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之谜-晓亮-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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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以“小米加步枪”闻名于世的革命队伍中，似乎徐向前的队伍总是格外幸运。难道是上帝被他的“仁爱”之心所感动，独独垂青于他所领导的部队？或者他有什么独特的经济头脑和经济能力？　
　　其实，徐向前并没有搞生产和经济的经验。他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他没有成为一名职业农民。学生、店员、老师、军人，是他走过的生活道路。但他懂得经济保障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打仗，没有后勤工作寸步难行。他经常对人谈起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有时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是在做后勤工作。　
　　基于这种认识，徐向前每在一处建立根据地，除了战略上的考虑，必定还要考察当地的经济状况。当年红四方面军忍痛放弃川陕根据地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地人民和红军都面临饥荒、疫病的严重威胁。而每次战斗，他也非常注意向敌人索取部队的给养。　
　　徐向前牢牢记着他的家乡有这样一首民谣：“男人是扒扒，女子是匣匣，不怕扒扒没齿子，就怕匣匣没底子”。在革命队伍中，徐向前既做“扒扒”，也做“匣匣”。母亲那种“可以损己而利人”的高尚品质被他继承下来。在生活上，他体贴下属，关怀同志。长征途中，他很少骑马，而是让给年幼的警卫员和女同志，还把自己仅有的半袋大米送给生病的同志。一、四方面军会合前，他动员部队捻毛线，织毛衣毛袜，打草鞋，捐献粮食、药品、衣物，还嘱吒李先念一定要先帮助兄弟部队解决吃饭问题。而他们自己在翻越秦岭时还身着单衣，饥寒劳累，艰苦异常。　
　　没有什么上帝，也没有什么“特异”，有的只是徐向前爱部队、爱战士的仁者之心和智者之心。　
4．4　仁者无敌
　　爱自己的战士是容易的，难的是有时还要爱自己的敌人。　
　　徐向前被称之为“仁者”，不仅因为他懂得并且擅于爱自己的同志，更因为他懂得并且擅于爱自己的敌人。那么他为什么要爱敌人，又是如何爱敌人的呢？　
　　徐向前在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时，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纵观整个战局，非常重视改造战俘，以补充自己的兵员。对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更是十分关心，甚至亲自做感化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他的积极努力下，曾在阎锡山的碉堡建设局担任太原城防碉堡建设科科长的邢蔚，为解放太原做出了积极贡献，并于太原战役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阎锡山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兼晋南地方武装总指挥梁培璜，受到宽大政策的感召，帮助解放军做分化、瓦解阎军的工作；阎锡山的绥靖公署副主任兼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被俘后，徐向前以故友之情耐心而亲切地疏导他，使他进步很快，并在总攻太原时提供了重要资料。　
