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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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里，忽然听到房顶上传来鬼子说话的声音，我们立即钻了地道，地道口就在炕里边，睡觉前都要把地道口打开，以防万一。下面的地道四通八达，我和景陵爬着爬着失去了联系，周围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我经常不回来，不熟悉地道的走向，里面是那样静，仿佛世界上只有我一人存在了。不知道在下面呆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爬到了什么地方。上面的敌人走了没有？母亲怎么样了？这一切我都不得而知。在一个地道的拐弯处，我摸到了一个向上的脚蹬的坎，我猜想这是通向地面的，因搞不清是什么地方，也不敢贸然呼叫。等了好半天什么情况也听不到。突然“噔噔”响了几声，心想，这下糟了，敌人挖洞了。但好长时间，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在地道时间长了，又冷又缺乏氧气，憋得实在难受。心想：憋死在洞里，也不能让敌人抓去。这时，上面又微微传来咔吃、咔吃的声音，我这才恍然大悟，洞口上边可能是牲口棚，噔噔的声音大概是牲口踏蹄子，咔吃咔吃的声音是牲口在吃草。
　　设在地道内的医务所又等了一会，上边依然没有嘈杂的声音，我肯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就轻轻地敲了两下洞口的盖。上边有人问：谁？我说出我在家中的名字：我是英华呀！很快揭开了洞口，让我上来，原来这一家是在我家西南边二三百米处，和我家隔了一条胡同。给我揭开洞口的是我本家侄子齐迈，他赶快叫过来一个姑娘齐琪华，领我到她住的房子去。按辈数排，她叫我姑姑，我立即脱下泥糊糊的衣服，换上了琪华的衣服。琪华对我说：“姑，敌人正在你们家掘洞口，乱翻东西那！”至于其他的情况，她也不太清楚。这时，听到胡同里面有敌人喊叫开会的声音，我再下地道来不及了，敌人已经走进琪华家的院子里。我急忙拿起火柴蹲在锅台前，低着头装作点火做饭的样子。敌人进屋用枪逼着让去开会，我就随着琪华一家人往会场上走，正好穿过我家的前院，我偷偷地看到敌人正在我家出来进去抢掠东西往外抬。会场就在我家门外的场院里，已被敌人强迫赶来了好多乡亲，几乎全村的人都在这里。我熟悉那一张张可亲的面孔，我熟悉那一副副慈祥的心肠，当然乡亲们也非常熟悉在他们身边长大的我，对我突然出现在人群中也感到万分惊恐，心中为我捏着一把汗，担心着我的安全。我从乡亲们表情中可以看出，这种惊恐是短暂的，很快就平静下来了，显然是为了不被敌人看出破绽。他们明白，被敌人包围就是因为我回来了。
　　我来到人群中，好心的乡亲们赶快把我按下，蹲在他们脚下。他们人靠人的站着，像密不透风的一层层人墙，不分排，不分队，又挤又乱地站着。乡亲们暗暗地告诉我会场上的动静，一会儿说我家的箱子抬出来了，一会儿又说柜子抬出来了。敌人的叫喊声我也听得一清二楚，大概敌人发觉我已钻入地道无法抓捕，就声称要找“齐家老太太”。我想母亲到哪里去了呢？景陵又到哪里去了呢？一会儿听到有人说房子烧了，又说敌人快走了，正装车拉东西哪！正在轻轻地议论中，啪啪两声枪响，敌人走了。我家的一位帮工和村里的一位老百姓都被敌人打死了。是我连累了他们呀！疯狂的敌人，没有抓到我就在两个无辜的老百姓身上报复啊！
　　齐岩说的这个村，是高阳县庞家佐村。这村在冀中，算是个中等村，有400多户人家，齐家在村里是大户。是个抗日力量很强的老根据地，她那天和丈夫周景陵——《团结报》社社长给堵在家里，一来是因为村里有个叫齐平庄的汉奸悄悄去边渡口据点告了密——这个汉奸1947年已被处决；二来是因为那天大雾，对面不见人，等发现敌人，鬼子已扑进村来了。在危难之中，齐岩就是靠地道，靠村里父老乡亲们用性命、用自己瘦弱的身躯掩护，才活了下来。