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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之谜-晓亮-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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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完这些事,胡萍才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到候机室去见吴法宪。
李作鹏接到周总理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命令的电话后,立刻敏感地想到林彪那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联系到9月6日他通过黄永胜透露给林彪的毛主席巡视南方的谈话,他越发感到总理追查256号飞机很不寻常。他把总理的话在心里反复想了想:
“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林彪乘的飞机要经过四个人联名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这四个人里面,林彪的行动对黄、吴、李是从来不保密的,看来四个人一起下命令,关键是要让总理批准才能放飞。
李作鹏毕竟是老奸巨猾,他的独眼一转,就想出一个坏主意。他拿起电话,要通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说道:“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司令和我的指示,以上四人,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能放飞。”
周总理的命令经李作鹏这么一改,“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变成了“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
11点半,周总理接到叶群打来的一个电话。叶群用一种假惺惺的亲切口气,说:
“总理呀,有件事要向您报告,林彪同志想动一动。”从她那沙哑的声音里可以听出,既没有平常那种盛气凌人的腔调又显得十分紧张。
总理用一种严肃而又镇定的语气问:
“他准备到哪里去?是空中动还是地面动?”
叶群吱吱唔唔,回答说:“空中动,需要调几架飞机。”
“你们调了飞机没有?”总理问。
“还没有调,林彪同志让报告总理后再调。”
林彪、叶群他们明明私调256号飞机,为什么却说没有调飞机?这下更加证实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
为了不惊动他们,总理对叶群说:
“今天晚上飞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儿,我和吴法宪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说。”
叶群根据林彪的旨意给周总理打电话,本来想试探情况,稳住总理。可是,总理机智的问话,不但使叶群露了马脚,更加引起总理的警惕,而且使林彪、叶群心中更加没底,更加恐慌了。
放下电话,总理想了一下,马上又命令吴法宪:“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林彪要起飞,我到山海关机场去拦他。”
3.3 山海关枪声
20多名被从被窝里叫起来的战士,刚刚排成一队。他们弄不清要执行什么“紧急任务”,个个都还背着背包。
公路上,一辆吉普车正在疾驰。车里坐的是警卫副队长,他奉命到山海关机场去控制住飞机。
车库里,一辆大卡车,几辆吉普车正在发动。人们的喊叫声,枪栓的撞击声,汽车的马达声,在夜空中汇合在一起,使这个平日静寂的疗养地,出现了一种临战的气氛。
正在这时,一辆红旗轿车亮着白晃晃的前灯向58楼前的公路开来。车里坐的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和警卫秘书。林彪一上车,就问林立果:
“到伊尔库茨克要飞多长时间?”
林立果回答:“不远,很快就到了。”
红旗轿车就要通过58号楼了,警卫大队长等人冲上公路,挥着手臂,高喊道:
“停车!停车!”
汽车里,林立果拿着手枪对准司机的后背,叶群发疯似地喊着:“冲!冲!”汽车加快速度,鸣着喇叭,从人们身旁像一阵狂风似地冲了过去。
突然,坐在车里前排座上的警卫秘书喊了一声:“停车!”
这个秘书,跟随林彪十多年,深得信任,所有车里人都没吭气。汽车急剧停稳,他已经跳下了车。
叶群杀气腾腾地问:“你想干什么?”
这个警卫秘书说:“当叛徒,我不干!”然后,他转身向58号楼边跑边喊:“来人哪!”汽车里向他开枪,击中了他左臂。他和追赶上来的人向汽车连开几枪,可是这辆高级防弹汽车,手枪子弹根本打不透,只在防弹玻璃上留下了几个白印。
林彪轿车发疯似地冲上了公路。车速高达每小时120公里。把尾随它的卡车、吉普车都远远抛在了后面。
但是,在接近山海关机场时,它被先派出去的那辆吉普车压住了。无论它怎么鸣喇叭,吉普车就是不让它超车。这样拖了几公里,前面已经可以看见机场的大铁门了。
前方,要横穿二股铁路线。这时正巧有一列火车要通过。
看道工人亮起红灯,标志杆正在徐徐下落。吉普车一个急刹车停住了,红旗轿车却一打车头,超过吉普车从标志杆下冲了过去,急驰的火车险些撞在它的车尾上。
13日零点18分,红旗轿车冲进山海关机场。一辆油罐车正在给256号飞机加油。汽车开到飞机的旁边,车还没停稳,林立果穿着白衬衣,拿着手枪,从右车门下来,十分慌张地大声喊着:
“快!快!快!飞机马上起飞!有人要暗害林副主席,要保卫林副主席!”