　　徐向前是一个务实的人，他对敌人也以诚相待，从而化敌为友，或许因为他是一个具有博爱之心的人，或许因为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无论如何，都显示了他做为一个军事家的雄才大略。抗战时期，冀南有一个反动的会门组织“六离会”，受汉奸操纵，专事破坏抗日活动，在南宫以东的李家庄杀害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等30余人。徐向前决定以武力解决之。部队开始行动前，徐向前在干部会上说：“打六离会不能像打日本人那样铁匠打石匠——实打实的干。要知道，六离会的人大多是本地的老百姓，有被迫的，有受骗的，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是我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打死一个得罪一家，就会削弱抗日力量。所以，我们的方针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用武力把他们镇住就行了，要多做反正的工作，多做瓦解的工作。”徐向前的政治攻势十分有效，绝大多数信徒洗手为民，主动交出武器，揭发为首者的罪行，六离会顷刻溃散。　
　　徐向前高瞻远瞩，大仁大智，以“仁者”之心化干戈为玉帛，从而使他所领导的军队所向披靡。　
　　　
　　　
1　从军“入道”之谜　
　　戎马倥偬，骁勇善战的贺龙，与朱德，刘伯承一样，是从讨袁护法从军入道的。但与朱、刘不同的是，其早期军事生涯带有浓厚的“泥腿子”味儿。　
　　那时，他搞武装斗争，经历了多次辗转起落，这其中有些过程仍然鲜为人知　
1．1　一把菜刀起家
　　贺龙原名文常，字云卿，乳名常伢。1896年3月22日出生于湖南西北部一个偏僻的集镇——桑植县洪家关。这一带山高林密，地瘦人贫，是有名的苦寒之乡。贺龙父亲贺士道以务农为业，兼作裁缝，一家九口人，薄田却不足两亩，一年到头，收入很少，生活相当艰难。　
　　贺龙排行老四，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出生时，全家高兴得不得了。族人乡亲都说，贺士道福分不浅，迟生贵子，以后定能多子多孙；也有人说，这孩子降生时，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恐怕不是凡人；还有人认定这孩子日后定有非凡的壮举。迷信、愚昧的村民们对这个小生命寄予了莫大希望，给孩子描绘出梦境般美好的未来。然而，现实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　
　　那时的中国社会已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不断加剧的年代。在无能政府的统治下和来自外来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一个自豪的民族走向了衰落。欧洲列强正在欺凌中国，侵吞中国的领土，强迫统治者接受带有掠夺条件的贸易，可软弱无能的统治者们对此却一无所措。当时，湖南、湖北连年发生严重的水旱灾荒，人民饥寒交迫，争食草根、树皮，饿殍枕藉，幼小的贺龙挣扎在饥饿线上。他长到六七岁时，依然衣不蔽体，食不裹腹。　
　　黑暗的社会，穷困的生活，使贺龙自幼愤世嫉俗，倔强好胜。1903年，父亲托人送他进本族私塾读书，祖父高兴地为他取了个学名叫贺平轩，希望小孙子能“平步青云，翔雾连轩”。然而，生性不羁的贺龙因受不了别人的冷眼歧视，不久便辍学回家了。这时，疼爱他的祖父已经病故，祖母见他读书无望，又特意将他的学名改为“贺振家”，希望他好好务农，来日振兴家业。这样，刚过十三岁的贺龙就挑起了家务劳动的担子。　
　　八、九岁时，贺龙由族人传授武艺，学会拳棒。从十三岁起，他出外谋生，和乡友结伴赶骡马，驮运盐巴、茶叶等，后兼做木货生意，奔走于湘鄂川黔边的崇山峻岭中。起初他身高不及马背，上下驮子要搭高板凳；寄宿客栈时，自己割草，自己喂牲口，不吃荤，不喝酒，一心想赚线帮父亲置买田产，振兴家业，被客栈老板称作“能吃苦耐劳的小骡子客”。可是，湘西一带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各隘口、要道的税局如狼似虎，不论贺龙怎样省吃俭用，一家生活终无多大起色。渐渐地，贺龙对振兴家业的观念发生动摇。　