那天被打死的两个人，一个是齐岩家的长工，一个是“甲长”齐小生，他们既交不出“齐家的闺女”，也交不出“齐家的老太太”，而日本人这趟出来，二死一伤，其中还死了一个军曹，心中好不窝火，心想中国人打死我们二个，我们也得打死二个中国人，否则是“大大的不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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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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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有人要说，齐岩毕竟是在自个家里，情况熟悉，又都是乡里乡亲，遇到危难，大伙自然要帮上一把。那些家不在冀中，或者是有家难归的干部们怎么办呢？没别的法子，只有自己到百姓中去找一个家。这就是当时所说的“救命户”，也叫“堡垒户”。和这家人同吃同住，生死与共。老人们说，这种堡垒户，得找那种家里人口少、小孩少的人家，以免互相串门走漏风声；得找那种地理位置好，最好是独门独院，靠近村边的人家。当然最重要的一条，要找对抗日有较高认识的人家，但也不能太红了，太红了也危险。据说这种人家，“仅饶阳一县就有一千几百个，”而一旦敌人发现某家“窝藏八路”，“一家人可能被抓被杀，房子财产可能被烧被毁。”真是血海般的干系啊！抗日的干部，受伤的战士以及干部的家属，就都是这样靠“救命户”生存了下来。甚至连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也是住在“救命户”，一住一年多，学了一口安平话。
　　妇女们向地道内送饭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住在一起，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百姓想尽办法为抗日干部的生活和安全操心操劳，干部们则帮房东干点活，帮孩子学点文化，亲如家人，多少年也忘不了。收留日本反战战士的郭大娘，在送走在一起住了一年多的“日本儿子”西村、津田、吉冈等人后，迈着一双小脚，走了三十多里，到关系家打听西村等人走后的情况。解放后任石家庄专署专员的韩启民，刚有一月9元的津贴费，就想起老房东，买些东西寄去。她说“实行工资制后，我的工资也多了，每逢过年过节，我都捎几十块钱给二位老人，从未中断过。”直至近些年，当年的老房东虽已过世，但与他们的子女还一直有联系，经常像亲戚一样走动。抗日干部与百姓如此血肉相连，令日本人头痛不已，日华北派遣军作战主任曾在谈话中说，冀中“军队、农民混成一片，组织极为坚强。”日军41师团参谋铃木重雄中佐也说：“冀中之战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战。”
　　不过，不管是住在自己家里也好，还是住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堡垒户家里也好，因为鬼子、汉奸到处乱窜，仍不免闹些玄事：韩启民老人曾回忆起这么一件事：1942年初冬，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的阶段，党内个别不坚定的人脱党了。分区文建会有一个人就是因为怕死，回家了。他住在饶阳县三区的一个村庄，地委让饶阳县委副书记李太转给我一封信，叫我去找那个脱队干部做动员工作，使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当天傍晚，我就出发了，与我同行的是三区区委书记乔民。为了缩小目标，乔民在前，我在后，拉开老远的距离。
　　我那时是女扮男装，头上扎个白头巾，个子又大，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是女同志。走到王岗村南边，迎面来了一个人，又高又大，40岁左右，面带一副凶相，与我擦肩而过。这个人大约过去了三四步，啪地转过身来，厉声说道：“站住！干什么的？”
　　我迅速用手枪逼住了他，反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这时，那人也用手枪逼住了我，说道：“你是八路吗？”
