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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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文章是这样记述这次谈话的。刘鸿生只是不动声色地静静地听，不时地追问一句，在刘念祖说完后仍追问了一句“还有么？”便笑着说：
　　　　“这些我都晓得！”
　　　　望着闻言而惊愕的子侄，刘鸿生微笑着说：
　　　　“你们都坐，念智也坐！”
　　　　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开导一下子侄，特别是未涉世事的儿子，深深地讲一下用人之道。
　　　　待子侄坐定，刘鸿生方缓缓地道：
　　　　“谢培德是个地地道道的坏人，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
　　　　十七岁的刘念智听了很吃惊地反问：
　　　　“那，爹爹您为什么还用他，给他那么高的薪水和位置呢？”
　　　　刘鸿生笑道：
　　　　“用人之道是一门大学问，光从书本上是学不到的，读书之外还要用心地观察与捉摸，我捉摸的道理是：
　　　　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人，只要你善于处理，各种人都有各种人不同的用处：好人有好人的用处，坏人有坏人的用处；全才有全才的用处，偏才有偏才的用处，文有文的用处，武有武的用处。关键在于你得善于使用，把各种人安置在适当的位置上，注意扬其所长，避其所短，才能发挥作用。这就是咱们中国的古话所说的‘量才使用’、‘扬长避短’，使其‘人尽其才，各尽其用’吧！我记得对念祖说过，英国的那句名言，‘与你熟悉的魔鬼打交道，比与你不熟悉的人打交道，要方便得多’。魔鬼尚且如此，何况坏人？关键是要在这‘熟悉’上下功夫，才能运用。”
　　　　顿下来，望望注意倾听的子侄，又继续说道：
　　　　“谢培德是个典型的坏人，这没谁否认，可人们只看到了他的一面，却忽略了他有用的一面。坏的另一面是隐着长处的。”
　　　　说着，转向刘念祖道：
　　　　“你说他与官府、警察、青红帮有勾搭，手下有那么多可恶的流氓与包打听，这从正面看固为可恶，可那反面却可凭得当的处理变为有用。如今的上海，特别是码头上恶势力横行，没有个强硬手段，还不得日受其苦，不得安宁，甚至无法经营？正因为那些包打听消息灵通，正因为他谢培德在必要的时候对警察、巡捕可以随叫随到，是个‘兜得转’的人，咱们的码头才得平安无事。你们，甚至包括我在内的公司里的其他人哪个做得到，又肯于做？许多事情，就说我当年购买码头地产的事吧，那有多麻烦：有的以不卖相刁难，有的敲诈勒索、捣乱破坏。闹得我百般无奈，几欲半途而废，还不是亏了谢培德？他当即打通关节，软硬兼施，很快很顺利地就把地皮买到手了，这不是汗马功劳么？”
　　　　见子侄们已然明白了他的用意，便又宽和地对刘念祖说：
　　　　“说他不在码头上露面，这无关紧要，码头交给他了，我们只看他管好管不好，码头正常不正常，平安不平安，他不露面总有他不露的办法，凭他的手下，他虽不在，还是巨细皆知、有人代为处理的，何必去究问？说到在外面欺男霸女，我与他只是雇佣关系，要管自有该管的地方；在码头欺人，没有告的，有告的也自有该管的。劝绝劝不了，管又管不得，也不必太计较了。”
　　　　刘念智乘话间一顿插嘴说：
　　　　“那他监守自盗呢？”
　　　　刘鸿生回道：