　　辛亥革命前后，长江流域民主革命浪潮风起云涌，部分同盟会会员组建共进会，联络并吸收旧式会党。贺龙因从事驮运生涯，多次出入鄂西，见多识广，结交了哥老会中有影响的人物，间接地接受了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那时，他虽然没有参加推翻清王朝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但已认识到腐败的清朝政府和黑暗的社会必然要被推翻。他曾对人讲：“这个世界，只有推翻皇帝，穷人才有饱饭吃。”1913年，他在湖北施恩（今恩施）加入了哥志会组织的“汉流”，誓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奋斗。由于年纪小，十七岁的贺龙，改用贺云卿的大名，当了最小的“十排老幺”。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可是，胜利的果实却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买办阶级所篡夺。孙中山再次东渡日本，把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准备发动一场反对袁世凯的革命。　
　　这时，洪家关来了一个陌生人。　
　　此人叫名陈图南，贺龙的老乡，在日本留学时，参加同盟会后转中华革命党，给孙中山授命为川黔湘鄂联络使。1913年，他奉命加籍，名为小学教员，暗中组织人枪，筹划讨袁的武装斗争。这年秋天，陈图南慕名专程到洪家关拜访贺龙并留连两日。贺龙从他那里第一次系统地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并由他介绍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从此走上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道路，他的戎马生涯也由这里起步了。贺龙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对人说：“我清楚地记得，我不仅仅是签上了名字，而且还按上了手印。”　
　　贺龙常对人讲：“天不翻，日子没法过；手里没有枪，天就无法翻；穷人要翻天，手里要有枪。”1915年冬，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云南都督蔡锷宣布独立，亲率护国军插进四川南部，向北洋军阀开战，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为策应蔡锷起义，早在湖南开展讨袁斗争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在湘西酝酿举兵，授命贺龙到石门泥沙组织军队，准备发起反袁暴动。　
　　泥沙镇位于湖南石门县与湖北鹤峰县交界的大山中，有二百多户人家，一千左右的居民，镇上设有一个团防局，由湖南省督军警察队长唐荣阳的弟弟唐臣之充当国防局长，有八十多支枪，唐臣之仗着自己有权有枪伙同地方黑势力开赌场、设烟馆等，干尽了坏事，南来北往的商旅和骡子客，常被敲诈勒索得身无分文。远近的群众对唐臣之的所做所为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贺龙以前与马帮赶骡马经常来往于泥沙，也遭到过团防局的盘剥、勒索，早有心敲掉它，这次奉命来夺枪，正合贺龙之意。贺龙对这里很熟悉，与镇里的帮会组织、过往客商、团防士兵都有交情。这是个有利条件。　
　　时值腊月，贺龙与大姐夫谷绩廷带领一批志同道合的乡友，以赶骡马作掩护来到了泥沙镇。这时，大庸的中华革命党人罗剑仇也起兵讨袁，并派关佩卿带领一些人来泥沙镇搞枪支。　
　　相同的目的，使双方走到了一起。这天，他们来到镇上的永茂茶庄聚会，商量部署夺枪计划。　
　　“下了唐臣之的枪！”贺龙沉吟片刻，巡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说：“我们要干起来，不能老是两手空空，这次一定要把枪搞到手！”　
　　贺龙的决心已定。他们共同商量了三个方案：一是引蛇出洞，由大庸的吴佩卿、田子荣等在河滩开赌场，招引团防局的士兵出来赌钱；二是瓮中捉鳖，由桑植的赵卜然包一个烟馆，请来团防局士兵，然后一举抓获；三是劝说归附，由贺龙在饭馆里请客喝酒，同士兵结拜弟兄，连人带枪拉过来，一起参加暴动。　
　　他们认为，拆散兵团，打掉一些，搞散一些，争取一些是能够办到的，于是便分头行动了。　