紧接着林彪、叶群从车右门下车,跑步直奔飞机。他们顾不得等客梯开来,沿着机组用的小梯子往上爬。叶群打头,林彪在后。叶群一边往上爬一边急促地喊着:
“快!快!快!飞机赶快发动!油车赶快离开!”
林立果一手挥舞着手枪,一手抓住梯子,一边往上爬一边高声喊:
“快把机场大门关上!后面有追兵,有人要暗害林副主席!”
上了256号飞机,连放在红旗轿车上的手提包、文件都没有顾上拿。没有等机组人员上全,连领航员、通讯员都没有上去,跑道灯也没有打开,飞机就开始发动了。
机场领导目睹这些情景,觉得十分反常,立刻派一辆油罐车到滑行道上拦住飞机。同时,机场领导马上给李作鹏打电话,明确问他:“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回答说:
“可以直接报告周总理。”
过去,山海关机场从来没有直接请示过周总理。当时飞机已经发动,怎么来得及报告周总理呢?这一点难道他李作鹏不清楚吗?
零点23分、256号飞机加大油门,在一片漆黑中向跑道滑行。这时,8341部队的追兵赶到机场。机场的灯光全部被关闭了。
“叭”、“叭”几声清脆枪声回响在漆黑的夜空。
4 “九·一三”事件之谜
在生死存亡之际,他们感到恐惧?抑或被仇恨啃啮着?他们有过什么样的求生挣扎与濒死举措?假如他们侥幸逃脱上天的惩罚,那么世界会因此增添几多阴谋,几多悲惨?但是,“绝妙”的死亡使得这一切荡然无存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许,林彪叛逃所乘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草原坠毁,林彪落得个折戟沉沙,遣臭万年的下场。
外电称这是“中国政治之谜”,围绕这一重大事件,制造了诸多耸人听闻的传闻。
当时,中蒙关系正在改善,双方重新互派大使,中国新出任蒙古大使许文益到任刚刚20天,便碰上了这个震惊中外的事件。
4.1 蒙方提出口头抗议
1971年9月14日上午8时,蒙古外交部突然打来电话通知: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要求8时30分会见中方大使。中方使馆人员立刻预感到发生了意外事件。
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已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等候。沙发前的长茶几上摆放着糖果、点心和烟茶,似为欢迎新大使的拜会。额尔敦比列格寒暄几句,对尚未正式拜会就仓促约见表示歉意。
接着,话题一转,他说:
“我今天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机失事。”
额尔敦比列格接下来通报了详细情况。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共九人,其中有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额尔敦比列格对于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国领土之事,代表蒙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
额尔敦比列格又通报说,中国飞机失事,乘员全部死亡。
现在天气还比较热,尸体需要按照某种方式予以处理。他又加重语气强调,以此为例,可以认为中国军用飞机是侵犯了蒙国国境。蒙古有关部门正在继续进行调查,蒙方保留就此事再次进行正式交涉的权利。
中方大使听罢,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首先感谢蒙方通知这件事。他说:
“正当中蒙两国关系刚刚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很遗憾。”接着,大使又以提问的语气说:“但我不知道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蒙古方面对飞机采取什么措施?”“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
中国大使是确表示:“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以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
“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中方大使问道。
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并未直截回答,他解释说飞机失事近两天,但只发现九名乘员和尸体,当时没有一个人活着。然后话题一转,他反问道:
“大使提出,大使馆是否可以派人去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
“可以这样理解。”中方大使道。
副外长当即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相信中方能在近期作出答复。”
在中方大使告辞的时候,额尔敦比列格说:“希望中方使馆尽快通知派什么人去、何时动身。”
4.2 启用专线电话
中方大使回到使馆已是9时30分。大家听后都感到事态突然,有些迷惘。大使指出事态的严重性,要求大家沉着镇静,注意保密,当务之急是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候国内指示。
大家各自散去,办理有关事宜。
但是,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说,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好,电报不能及时发生,最快也得四个小时以后。当时使馆未设电台,发电报只能经蒙古电报局。
众人心急如焚。
这时,大使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已封闭两年多,如能启用,岂不可解燃眉之急?