　　　　“这我心中有数，他有他的分寸，我有我的分寸。至今为止，他偷运出的东西也仅止限于多余的‘包子’和地脚煤。积累下来，固然是个不小的数目，可要咱们回收，不仅费力，也不会收得那样多，就让他弄去吧。再说，连这点油水都不让人家捞，人家还肯长期为你效命么？用人，特别是用真有本事的人才，是不但要厚酬，而且要宽宏的。这样，人家才肯为你出尽全力，须知到头来赚大钱的毕竟是我们哪。自己赚钱也得让别人赚钱，做买卖不要计较别人赚多少，只要自己能赚大钱，别的钱尽可让别人去赚，俗话讲‘有财大家发’嘛！”
　　　　说到畅快处两眼熠熠生光，听得刘念祖不住地点头，刘鸿生又道：
　　　　“你可注意到了我几次问你‘还有吗’了么？”
　　　　刘念祖点头道：
　　　　“侄儿晓得了，叔叔是想时刻把握着那谢培德是不是过了约束他的‘分寸”！”
　　　　刘鸿生点头赞许地说：
　　　　“好，你明白了就好！”
　　　　这也正是刘鸿生安排其有心计的堂侄在码头上管理业务的深意，这层深意也表现在七年后对留英回国的这个四儿子刘念智的安排上。
　　　　刘念智归国几个月后，即一九三六的一个晚上，在父子交谈中，刘鸿生问起几个月来儿子对企业的感觉。刘念智回说“很好”，接着，便很有分寸地说：
　　　　“只不过只不过人们对华太师颇有微词。”
　　　　他深知华润泉是父亲的智囊，关系至密。所以不敢说得太过冒昧。
　　　　刘鸿生听了，笑着鼓励儿子说：
　　　　“说嘛，都有些什么说法？”
　　　　刘念智这才大胆地说：
　　　　“人们说您给他的权力太大，他又很不自量，竟利用您给他的大权培植他的私人势力，近年来尤甚！又去与谢培德这坏人勾结。人们都担心有朝一日尾大难掉，客大欺主，两人合起来找您的麻烦。”
　　　　刘鸿生听了，敞声地哈哈畅笑，笑了一阵后，对儿子说：
　　　　“好，好哇！人们，甚至连回来才几个月的你都看出了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不成其问题了！隐蔽着是危险的，暴露了出来，人们都清楚了，自然也就好解决了！”
　　　　说着，又转凝重地道：
　　　　“办事业是离不开用人的，用不到人才或用不好人，必将无成。孟尝君不弃鸡鸣狗盗之徒，得以脱险；宽待一贫如洗、自称一无所能的冯援，得以高枕无忧；平原君不卑视默默无闻的毛遂才获得了与楚合纵，这都是明例。咱们不敢以古贤人自况，可古贤人的成功之道则必须借鉴哪！用人而又厚酬、宽和，因可得人用，可时间是可爱的，也是可怕的，日久难免生变。何况，人各不同，又无一完美。兴汉三杰该是了不得的人才吧？可张良博浪一椎虽可称猛，未免失于匹夫之勇；韩信贪下齐之功，致真正说降三齐的郦生于死，迹于贪狠；肖何引韩信入未央致死，于人实有不义之嫌。这些大才尚且如此，何况世人？你要记住，我本着这个认识，总结了我用人之道的另一个要诀。”
　　　　说着，加重了语气：
　　　　“既要用人不疑，又要不可不防。这‘防’是从正面着眼的，即欲长期共事，必须不但深知其长亦当熟知其短，以便相应地采取措施，华太师长处突出、但亦隐着贪心与过于自信两大短处，如今自以为功劳太大，又长时间处于优越地位，掌管起了我刘氏企业的一些要权，他魔鬼的一面就膨胀了，甚至失去了他一向贪而不露的风度。这是个诸葛亮式的能人，只是却欠缺诸葛亮的自知之明罢了。”
　　　　这个评语下得甚当，近于陈云对这个“头戴瓜皮小帽手拿水烟袋”的华师爷的断语。
　　　　刘鸿生喝了一口茶，又继续说道：