　　从问话中，我料定他是敌人。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想来个先下手为强，扳动了枪机。万万没有想到，子弹臭在枪膛里了，没打响。那人见我先发制人，连忙对着我也扳动了枪机。巧得很，他的枪也是个臭子，没打响。他怕我退膛再装子弹，我也怕他退膛再上子弹，于是，他抓住我的枪头，我也抓住他的枪头，在一起扭打起来。从路南的打谷场边，打到路北的房根底下，又从路北的房根，打到路南的场边，不分胜负，难解难分。在滚打的瞬间，我瞅了一眼乔民，他还大踏步地向前走，我高声喊道：“老乔，老乔，有特务！”
　　乔民听到我的喊声，急忙赶回来。我对乔民连声喊着：“他的枪不响，没有子弹。”在距我和特务六七步远的地方，乔民朝着特务开了枪，乔民的枪响了，但子弹卡壳了，没有打出来。
　　那特务一看他们是两个人，忙不迭地爬起来跑了。如果韩启民是一个人遇到这个特务（据说是九分区部队的一个司务长，是个叛徒），如果那个特务子弹没卡壳，如果乔民的子弹打出去了，但不幸打中了自己人，那么没想到三个人居然都是臭子，真是玄之又玄啊！老人们告诉我们，那个年月，比这更玄的事情也有的是，有的说，一次屋里没洞口，却误以为有洞口，一有情况，敌人都快进屋了，这还没找着洞口呢。有的说，一次敌人都上房压顶了，屋里还不知道，还在那不紧不慢地印报呢
　　既然说是玄事，那就是说，最终还算万幸，没有出事。可在许多情况下，恐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藁无县三区一位抗日干部蒲小偏，被敌人抓去后严刑拷打，1942年12月27日，日本人把四肢伤残、血肉模糊的蒲小偏用马车拉到赵户营村东头，四周架上机枪，几个骑兵围着乱转，中间圈着三四百被日本人赶来的百姓。百姓们都认识蒲小偏，看到年仅24岁，从小干农活，一副好身板的蒲小偏被打成这个样子，都难过地低下头。一个汉奸过来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我吸锅烟再说。”蒲小偏毫无惧色，一边吸烟袋锅，一边大骂。日本人气极了，先剁去了他的双脚、双手，又剁去他的四肢。接着又强迫老百姓每人用红缨枪刺一枪。蒲小偏大骂敌人，并用目光示意一位干部刺死他。这位干部忍着悲痛，咬紧牙关，“噗”地一枪，受尽残害的蒲小偏才死去。在场的百姓泣不成声，日本人也没趣地又叫嚷了一通，滚蛋了。日本人一走，百姓们扑过去收拾着蒲小偏被剁成七八块的遗体，无不痛哭失声。齐岩老人是这样叙述那段岁月的：“我们白天隐蔽，晚上出来活动，开会研究工作，或找村干部谈话了解情况。工作完了，还要转移到另外堡垒户家或到别的村去。在最残酷时，每晚集合听到的不是某某同志被捕了，就是某某同志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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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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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老人说，那段日子，真是“阴森岁月，度日如年”。有的老人却说，当时也不觉得苦，反正横下一条心，大不了是个死。大概是各人的体验、个性不同吧。不过共同的一点是，谁也不愿过这样的日子，都盼着早日熬出来，盼着能到没有太阳旗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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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路西去，到路西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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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旅美女作家，曾写过一部在国内也颇有影响的中篇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反映了大陆一些人出国去美国的骚动和热望。一次采访时，我们曾随意问过一位冀中的老人：