这种专线电话是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友好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的,是一种可以直通的高频电话。北京和乌兰巴托之间也顺便安装了这种电话。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专线电话也随之停用。当时也想到,启用这种专线电话是要担风险的。但事不宜迟,需要当机立断。
大使决定开封启用,有关同志立即行动起来,从库房里拿出一大串钥匙,一把一把地试着开,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北京电话台才叫通。但北京台托词外交部的机器坏了,不给转接。大使极力保持镇静,毅然决定先打国际长途电话,要求使用专线。
当日中午12时20分,北京获得飞机失事的消息。
14日上午,在外交部会议室里,姬鹏飞代理外长正在主持一个气氛非常严峻的会议,讨论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研究林彪叛逃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提出应采取的外交对策。会议一直开到中午12时尚未结束。
这时,一位值班秘书手持特急报告,连门也忘记敲便直奔姬鹏飞。
姬鹏飞读完报告后,向大家说了这样一句精辟的话:
“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
特急报告火速送到中南海。
毛主席、周总理在林彪叛逃后彻夜未眠。机毁人亡的消息传来,他们悬浮在心头的沉重石块终于落了地。周总理对驻蒙使馆在不明真相的条件下,断然启用封闭已久的专线电话,把我飞机失事的紧急情况以最快的速度传到国内,表示满意。
15日凌晨又接到国内指示:
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将遗骸送回国内。
4.3 现场惨状
9月15日下午6时,中方大使馆一行人抵达飞机失事现场。
现场位于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该盆地是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地势平坦开阔,到处覆盖着三四十厘米的茅草。飞机是由北向南降落,着陆点正好是盆地中央,坠毁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烧面积长800米,宽度由北面的50米扩展到南面的200米,呈梯子形。
环顾现场,便可看到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分外显眼,周围是一望无垠的荒原,蒙古哨兵在高坡上游动着,一片凄凉悲惨的景象。
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磨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了,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越来越广。
至200米处有一段带弦窗口的机身,其东南20米左右有一段左机翼,上有“56”号码。至320米左右有一扇舱门,门上钉有“旅客止步”的塑料牌,门车南30米处有一发动机。
约400米处有三个连装座位架和座垫,其东侧4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国”二字。
机头在530米处猛烈烧毁,只剩下镶嵌仪表的空架子和残碎机件,机壳都已化为灰烬。机头正东2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内展部分,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机头以南80米处有一个起落架。再向南200米,在未燃烧的草丛中躺着一个完好的轮胎。机头西北60米处是斜卧着的机尾,它的正南和东面20至40米处各有一个发动机。机尾上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清晰可见。
这些标志明白无误地显示这是我国民航256号飞机。
机头以北50米处散布着九具尸体,尸体中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旁边堆放着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
中方大使馆人员将尸体由北向南编成1至9号,并从各个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
根据事后查证,5号尸体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牙齿摔掉,舌头烧黑,胫骨炸裂,肌肉外翻。8号尸体是林彪的老婆叶群,是唯一的女尸,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左胁部绽裂,肌肉外翻。2号尸体是林彪之子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烧成焦麻状,表情痛苦,形状凶恶,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
现场遗物中有林立果空军大院0002号出入证。此外,1号尸体是林彪的座车司机杨振纲。3号尸体是刘沛丰。4号尸体是特设机械师邵起良,身穿皮夹克,九人中只有他的衣服未烧光。6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7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9号尸体是驾驶员潘景寅。这些尸体和一般飞机失事的尸体不一样,并非个个焦骨残骸,而是驱干都完整,大多是皮肉挫裂、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烧伤严重,系飞机附毁时摔撞燃烧所造成的。
由于燃烧时伴有一氧化炭中毒,尸体皮下呈樱桃红色,加之停放时间过长,个个僵硬肿胀似腊人。
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他们都作了准备。
4.4 按蒙俗埋葬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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