　　　　“有些人把华太师比做诸葛亮，因而也把我比做刘玄德，古人我不敢比，但有一条：刘玄德做得了人主却做不得军师；反之，诸葛亮是个少有的超众出群的军师，却做不得人主。这正如刘邦之与兴汉三杰。刘邦统一中国，即位后庆功，群臣争相歌功颂德，刘邦皆不以为业然，但他本人却深知一个根本之点，即比起三杰的独特的本事他皆不如，然而他能驾驭使用他们，这就是他成功的要诀。驾驭，而且长期驾驭人才是个很难很难的事。韩信攻下三齐，自请假王，刘邦初听时很生气，还不禁骂了出来，可是在张良的提示下，他想通了，此刻只有笼络，所以他立刻转怒为喜，说：‘既是封王，何用假？就实封了吧！’可他后来有了适当的机会，就把这个居功自傲的韩信杀了。无论如何，刘邦还是驾驭了三杰，始终为他效力，不力时也有应付他们的手段。我不比刘邦，绝不因怀疑杀人，也绝非斤斤计较者。华润泉也好，谢培德也罢，因为他们都立下过汗马功劳，只要他们不越分寸，我是绝不计较的，可我也有足够把握的一点，那就是我对他们熟悉，熟悉他们的过去，更熟悉他们的现在，就算他们真是魔鬼，我凭了这个熟悉足有信心驾驭他们，除了家人之外，我都有充分准备与布置。而且你也会发现，华、谢之间有利害一致处，更多的则是利害冲突处，我会很好处置的，既利用他们的一致处，又利用他们的冲突处，令他们不得联手为害于我，却依附于我！”
　　　　果然，没过多久，刘鸿生就用他的新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长子刘念仁接过了华润泉总管家的职务，只体面地保留了华润泉水泥公司与华东煤矿的总经理的职务。这一取代，尚是由谢培德“举荐”、华润泉“提议”完成的，刘鸿生的心机实是非同凡响。
　　　　不惜重金培育人才
　　　　刘鸿生办企业甚重效益，对金钱甚为珍惜，可花可不花绝对不花，可谓辎株必惜，在动用心机、花费力气上也是如此，唯独对两件事，他费心最甚，下力最多，投资最厚，可谓不惜一切，那就是创办企业与教育子女。他与叶素贞两情笃厚，生了八个儿子、三个女儿，八个儿子以念字辈行依次以仁、义、礼、智、孝、梯、忠、信为名。后来，刘鸿生又纳了两个妾，也各生一子。对这十子三女，他一视同仁，均相继送往外国留学。当时送一个留学生再培养成材，几乎相当于兴办一个中型企业的资金，可刘鸿生十分乐为，一再以果断的口吻说：“我舍得！”
　　　　顺便说一下，刘鸿生在有钱人中十分正派，从不像一般富豪般寻花问柳，只是不得不应酬时作作应景文章，对叶素贞始终诚爱，虽后来纳了妾，仍不改此情。对子女教育有方，从不大声呵叱，从不苛责，是个典型的既严又慈的良师，要求严又不失真正的体贴，从不强其意志。比如，有一次他要四子刘念智应杜月笙之意拜杜为师，刘念智表示不适当，他当即说：
　　　　“不拜也好。你大了，凡事应该自己主张，我不勉强你，只是再嘱咐一遍：千万不可得罪人！”
　　　　五子刘念义秘密地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后来他察觉了，虽觉得很危险，很担心，也很关心，但绝不叮问，而是自言自语地说：
　　　　“他们都长大学成了，都有了自身的志趣，我绝不干涉。”
　　　　孩子们对他也非常尊敬，从没立下规矩，可是在他面前，特别是受教与交谈时，从不擅坐，即便命其坐下，当问到重要事时也不自禁地站起来回答。
　　　　前文说过，刘鸿生对“富贵出骄儿”的恶果是十分重视与警惕的，他曾几度集中与分别地、语重心长地讲给子女，特别是出国留学前，留学归国后，平常也不时提醒，可谓用心良苦。而且他更深知，光是说还是不够的，得有措施，用他的话说“要有非常得体的措施才行”。主要的措施就是要子女们学知识，学本领，知礼仪，习自立。输送出国留学的目的便在于此。留学回国后，按说正是二十几岁学有所成的人了，就是到别家企业求职，在那留学生稀少如珍的情形下，还不谋个体面的职务？可刘鸿生却将他们一律放在小职员的位置上，而且均在底层。比如，他四儿子刘念智留英七年回来后，刘鸿生就叫他做了一年多普通的会计员，而且不在他的三大企业内，而是在他刘氏的中等企业码头公司中，并且一再叮嘱不得特殊，要尊重上司，并且拜其为师，上下班均乘首、末班火轮，中午与工人一道吃饭等等。他的子女们也都理解他的苦心，均各乐于接受，认真地从基层做起，熟悉情况，积累经验，体察艰苦，锻炼自立能力。虽说都接受了整套的西式教育，但也都承袭着传统的美德，对父母更加尊重，都不时有意地到父亲的办公室或乘家中聚会之机与父亲谈谈，一来有娱亲、交流之意，二来也愿听听教诲。后来的历史证明，刘鸿生的十三个子女无一骄奢、庸碌，便是刘鸿生不惜工本苦心教育的成就。