　　问：您看过一部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吗？答：看过。（笑）如今的年青人，一说去美国，就跟我们当年奔延安，从“五一”大“扫荡”后的冀中去路西根据地一样。
　　去往路西的路程是难忘的，又是充满艰辛的。当时到路西去有两种方式，一是组织上通过收容，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起走；二是自己单独走。过路的方向，一是从北边白洋淀走，转到平西（北平以西）去；二是在新乐等处过路。
　　每个人到路西去的过程，都是一个出生入死的故事。
　　■大树刘庄——大马庄——议庄“五一”大“扫荡”后，许多部门组织了收容队，悄悄在已被日本人占领的冀中各地收容失散的干部、战士，然后视情况，组织他们一批批分头到路西去。
　　冀中军区火线剧社也组织了收容队，就驻在离河间县城八里地的八里堡村一带。火线剧社的李惠老人回忆说：“一天，火线剧社的社长苏路同志来，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军区政委程子华同志电令九分区政委魏洪亮同志，将火线剧社的同志们集中起来，派队伍护送到平汉路西，以便担负新的任务。苏路同志说：‘我已设法通知所有能找到的剧社同志，今天都到这里集合，’顿时大家活跃起来，奔走相告，心中有抑制不住的喜悦。到傍晚时分，陆续集中了四十来位同志，见面后来不及谈论别的，首先讨论行动计划。就在郭家村郭鹏举家一间房子里，炕上炕下都坐满了人，不能点灯，在黑暗里大家热烈讨论起来，先由苏社长谈了打算，‘明早魏洪亮政委到达蠡县军庄，约我们明天八点以后到军庄找他联系，看他有什么指示。现在需要派个同志即刻出发。’苏路同志话音刚落，好几个同志争着要去，最后还是决定由我去取得联系。”
　　李惠回忆说，从河间郭家村到蠡县军庄，打一个来回要120里，所以他即刻出发，大伙都眼巴巴地等着好消息呢，一路猛走，几次遇险。他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夜，”他写道：
　　我一路上飞奔前进，一口气就跑了二十多里地，忽然，雷闪交加下起雨来，把我浇了个落汤鸡，而且，因找不到北斗星而迷失方向了，只好到村里去找向导。夜深人静，不了解村里有无敌人，敲了好几家的门也无动静，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忽见远处有微光闪闪的灯火，我跑过去悄声叫“老乡”，连叫数声不答应，走近一看，旁边躺着一个人，上去用手一摸，原来是一具冰冷的死尸，我立即出了一身冷汗，三步并作两步跑开了，到了村外才停下脚步。眼前好几条路究竟走哪一条呢？万一走错了路，误了大事岂不糟糕！我想了想，还得决心去找向导。我在村边找了一家，用最大的耐心敲起门来，敲敲，停停，约摸有半个钟头，忽听墙头有人悄声问道：“你是哪边的？”“老乡，我是八路军，咱们这边的呗！”“我在墙上瞅了你半天，看你不像那边的”，说着他给我开了门，告诉我说：“敌人特务经常化装成八路军，半夜三更来叫门，我们上了好几回当了，所以不能冒冒失失开门。”我请老乡给我带路，老乡二话没说就领我走了十多里地，然后告诉我：“从这边往西顺大道再经过三四个村庄就是军庄。”我连声道谢，辞了老乡，又踏上了旅途。一路上尽是高低不平的水洼，深一脚浅一脚，不知摔了多少个跟斗，约摸走了二十来里地。过了三个村，似乎应当是军庄了，我顺着村中的大道蹒跚前进，忽然看见旁边有个大门开着，心想这倒不错，不用叫就开了，我且进去看看。进了大门，只见横躺竖卧睡了一院子人，四处鼾声大作。我往身边仔细一看，一个皇协军正坐在那里抱着步枪在打盹呢，我这一惊非同小可，赶紧退出门来撒腿就跑，一气跑了足有十几里地，又到了一个村庄，脚步才慢下来。究竟哪是军庄呢？刚才那个村敌人正集中民工修炮楼，不像是军庄，这个村是不是呢？一旁又一处门开着，有上次教训这次不敢贸然进去了，我贴着墙根偷眼向里张望，哈哈，我顿时心花开放，我认出了这个地方，一年前我们和42地区队在这里赛过球，那就是那个篮球场。没有错，这就是军庄。
　　夜晚去叫老乡是困难和危险的，于是我退出村来找了一块苇地想先休息一下，找到了军庄，心里踏实多了，在一块草地上一躺，立刻酣睡过去。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我到村里找到村