　　腊月十七这天早晨，寒风凛冽。吴佩卿与田子荣等带着一些人在泥沙镇集市一头的河滩上摆开了赌场。只听吴佩卿一阵吆喝，看热闹的人很快便围了上来。　
　　果然不出所料，几个团防局的家伙远远看见人都往这边涌，赶紧凑过来，一看是赌场，马上叫嚷着要抓赌，田子荣看透他们的心思，赶紧塞了几个钱。他们一见到钱，马上也兴冲冲地赌了起来。一连几把，输少赢多，很快招引来了更多在集市上晃来晃去的团防士兵。　
　　贺龙这时也按原计划在“张本纪面馆”摆下了四桌酒席，请来了团防局的旧友新交，一群人正吃在兴头上。　
　　这时，只见谷绩廷匆匆跑来，压低声音对贺龙说：“好戏开场了！”贺龙一听心领神会，让谷绩廷陪客，自己拱手一声“失陪”转身疾步走进厨房，顺手拿了一把锋利的菜刀别在身上，神态自若地走了出去。　
　　贺龙一出大门，早已等候在门外的谷彩之立即迎上来对贺龙说：“现在机会正好，团防局已经空了，门口只有一个哨兵，唐臣之和一个姓王的队长正在里头抽大烟，板壁上有二十条枪！”　
　　“走！”贺龙一挥手，带着谷彩之等十人奔到团防局大门口，很快下了哨兵的枪，冲进屋里活捉了毫无反应的局长、队长两个大烟鬼。就这样，一枪没响，一人没伤，缴获了二十支“汉阳造”步枪。　
　　与此同时，面馆里那三十来个士兵在谷绩廷的鼓动下，对天发誓，要跟着贺龙干；河滩赌场上的吴佩卿等人也顺利得手，活捉了一批团防兵，缴获了一些枪。　
　　贺龙砸了团防局，夺了枪，泥沙镇上顿时炸开了锅。贺龙来到集镇中心，跃上石凳，大声喊道“父老乡亲们，刚才是我们提了团防局的枪，抓住了作恶多端的唐臣之，杀了王队长。想出头的就跟着我贺龙去打倒袁世凯和湖南那帮耀武扬威的狗腿子。我知道你们中间很多人都恨姓唐的，我劝你们跟着我贺龙一起干大事去，不愿意干的，我劝你们尽早离开泥沙镇，到外边去谋生路。不然，姓唐的哥哥从省里来了，他一准会报复的，到时候就会是野猪还愿，一拱而光！”　
　　贺龙话音刚落，整个泥沙镇顿时沸腾了。众多穷汉拥到贺龙跟前，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叫嚷着要跟着贺龙揭竿而起，兴兵讨袁。只见贺龙一声大喊，大手一挥，带领众人乘胜冲入泥沙镇附近的南北镇和皂市两地国防队驻地，夺取了四十余支枪。就这样，几天内，贺龙的队伍迅速发展到三百多人，打出了“湘西讨袁独立军”的旗号。　
　　贺龙率领这支刚刚组建的队伍，和慈利、大庸、桑植、永顺、龙山等县的各路起义军联合在一起，义军万余人，于1916年一月，连续两次围攻保袁势力驻守的石门，小试锋芒。由于地域宽广，兵力较分散，加上武器陈旧，民军缺乏训练，北洋军反攻石门时，贺龙不在，石门得而复失。贺龙回来后率兵再次强攻，石门攻下来了，但又遭北洋军重兵围剿，石门复得又复失。这些民军全都是各县农民刚刚组织在一起的，一旦打不开县城，人多数自动散伙，各回家乡了。一时间轰轰烈烈的义军行动、声势浩大的万人民军烟消云散。　
　　两次攻打石门虽然失败了，但从贺龙手无寸铁，一把菜刀起家，发展到组织起万余民军暴动这一壮举来看，确实点燃了湘西农村反袁斗争的烈火，充分显示了贺龙武装斗争的胆略，他的军事才华也初现端倪。　
　　贺龙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1915年反对袁世凯当皇帝，那个时候，我才十九岁，同盟会要我搞湘西暴动，我说好吧，立刻找些人把石门县（泥沙）团防局的枪提了。”　
　　三十年后，在延安出席“七大”时，贺龙在中共党员登记表上庄严写道：“1916年1月，在湘西领导起义，两次攻陷石门，起义群众万余人。”　
1．2　三把菜刀劈盐局
　　石门一役，贺龙的队伍被打散了，但各地民军首领还是要继续干的。　
　　1916年2月，蔡锷发动的护国战争，在四川形成两军对垒局面。为了策应蔡锷反袁护国，与四川护国军遥相呼应，贺龙在慈利和各路民军首领商定了两个行动计划。先派革命党人陈少南赴川搬兵讨袁，再利用旧历二月初二乡民为土地菩萨做寿之机，各县鸣放鞭炮，同时举行起义，分别攻占所在县城。　
　　贺龙返回洪家关不久，收到陈少南派人从四川捎回的消息，说护国军目前战争激烈，无兵可搬。　
　　贺龙决定自己想办法，重新把队伍拉起来。先搞到抢，这样，手里有武装，就不怕打不垮敌人了。贺龙首先想到了桑植县境内的芭茅溪盐局。　
　　芭茅溪是个小小的集镇，以北边坡谷遍地盛长一人来高的芭茅草而得名。这里虽只是个弹丸之地，仅住得三户人家，却是湘西通往云贵川鄂几省的边境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