　　　　对子女的智力投资不惜重金，对一些他所看中的可用或可造之才也是如此。重金厚酬为他整个刘氏企业聘用了大批专门人才不说，他还曾为几个技术人员的出国或在国内培训出资，为企业立了功的丁继尧更被送去留学深造，当然他负担全部费用。在他初登“煤炭大王”宝座时，就亲回原籍定海，捐款独资办了两所中学：定海中学与定海女子中学；后来更先后助资输送定海七名学子出国留学深造。
　　　　对权要与恶棍的利用
　　　　刘鸿生社交十分广泛，前文已有交代，他更利用校友与同乡关系与宋子文、宋子良、孔祥熙乃至蒋介石都建立了联系，但仍是他那一贯清醒的态度：把握好分寸，极力避免介入这几个人的政治圈子。孔祥熙两次登门诚请，宋子文一再写信、派人敦请要他出任招商局的总办（不久即改为总经理），他均婉言谢绝。直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由于日寇入侵造成了刘氏企业与全国民族企业一样的灾难，而已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不久更代行政院的宋子文屡派要员敦请，并做了些承诺，刘鸿生一则无法再推，二则也希望从宋子文的承诺中获得些企业的转机，才出任了这一官职。
　　　　对招商局，前文已做交代，至此时已是愈加腐败，权要图私，恶势力充斥，船上的买办一手遮天，任意勒索船员，船上的雇员们也敲剥客户，连茶房也刁剥顾主，私卖、挟私司空见惯，营私舞弊、损公肥私已积成习，已是百孔千疮，摇摇欲坠，规定的各船的“定额包缴”也往往不予兑现，每年损失白银多达五六十万两。国民党曾下决心派得力干员赵铁桥总办整顿，赵铁桥的决心也很大，可是无论是权要裙带，还是地方恶势力，他都无力惩治，结果郁愤成病，浩叹着：“偷漏成习，积重难返！”遗憾而死。
　　　　刘鸿生本来还有一层打算：在刘氏企业中运输是个薄弱环节，往往因此受制于人，欲乘出任招商之便好好地熟悉一下航运业务，岂知面临的情况竟是如此之糟！对招商局的情况虽有耳闻也有准备，可坏到如此地步，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还哪有心思顾及其他？
　　　　事业心与责任心是一致的，一向事业心最强的刘鸿生此时也甚感责任重大，他虽已明知局内的权要与恶势力根深蒂固而又实难招惹，可他忿然难忍。大费周章、大费精力，刘鸿生在所不惜，这回他还要对更庞大的官督商办的招商局大下一番功夫，立誓几年内彻底革掉几十年的积弊，使其有利于国计民生。他也深知其难，所以下了很大的功夫，迅速地摸清了来龙去脉与要害的所在，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整饬计划，并取得先决条件。
　　　　这先决条件有二：一是取得政府要员的批准与明确支持，一是取得恶势力头子的认同。前者好办，宋子文首先点头，交通部长朱家骅更是态度明朗，后者却要费一些周折了。
　　　　对于恶势力，他一向极有分寸、极为得体地对待，对这些人背后不置一词，当面恭敬有礼。早在他刚刚发迹为百万富翁的1918年底，就曾有意结纳。当时，他在如今的淮海西路、当年的法租界霞飞路西段起造了一幢占地三十亩，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