及活动。我一排武装在大连登陆后，一经号召便有数百人参加工作。从胶东去东北，水路甚便。亦甚安全，部队过海船只亦不成问题。胶东已决定派两个营及百余于部即去东北。我们根据上述情况，已电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由萧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已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起程。
为适应这一部署，刘少奇向毛泽东建议派一个“有名的军事指挥员”和一名“最高负责人到东北去领导。”
经过几次电报来往磋商，9 月13日，中共中央和刘少奇初步拟议彭真、康生和程子华前去东北，“组织东北中央局，以彭为书记，以便迅速开展东北工作”。当天深夜，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同意。至此，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在相当程度上转向了东北。
是时由于中共抗日军队进入沈阳并接收一些城市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慌和美、英等国的关注。国民党政府强烈指责苏联政府违反中苏条约规定，并再三提出抗议，美国和英国则在外交上不断向苏联施加压力。在紧迫而又关键的复杂形势下，驻东北的苏军远东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经请示苏共中央，决定派代表赴延安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这就顺应了中共中央控制东北和掌握东北所急需情报的需要。
9 月14日，先期进入东北收复山海关和锦州等地后迅速自行进入沈阳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经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的批准，陪同苏军驻东北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全权代表苏军上校卫斯别夫（中共中央文电中译成贝鲁罗索夫中校）以及苏军中校副官谢德明，乘苏军运输机从沈阳直飞延安。
14日上午，卫斯别夫、曾克林一行飞抵延安。飞机在延安东关机场着落后，受到了熟悉俄语的杨尚昆、伍修权的迎接。
朱德作为中国共产党抗日军队的总司令在王家坪总部会见了苏军代表。陪同的还有伍修权。双方进行了认真的谈判。苏军代表奉命转达苏方意见，为履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规定，长春、哈尔滨、沈阳等大城市必须交给国民党。中方提出，热河、辽宁部分地区，从1937年抗战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开创冀热辽根据地，而且这一地区不在中苏条约范围之内，应交给中共。卫斯别夫给中共中央带去了耐人寻味的谈判条件。譬如“按照红军统帅部的指示，蒋介石军队与八路军之进入满洲，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在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并要求朱总司令发布命令，命令已进入满洲、热河的八路军，“退出苏军占领之地区”。由于朱德和伍修权的力争，中苏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即苏军同意将原属冀热辽抗日根据地范围内的锦州、热河两省完全交给中共接管（锦州为满洲一个省，辖辽西14个县）。
卫斯别夫的谈话记录如下：（一）按照红军统帅部指示，蒋介石军与八路军之进入满洲，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
（二）在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
（三）因八路军之单个部队已到奉天、平泉、长春、大连等地，红军统帅请朱总司令命令各该部队退出红军占领之地区。
（四）未得红军允许进入满洲之国民党部队已被红军缴械，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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